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像一柄沉默的泥瓦刀,在时光的砖缝里刻下深浅不一的刻度。江苏阜宁县芦浦镇城北居委会的炊烟里,至今飘荡着他砌灶时扬起的尘灰,那些沾着东北冻土与上海水泥的皱纹,堆叠成我记忆中最巍峨的丰碑。
1982年正月霜晨,母亲抱着三个月大的我,望着父亲背着蓝布包袱消失在芦蒲乡的晨雾里。建筑队的工棚落在大庆油田边缘,父亲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砌筑厂房,砖缝里掺着高粱米汤防冻,手掌裂口渗出的血珠在砖面上开出暗红的花。每年腊月廿九,村口黄土路上总有个抱矮脚凳的孩童,数着过往汽车的轰鸣声。记得刚上小学的那年的除夕,暮色吞没最后一缕天光时,父亲的身影才从风雪中浮现。他肩头落满霜花,却将帆布包护在怀里——包底压着"先进生产者"和“安全生产标兵”奖状,上层裹着给奶奶的东北奶粉,铁罐上的品牌标志已被蹭得模糊。
那些年全家最盛大的仪式,是往斑驳的土墙上张贴奖状。父亲拿出在邻居家借来的墨斗弹出笔直的基准线,教我们将奖状边缘与砖缝对齐,还不忘留点位置给明年的好贴。"瓦匠眼里容不得半点歪斜",他说话时喉结滚动着北方的风沙。腊月里预约修灶的人家从院门排到晒谷场,他总在天蒙亮时出门,黧黑的脸庞被灶火镀上金边。王奶奶递来皱巴巴的纸币,他推回对方掌心:"给娃扯块花布做新衣。"后来她连夜纳了双千层底布鞋,悄悄放在我家窗台。
1990年建筑队转战上海时,父亲在虹桥机场仰头数着塔吊,像在丈量天空的高度。农民工夜校的日光灯下,他戴着老花镜临摹图纸,铅笔在《砌筑工艺手册》上记满注脚:外滩地砖45度斜铺抗滑,高层建筑每六层要设沉降缝。有个小徒弟总学不会放线,父亲带他到陆家嘴数地砖,从金茂大厦数到东方明珠,硬是把黄金分割刻进了小伙子的瞳孔。
那年梅雨季,工地地下车库渗水严重。父亲蹲在积水里琢磨三天,发明"多层防水错缝砌法",用碎瓷砖在阴角拼出排水暗渠。包工头送来红包,他转身就给发烧的工友垫了医药费。浦东开发的热潮中,他带出的徒弟像蒲公英散落长三角,有人开建材公司,有人当上项目经理。前年春节回乡,的周叔拉着父亲的手:"当年您说'好瓦匠要能看见墙里的筋骨',这话让我在房地产行当站稳了脚跟。"
我们全家现在搬出阜宁来到城市,如今父亲的白发像落在黑瓦上的初雪,可他的工具箱依然锃亮如新。小区里的香樟树下,常见他弯腰填补地砖的身影。去年台风"梅花"过境后,顶楼李老师家的雨棚支架扭曲变形。七十二岁的父亲扛着钢管爬上脚手架,腰间麻绳系着老式水平仪。"手艺人心里有准星",他在呼啸风中校正角度时的专注,与三十年前砌筑大庆油田厂房时别无二致。
今年春节,我们在他修补的社区花坛前合影。鹅卵石拼成的"家和万事兴"在夕阳下泛着微光,缝隙里嵌着从老屋带来的碎瓷片——那是当年奶奶的咸菜坛,父亲特意从拆迁废墟里捡回的。晚风捎来炒腊肉的香气,邻居们陆续送来饺子、汤圆,窗台上不知谁又放了新纳的鞋垫。父亲摸着八仙桌上那道浸透墨线的凹痕,对玩手机的孙子说:"记住,二维码扫不出良心,水泥标号量不尽人心。"
月光漫过贴满奖状的西墙,那些泛黄的纸页与灰白的砖缝仍在絮语。父亲用泥刀砌筑的何止是土灶与高楼,更是用一生诠释的匠人魂——在机械臂取代人手的时代,这份固执的坚守,恰如他当年掺在砖缝里的糯米浆,让冰冷的水泥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