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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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男性凝视下的女性物化：从身体到工具的降格
在《白鹿原》里，从男性视角去书写的时候，女性一开始就被当作是欲望方面的客体，同时还是家族利益的工具，她们的主体性以及人格尊严，就这样或有意或无意地被遮掩了起来。
男性角色对女性的观察以及描述当中，存在着极为强烈的生理性凝视。就拿白嘉轩挑选妻子时的情况来说，他所关注的点在于吴仙草那“丰腴得肩膀以及浑圆的臀部，并且还有一对大奶子”，而这实际上指代的是其颇为旺盛的生育潜力。在黑娃的眼中，田小娥的“粉白雪亮的胳膊”还有“颤悠悠弹着”的奶子，更是直接将其情欲给点燃了起来。这样的一种描写并不是要展现出女性独立的人格魅力，反而是借助男性欲望所构建起来的滤镜，进而把女性的身体客体化以及感官化了。就如同相关研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男性通过去审视女性的身体，以此来达成视觉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满足，他们会把女性当作是一件精美的器物，要么是去观赏一番，要么就是将其收藏起来”。甚至就连女性的“三寸金莲”也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一种能够唤醒男性欲望的性器官，鹿子霖抚摸田小娥小脚的那些细节，恰恰就是这种变态审美的一种具体体现。
功能化定义：生育机器与家族工具。在宗法社会当中，女性被赋予了明确的功能性角色，其核心价值就在于“传宗接代”这件事上。白嘉轩接连娶了七房妻子，他这样做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其父亲白秉德所施加的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方面的压力。他的母亲白赵氏更是直接且毫不掩饰地说道：“女人只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罢了，一旦破了、烂了、揭掉了，那就再重新糊一层新的。”吴仙草因为接连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所以被赞誉为白家的“功臣”；与之相反的是，白孝义的妻子由于无法生育，面临着被休弃的险境，甚至白嘉轩还亲自策划了一场“借种生子”的荒唐闹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价值被彻底地工具化了，最终沦为了家族血脉得以延续的生物学媒介。
女性还充当着男性利益结盟的象征角色。田小娥被她父亲田秀才转卖给年岁已过古稀之年的郭举人当作妾室，这无疑是一桩典型的以财物为标的的交易行为；而冷先生把女儿鹿冷氏许配给鹿兆鹏，其目的就在于要巩固冷家和鹿家之间的关系，这可说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联姻之举。在这类交易当中，女性作为女儿时所怀有的个体意愿是被彻底无视掉的，她们只不过是父亲能够随意加以处置的所谓‘礼物’罢了。
3. 伦理评判的双重标准男性视角对女性的道德评判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标准。田小娥因追求情欲自由，先后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发生关系，便被钉在“婊子”“烂货”“荡妇”的耻辱柱上，最终被亲翁鹿三残忍杀害。对于男性角色的风流韵事或欲望放纵，如鹿子霖的四处拈花惹草，叙述者则表现出相当的宽容。黑娃、白孝文等人在经历“堕落”后，仍有回归祠堂、重获社会认可的机会。这种评判机制深刻暴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权与道德霸权。
二、 宗法制度对女性的系统性规训与压制
以白嘉轩作为代表的宗法权力，凭借一套完整的礼教、族规以及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内容，针对女性展开系统性的规训操作，使得女性不但被迫处于服从的状态，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会将这套价值观内化到自身当中，进而变成对女性进行压迫的同谋者。
1. 礼教的内化与“去女性化”长期处于男权文化的熏陶之下，不少女性在不知不觉间便把具有压迫性的伦理规范当作自身行动的准则来遵循。白赵氏身为一名女性，然而她却运用最为冷酷的言辞将女性物化，进而成为了男权极为坚定的维护者。吴仙草在新婚当夜，尽管身上佩戴着辟邪桃木槌，可在白嘉轩满心怒意的情形下，她主动将其扯下，即便冒着可能会‘克死’的风险，也要去满足丈夫的种种欲望，这就意味着她的自主意识已然彻底脱落，自此之后便完全认可了‘贤妻良母’这样的角色定位。她们所展现出的行为，就好比福柯的规训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从外部依靠强制手段再到内部依靠自我监控来达成的过程。
