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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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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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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外婆

昨夜入梦,竟又回到了何家大院。

青瓦叠着青瓦,在月光下泛着旧年岁的润泽。竹影悄然爬上石阶,风过时,沙沙地,仿佛还卷着几十年前炊烟的余温。而外婆——她站在院坝中央,不是我所熟悉的、清瘦而沉默的老太太,竟是鲜衣怒马的少女模样。身姿高挑,肤光如月,眉眼流转间,尽是未经历风雨侵蚀的明亮。

梦醒时,枕畔微凉。心里那潭沉寂已久的水,忽然就被什么搅动了,漫起一阵又一阵酸涩的涟漪。

关于外婆的记忆,大多是零碎的。像被时光不经意打翻的珠玉,东一颗西一粒,捡拾起来时,总带着朦胧的温润。

外婆家住在达县张家乡,高桥水库边上。离我家十里路。自我记事,逢年过节,母亲总爱牵着我去。后来才明白,在几个孩子里,母亲独独常带我,许是因我安静,不闹腾,更适合陪她回娘家,承欢那份她自己也羞于直言挂念的亲情。

外婆本是渠县林家砬大户人家的女儿。不知哪一年,嫁进了何家,从此便与娘家切断了联系。像一株被移栽的植物,在陌生的土壤里,自己生出根来。80年代,曾有娘家的后人辗转寻来,想认亲。她却婉拒了。乱世里飘零太久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温情,第一反应竟是怕——怕又是命运设下的一道坎。

何家也曾显赫。外公的祖父做过垫江知县,是方圆百里说得上话的人物。可惜到了外公的父亲,身为长子,却染上烟瘾,一点点把祖田祖产烧成了灰烬。1949年土改时,倒因祸得福,划成了下中农。命运吊诡,常常如此。

童年去外婆家,最吸引我的,是那张雕花大床。木色沉静,围栏高耸,上面细细刻着缠枝莲纹,古雅庄重,与周遭粗粝的农家陈设格格不入。外婆的床永远收拾得一丝不苟,铺盖平整得没有一丝皱痕,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固执地守护着一份褪色的体面。后来才知道,这份体面背后,藏着何家最深的痛——外公是在1963年,那个被饥饿刻进民族记忆的年岁里,活活饿死在这张床上。曾经的官宦之后,终是没能敌过时代的尘埃。那张华美的床,成了这个家族无声的祭奠。

大舅妈曾唏嘘地回忆:她刚嫁过来时,二舅和幺舅才十来岁,穷得连条囫囵裤子都没有,上学穿的裤子竟然是麻袋片拼接缝制的;大舅去参加招工面试,全身家当就是一条补丁摞补丁的短裤。外公走后,外婆守了三十多年寡。那份长夜的清冷与白日的重担,她从未与人言说。就靠着大舅在煤矿那点微薄的薪水,她竟咬牙供两个小儿子读完了高中,又风风光光地给三个儿子都娶回了贤惠能干的媳妇。更难得的是,儿子们成家后,兄弟妯娌多年不分家,和睦得让邻里羡煞。一个没读过书,也没做过重活的女人,凭着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与过人的心性,硬是在风雨飘摇里,把这个家撑住了,撑稳了。

母亲是1962年嫁到任家去的。那时外公尚在。她婚后第一次回娘家,看见两个年幼的弟弟抬着沉重的水桶,颤巍巍地要去很远的水井打水,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每天奔波在那十里路上,先到娘家,把水缸担得满满的,再赶在天黑前回自己家做饭。母亲的孝,是刻在行动里的,我想,那一定是从外婆身上继承来的——那种对家人笨拙又毫无保留的守护。

在我的印象里,外婆从不慈祥。她严厉,甚至有些刻板,尤其嫌我嘴笨,见人不会甜腻地喊。可每次她来我家,那双看似干枯的手,总能在口袋里变出惊喜:几颗快要融化的水果糖,两块油纸包着的麻饼,或是一小截清甜的甘蔗。那甜味,混着她身上干净的、淡淡的皂角气息,成了我童年关于“被爱”最具体的注解。外婆吃得极少,每餐只浅浅一碗,心也淡,无欲无求似的,就这样清清净净地活到了八十三岁。奇怪的是,那些年,我竟不太愿意想起她,仿佛她的存在,连同那段清贫的岁月,都是我急于逃离的某种背景。

