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客

我们酒馆开在崇文门外，离刑场不过一箭之地。老板常说，这地方晦气，可生意却从不差——看杀头的人总要找个地方歇脚，议论纷纷的，一壶浊酒便能消磨半日。

我就在这酒馆当伙计，听了半辈子故事。最常被提起的名字里，有一个叫于谦。

第一次听说他，是个雨天。几个躲雨的货郎挤在角落里，低声议论：“听说没有？兵部于大人又把俸禄散了，自家厨房三天没开火。”

“作秀罢？”有人嗤笑，“当官的，哪有不捞的？”

这时柜台边一直默默喝酒的老书生忽然开口：“你们可见过于大人的宅子？”

众人摇头。

老书生放下酒碗，用手指蘸了酒，在桌上画了个方框：“就这么大，墙是土坯的，瓦是漏的。我去送过字画，亲眼所见——厅堂上只挂两个字，‘清风’。”

酒馆里静了一瞬，随后爆发出更大的议论。

“清官？这世道还有清官？”

“怕是装得最像的一个。”

老书生不再言语，喝完酒，戴上斗笠走入雨中。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国子监的穷教授，于谦曾周济过他的学生。

于谦的故事就像雨后的青苔，慢慢在这条街上蔓延开来。

瓦剌兵临城下那年，城里乱成一团。我们酒馆挤满了逃难的人，都说朝廷要南迁了。忽然街上马蹄声急，有人冲进来喊：“于尚书跪在午门外，死谏守城！”

那一夜，没人睡得着。第二天清晨，消息传来：皇上御驾亲征被俘，但京城不走了，于谦主持守城。

老板娘翻出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在门口架起大锅熬粥。“要是城破了，这些也留不住，”她说，“不如让守城的人吃饱。”

后来我们才知道，于谦把全部家产都充了军饷。有个在他府上当过差的老人来喝酒，醉后絮叨：“老爷家里真没什么东西，最值钱的是书，还有御赐的蟒袍宝剑……都锁在箱底，从不见他穿用。”

“何必如此清苦？”有人问。

老人瞪着眼：“老爷说，百姓还在受苦，他有什么脸面享福？”

酒馆里常来的客人都听过这话，但信的人少。王掌柜就说：“官做到一品，住破房子？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装给我们看。”

正统十四年过去，京城守住了，于谦的声望如日中天。我们酒馆墙上不知被谁题了句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老板娘本想擦掉，被我拦住了——这诗写得真好。

可官场上的事，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哪里看得懂。只感觉来议论于谦的人，语气渐渐变了。从前是敬佩，后来是疑惑，再后来，竟有些幸灾乐祸。

“听说于大人又得罪人了。”

“清官难做啊，太清就更难了。”

景泰八年的正月特别冷。那天早晨，菜贩老赵冲进酒馆，脸色惨白：“于……于大人……”

话没说完，我们都明白了。崇文门方向的天空，聚集着不祥的鸦群。

午时过后，看热闹的人涌回酒馆，七嘴八舌地说着刑场见闻。说于谦至死神色平静，说监斩官的手在抖，说围观的百姓跪倒一片。

但让所有人闭嘴的，是随后传来的消息——锦衣卫抄了于谦的家。

“抄出多少？”有人急切地问。

传话的差役喝了碗酒，才慢慢说：“书，全是书。还有御赐的蟒袍宝剑，原封不动地供在堂上。”他顿了顿，“带队的千户大人出来时，脸都是青的。”

酒馆里死一般寂静。

王掌柜忽然摔了手里的抹布：“我就说！我就说他不是装的！”

那天酒馆破天荒提早打了烊。老板娘在柜台后点了炷香，对着崇文门方向拜了三拜。我也偷偷倒了碗酒，洒在门槛外。

后来岁月如流水，换了皇帝，平了反，建了祠。崇文门外的刑场移走了，我们酒馆的生意渐渐淡了。只有那墙上的诗还在，墨迹已淡。

昨天，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喝酒，看见墙上的字，问起典故。我一边擦桌子，一边把那些陈年旧事细细讲来。

他们听完，沉默许久。其中一个轻声念起另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诗……”

“于谦十二岁时写的，《石灰吟》。”

年轻人走后，我站在空荡荡的酒馆里，忽然想起老书生很多年前说的话。他说，有些人的清白，不需要证明，就像石灰——烧过，淋过，反而更白。

窗外暮色四合，崇文门的轮廓渐渐模糊。我抬手，终于把墙上那斑驳的诗句轻轻擦去。

都过去了。只是偶尔起风时，我还会想起，这长安城的风里，曾有一缕不一样的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