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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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至今十余年时间，我一直关注着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的创作，从《乡村志》到《小镇系列》（如《小镇法官》《小镇灯塔》），其创作在主题聚焦、叙事视角、文化思考及艺术表现等方面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了作家个人创作的深化，也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复杂面貌。
一、叙事空间：从“村庄”到“小镇”的位移。
《乡村志》：以川东北农村为背景，聚焦传统村庄的日常生活，如《土地之痒》《人心不古》等卷，通过家族史、土地纠纷、道德嬗变等主题，展现农耕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瓦解。叙事空间封闭性强，具有浓厚的“村落史诗”色彩。
《小镇系列》：将舞台扩展至城乡接合部的“小镇”，如《小镇法官》中的基层法庭、镇政府等场景。小镇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既是政策执行的末梢，也是矛盾交汇的前沿。这一空间转变使作品的社会辐射面更广，能容纳更复杂的权力关系（如司法、行政与乡土伦理的碰撞）。
从村庄到小镇的位移，标志着贺享雍从“纯乡土叙事”转向“城乡互动叙事”。小镇作为微型社会，既保留乡土性，又嵌入现代制度（如法庭、学校），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更有效切口。
二、主题深化：从“道德批判”到“制度反思”。
《乡村志》：更倾向于对传统伦理溃败的痛惜，如孝道沦丧、金钱至上等主题，带有强烈的道德寓言性。例如《青天在上》中对村干部腐败的揭露，延续了“启蒙批判”的乡土传统。
《小镇系列》：则转向对制度与人性、法律与乡俗的辩证思考。如《小镇法官》中，法官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法律程序与乡土正义观的冲突。案件调解过程展现的是现代性制度如何在地方性知识中调适。
贺享雍的创作从道德层面的“呐喊”进阶至对系统性困境的探索。他不再仅批判“人心变坏”，而是追问：当外来制度（如司法体系）强行介入乡土社会时，如何避免“水土不服”？这种思考更具现实建设性。
三、人物塑造：从“群体画像”到“职业化个体”。
《乡村志》：以群像式描写见长，如农民、村干部、返乡青年等，强调集体命运感。人物往往是某种乡土类型的代表（如固执的老农、精明的商人）。
《小镇系列》：聚焦特定职业身份（如法官、教师），通过其职业伦理与乡土环境的冲突塑造人物。如《小镇法官》中的法官既是法律执行者，又是熟人社会的一员，双重身份带来更丰富的心理张力。
职业化主角的引入，使贺享雍的作品突破了传统乡土文学的“农民中心主义”。这些人物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其专业视角（法律、教育）为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四、艺术风格：从“方志体”到“案例体”。
《乡村志》：借鉴地方志的编年体例，以宏大结构记录乡村变迁，语言厚重，带有史诗追求。
《小镇系列》：更偏向“单元剧”式结构，如《小镇法官》以案件串联故事，叙事节奏明快，对话比重增加，方言与法律术语的混用形成独特的黑色幽默。
“案例体”叙事使作品的可读性增强，同时通过具体纠纷呈现抽象矛盾（如《果树越界案》隐喻产权观念的冲突），体现了贺享雍对现实主义技巧的升级。
五、文化立场：从“怀旧”到“建构”。
《乡村志》：隐含对传统乡村消逝的挽歌情调，文化立场更接近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小镇系列》：则承认乡村变革的不可逆性，试图探索新旧秩序的融合可能。例如《小镇法官》中，法官既依法判案，也尊重调解中的“人情智慧”，暗示法治文明需要本土化转化。
这一转变使贺享雍跳出了“乡土乌托邦”或“激进批判”的二元对立，呈现出更成熟的文化主体性思考——乡村振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构一种有根的现代性。
贺享雍的创作变化，本质上是回应了中国乡土社会从“传统农耕”向“法治化、市场化”转型的现实需求。不变的是他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共情和扎实的田野调查式写作；变的是其视角从“向外批判”转向“向内建构”，从道德抒情转向制度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