1992年,我工作第三年。回老家,母亲轻声嘱咐:“去看看外婆吧。不用给钱,她也没处花钱了,买点软和吃食就好。”我在途中的冯家庙小店,买了几包威化饼干和面包。那时外婆家早已分家,她轮着在几个舅舅家住。

见到外婆时,我心头猛地一揪:那个一向整洁挺直的老太太,怎么缩成了那么小的一团?嶙峋,干瘪,皱纹深得像是用刀子刻进去的。我把东西递过去,她伸出双手来接——那双手,枯瘦,布满深褐色的斑点和厚厚的茧,却异常有力。她一把攥住我的手,紧紧的,像抓住一段即将漂走的浮木。我有些慌,下意识想抽回,她却攥得更紧。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那时太年轻,不懂那紧紧地一握,已是告别。她病了很久了,时昏时醒。我陪她坐了半个下午。阳光从木格窗慢吞吞地爬进来,空气里有灰尘浮动的轨迹,安静得压抑。我竟坐不住,心里生出些许烦躁,想逃开这令人无力的暮气。临走时,我提高声音说:“外婆,我走了!”唤了好几声,她才仿佛听懂,手指一根一根,极慢、极不舍地松开。眼神追着我,浑浊的眼底,有一种孩子般的依恋和茫然。

那个眼神,像一枚生锈的钉,楔进了我的记忆里。往后三十多年,每次想起,心就被扯得生疼。当年那份想逃离的冲动,成了我对自己永远的责难。

母亲后来告诉我,外婆其实是疼我的。我读书成绩好,她是欢喜的,只是她的欢喜,藏在一副严厉的面孔之下。直到1987年高考前,我才真切地触碰到这份深藏的疼爱。

那时,外婆竟颠着她那双小脚,和母亲一道,背着自家的菜油、糯米,一路打听,找到了我就读学校的教导主任李永言老师——他是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外公的亲表弟。外婆找到他,没有寒暄,只笨拙地、反复地说:“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家这外孙,让他考上大学。”那天,我被留下在李老师家吃饭,受宠若惊。后来我高考发挥失常,差本科线三分,外婆急得夜不能寐,又和母亲商量,让舅舅设法托到县里一位何姓领导,想把我送进达师专。虽然最终我去了北方一所学校,未能如愿,但她为我踮起小脚、四处奔波的模样,从此在我心里定格成一尊温暖的雕塑。

如今清算,我欠她的,实在太多。她未曾吃过我买的一口饭,未曾花过我挣的一分钱。甚至1994年她去世时,我都未能送她最后一程。那时我在北方深山里工作,家人瞒着我,怕路途遥远,耽误工作,也费钱。等我知晓,黄土早已隔开了今生。母亲告知我时,语气里有小心翼翼的歉疚。我懂她的好意,可我心底那块空缺,再也无法填平——外婆的墓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没有我。

外婆一生,生养了六个孩子,养大了三男二女。母亲叫大舅“二哥”,那么在大舅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孩子,夭折在那些风雨如晦的黎明前。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她用一副瘦弱的肩膀,为儿女、为我们孙辈,撑起了一片也许逼仄、却绝对安全的屋檐。她没有留下什么名言壮举,只是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坚韧”与“善良”最朴素的写法。她是我心中,一座无字却巍然的丰碑。

岁月深深,何家大院的青瓦上,想必又添了新的苔痕。外婆的身影,也早已化入清风明月。可记忆是有温度的——手心里黏着的糖纸,那双紧握不放的、枯瘦的手,夕阳下为我去求人而蹒跚的背影……它们从未离去,都成了我生命底色里,最温暖,也最心酸的一部分。

外婆,如今我也当了爷爷,我终于读懂了您的严厉里饱含着多深的期待,您的沉默里藏着多浓的关爱。只是这懂得,来得太迟,迟到一个拥抱、一句感谢,都已无处投递。

唯愿在另一个世界,您能卸下所有的重担,不再是那个为儿孙操碎心的何家媳妇,而是做回我梦里那个眸光清亮、无忧无虑的少女。愿您有清风常伴,有明月相随,再无离散,永享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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