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的蝉鸣最烈的时候,顾倾城把褪色的蓝布书包往田埂上一摔,书包带“啪”地断了,里面的课本散出来,沾了泥。爹在后面追,粗粝的嗓门裹着乡音,像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抽得他后背发紧:“城娃子!你敢走,就别再踏回这个村!”
他没回头。拖拉机突突地往镇上跑,爹的声音越来越远,混着稻田里的蛙鸣,成了他听了十六年的、最后一段乡音。
城里的风是硬的。顾倾城在建筑工地扛过钢筋,在餐馆刷过盘子,夜里睡在桥洞下,听着来往汽车的鸣笛,总想起爹在田埂上喊他的调子——那调子软,带着水汽,不像城里的话,个个字都扎人。后来快递业冒头,他跟着一个南方老板干,蹬着二手自行车,把包裹送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老板说他“肯下力”,他只笑,心里想的是,这点苦,比在田里割稻子轻多了。
十年下来,他从骑自行车的变成了开面包车的,再后来,自己盘了个小网点,招了十几个工人。办公室里挂着“顾经理”的牌子,他说话也变了,卷舌音收着,尾音压着,尽量往城里人的调子上靠。有次跟老家亲戚打电话,对方愣了半天:“城娃子?你咋说话像嘴里含了块糖,黏糊糊的?”他挂了电话,对着镜子试了试,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乡音。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先是加盟的总公司卷款跑路,接着几个大客户拖欠的运费要不回来,工人的工资得发,仓库的租金得交,他把房子车子都卖了,还是填不上窟窿。最后一天,他蹲在空荡荡的网点门口,看着“顾氏快递”的招牌被拆下来,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像砸碎了他十年的光景。手机响了,是老家邻居打来的,说爹病了,咳得厉害,让他回趟家。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枝桠疏了些。顾倾城提着行李箱,踩着熟悉的泥路往家走,远远看见爹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个收音机,正放着本地的戏曲。听见脚步声,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却没像从前那样喊他,只是讷讷地说:“回来了?”
家里还是老样子,土坯墙,木桌子,墙角堆着晒干的玉米。夜里,他躺在吱呀作响的床上,听着爹在隔壁咳嗽,心里堵得慌。第二天一早,他去镇上赶集,想给爹买点药,却看见镇上的快递点关着门,门口贴着“转让”的纸条。一个卖菜的大娘认出他,拉着他的手絮叨:“城娃子,你说咱这镇上,发个快递得跑县城,多不方便!要是有人在这儿开个点就好了。”
大娘的话像颗石子,在他心里砸出了涟漪。他想起自己在城里的十年,想起那些被拖欠的运费,想起拆招牌时的狼狈,可更想起第一次送快递时,收件人说“谢谢”的样子,想起自己从自行车到面包车的每一步。
他决定再试试。没有钱,就找亲戚借;没有工人,就自己干。第一天,他骑着从邻居家借来的三轮车,跑了三十里路,只收了两个包裹。回到家,爹看着他满头大汗,递过一碗凉水解渴,没说话,却把收音机往他跟前推了推,里面还在唱着那出老戏。
日子慢慢过。他帮镇上的果农寄水果,帮村里的老人寄土特产给城里的孩子,渐渐的,生意好了起来。有人问他:“顾经理,你在城里那么大的老板,回来干这个,不觉得掉价?”他笑着摇头,手里正给一个包裹缠胶带,动作熟练得很:“啥掉价不掉价,能挣钱,能让咱村里人方便,就中。”说话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尾音又带上了当年的调子,软乎乎的,带着水汽。
这天傍晚,他送完最后一个包裹回来,看见爹站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个信封。“有人给你寄的,从城里来的。”爹说。他接过信封,上面没写寄件人,只写了“顾倾城收”。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的字歪歪扭扭:“顾经理,当年欠你的运费,现在才还上,对不起。听说你回老家开快递点了,加油。”
他捏着纸条,眼眶忽然热了。这时,爹拍了拍他的肩膀,指着远处的稻田说:“你听,青蛙又开始叫了,跟你小时候一样。”他侧耳听着,稻田里的蛙鸣,镇上的狗吠,还有收音机里的戏曲声,混在一起,成了最动听的乡音。
他把银行卡放进兜里,想着明天去镇上给爹买台新的收音机,再招两个工人。正想着,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边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点犹豫:“请问,是顾倾城顾总吗?我是……”
他握着手机,站在自家的门槛上,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忽然不知道,这通来自城里的电话,会给他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而那碗爹递过来的凉水,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还有稻田里的蛙鸣,都在晚风里,轻轻回荡着,从未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