2. 家族权力的空间与制度压迫祠堂、乡约与族规是男性权力的物化象征。田小娥因“不洁”之身被永远禁止踏入祠堂，这意味着她被排除在宗法共同体之外。当她与黑娃的爱情挑战了族规，便遭到当众鞭笞的残酷刑罚。白灵因反抗包办婚姻、追求革命理想，被父亲白嘉轩宣布“权当她死了”，彻底从家族谱系中除名。男性通过控制空间（祠堂）和定义规则（乡约），实现了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禁锢。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框架之下，婚姻对于女性来讲，往往就是一片情感方面的荒漠，其中鹿冷氏所遭遇的悲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她一直严格恪守着妇道，然而却始终未曾从丈夫鹿兆鹏那里获得丝毫的爱意以及应有的尊重。在长时间处于近乎‘活寡’的生活状态之中，其正常的生理欲望同极为严苛的道德教条在她的心灵深处展开了极为激烈的相互撕扯。等到她因为公公鹿子霖的轻薄之举而逐渐有了意识觉醒的迹象，进而尝试着去进行反抗的时候，所得到的回应却是更加无情的羞辱（‘你才是吃草的畜生’），甚至还遭受了来自自己亲生父亲所给予的毒药。她最终陷入疯癫并走向死亡，这无疑是吃人的礼教针对鲜活的人性所实施的最为血腥残暴的一种绞杀行为。
三、 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反抗及其宿命性悲剧
在遭受压迫之际，白鹿原上的女性并不是完全被动顺从的，她们采用各不相同的方式展开了抗争活动。不过，在由男性视角所构建起的叙事框架当中，这些抗争要么被有意地加以扭曲，要么其走向最终会被导向毁灭的结局，进而难以对那原本就极为坚固的性别秩序造成任何撼动作用。
1. 田小娥：本能驱动的“恶之花”田小娥的反抗是自发且本能的。她通过用尿泡枣来报复郭举人，还与黑娃私奔去追求爱情，这些都是对她所处那种非人处境的一种反叛。不过，她所拥有的武器仅仅只有自己的身体而已。在失去了黑娃给予的庇护之后，她被迫要在鹿子霖与白孝文之间来回周旋，其反抗也从原本追求爱情逐渐异化成了生存方面的挣扎以及畸形的报复行为。男性叙事把她定义成“恶”的化身，她的死亡不但没有引发人们的同情，反倒使得原上的人们“拍手称快”。那用来镇压她魂魄的六棱砖塔，象征着男权社会对于叛逆者最为彻底的否定以及封印。
2. 白灵：被“去性别化”的理想符号
白灵属于白鹿原上有着最强烈自觉反抗意识的女性群体。她坚决拒绝缠足这种传统习俗，积极争取上学接受教育的机会，毅然决然地退出由他人包办的婚姻，还投身到革命事业当中，几乎彻底冲破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所有束缚。不过，在男性主导的革命叙事框架里，她的女性特质遭到了刻意的弱化处理。她被称作“同志哥”，其形象逐渐朝着“类男性”的革命者方向靠拢，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去性别化趋势。她的牺牲虽然极为壮烈，然而死于内部肃反这样的结局，也隐约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便是在致力于追求解放的革命阵营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比如毕政委的专断行为）依旧存在，并且有可能吞噬女性。她只不过是被男性视角所理想化并且符号化了的“白鹿精魂”，并不是一个完整且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
3. 冷秋月：无声世界的疯癫呐喊冷秋月的反抗是绝望的。当她所有的情感与欲望诉求都被堵死，疯癫成了她唯一的发声方式。她的疯话——“俺跟俺爹好！”“他儿子不上我的炕，他爸爱上！”——是对鹿家父子及其所代表的虚伪伦理最尖锐的控诉。男性权力迅速剥夺了她的声音（被父亲毒哑），直至其肉体消亡。她的“疯”，正如女性主义批评所言，是“失语”者在极度压迫下的病态爆发，是男权社会逼出的悲剧。
结论：
《白鹿原》凭借男性视角，描绘出一幅在宗法社会里女性生存状况颇为沉重的画面。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女性先是被当作欲望的对象以及生育的工具来物化，接着又被塑造成为礼教的践行者以及无辜的牺牲品，最后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被推向了边缘的位置。虽说田小娥、白灵、冷秋月等人物各自以生命作为代价展开了不同层次的反抗举动，然而她们所发起的抗争不是被恶意歪曲成负面的形象，就是被简单地当作某种符号来处理，都没能切实地去颠覆那种深深嵌入到文化深层之中的性别权力架构。
陈忠实运用其颇具深度的现实主义笔法，虽对这些女性的命运给予了深厚的同情与悲悯之情，然而其叙事过程依旧无法避免地受到所选用的男性视角的限制，这就让《白鹿原》里的女性书写，一方面成为批判封建宗法制度极为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从反面将传统叙事模式在审视女性内心世界时存在的局限以及盲区暴露了出来，这部堪称杰作的作品给我们带来启示，只有摆脱单一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够达成对人类整体命运，其中包含那被历史尘埃半掩着的女性史诗，更加完整且深刻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