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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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载，心中总缠绕一事——为我的发小孬牛写些文字。提笔数次，却不知从何说起。
孬牛，大名何朗，离世已二十多年。他总在不经意间闯入我梦里，身影模糊，却执拗不散。
记不清是哪年春节前，我回老家，路过青冈林边的乱坟岗。荒草丛中，一座孤坟悄然独立。问起，竟是何朗的墓。一股寒意倏地渗进骨缝，裹挟着四野的荒芜。我在坟前默立良久，终究没有举起相机，也不忍上前惊扰，只在心里默默祈愿：愿流逝的岁月，能护住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安宁。
童年懵懂，不知情谊为何物，只记得一同摸鱼捞虾、追逐嬉闹。即便是在那些黑白颠倒的年月，我们也跌跌撞撞地长大了。
孬牛比我小半岁。他是家中独子，上有四个姐姐，自小备受宠爱。那时我最羡慕他两件事：一是他总能吃上白米饭——家里专给他备一只铝饭盒蒸饭，其余人只吃红薯；二是他从不用干活，放牛、割猪草、拾柴火，都与他无关。
他父亲原是高中数学老师，地主出身，后来被划为右派。祖上是地主，家族坟冢就在我们大院西边，大如屋舍，据说葬着他祖父与曾祖父。坟前浮雕，刻满花鸟人物。儿时我们常捡石块去砸，口中高喊“打倒蒋介石”之类莫名其妙的口号。每逢这时，他母亲便冲出来，尖声咒骂我们这些“背时鬼儿”。那些口号，其实正是从她那儿学来的。
或许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尤其像他家这般，子女多、负担重，争吵总是难免。记忆中他父母一吵架，母亲便骂父亲是“孔老二”“蒋介石”。
他家属一队，我们大院属五队，田土之间有界，因而他们一家在院子里显得格外孤零。屋子四面漏风，砌猪圈的条石是从古墓捡来的，人说这坏了风水。但他父亲从不信这些。他总蹲在地上，用土块演算数学题，院里石坝上常写满长长串的数字符号。后来听说，他是在算哥德巴赫猜想。他脸上从无悲喜，沉默如石。
孬牛的大伯解放后被镇压，大妈随之自尽，留下一双孤儿。是他父亲收留了这两个孩子，供他们读完大学，各自在外成家立业。
最深的记忆，是大队开批斗会。高音喇叭一响：“社员同志们注意了，马上到小学开会！”大人撂下碗筷就往学校赶，我们小孩也嘻笑着跟去凑热闹。喇叭里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持枪民兵押着各队的“坏分子”站到最前头，面向群众。有人搬来高凳，把一些人揪上去，脖挂铁丝勒着的木牌，打了红叉。孬牛的父母就在那列“地富反右坏”的队伍里，低着头，接受批斗。会场群情激愤，口号震天。每喊一声，就有人把他们的头狠狠按下。我发现，那些被批斗的人，整场会议都竭力埋着头，直到结束，才被民兵押着默默离开。孬牛的父亲更苦，有一次，我亲眼见人将一条“豁拉子”（毒毛虫）放上他脖颈——那滋味，生不如死。幼小的我，心里竟也掠过一丝不忍。
因这样的家世，孬牛一直自卑寡言，少与孩子玩耍。我却常和他在一起。一来我们年龄最相近，二来他家书多，他能一本接一本地偷出来。我常一边拉风箱做饭，一边看他拿来的书——更多时候，书页被撕下叠成“洋牌”。我和哥哥几乎赢光了他家所有的书，那时沉迷其中，常忘了吃饭。
因我常与他玩，他母亲待我也格外亲切。他父亲话少，见我却总会主动说几句。何朗与我同年上学，同班。约莫三年级时，他大他五六岁的四姐插到我们班，许是为护着弟弟。五年级，我们一同参加全公社数学竞赛，并列第一，给村里小学挣足了面子。人都说，我们那院子风水好，出读书人。
上初中后，我们不同班了，只仍结伴上学。那时我在公社中学风头正劲，被老师称为“尖子里的尖子”。但在何朗面前，我常自觉不如。一些难题，老师尚且束手，他却能轻易解开。
可他依旧活得卑微，上学仿佛只是混日子。我则从初二下学期开始，混进一个小团伙，不再认真听课，终日聚在粮站后檐下打牌赌钱。而他，连“混”的资格都没有。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他父亲得以平反，补发了一些工资，家境渐渐好转。我俩先后上了高中，我比他早一年，见面少了。一次约去水库游泳，我忽然发觉，他已长得挺拔高大，比我高出些许，一头天然卷发，全然是个俊朗青年了。我心里竟暗暗生妒。
后来我去包头读大学，大二时收到他的信。信封上“何朗”二字格外醒目，颜体，大气从容。才知他考上了合川的一所大学。又过一年暑假，家人说何朗疯了——因与教授女儿恋爱，被另一个追求女孩的“社会人”打成脑震荡，休学回家疗养。我回去时，未能见到他。
工作后我去河北，两年后，偶然听说孬牛死了。听人描述，他治疗后返校完成学业，分配至老家镇中教书，已报到，即将入职，却旧病复发，打骂父母。家人商议，用铁链将他锁住，如拴狗一般。不知哪一日，人就没了。这些事，我都在他离世很久后才知晓。当时眼中蓄满泪，却一个字也吐不出。
二十多年过去，许多往事已淡，唯他总入梦来，梦境却总是混沌模糊。
前些年回老家，特意去镇上探望他父母。他们已搬进新买的楼房。父亲年逾九十，身子还算硬朗；母亲八十八，疯癫多年，常年关在一间小屋里，总在夜深人静时，发出阵阵凄厉的长嚎……
（后来再回去，听说他母亲也已走了。我默默叹了口气——老人总算解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