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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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东，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自古便流淌着巴文化的血脉。《山海经》有云：“西南有巴国。”大巴山系如大地的脊梁，于崇山峻岭间蜿蜒伸展。在这片土地上，山峦被唤作巴山，河流被称为巴河，甚至连 “爬” 字，在川东方言里都化作温柔的 “巴”，爬树、巴树同音，唇齿轻启间，古老的巴文化便在舌尖流转。我的老家，便隐匿在大巴山褶皱深处，宣汉县偏西北角的一个静谧乡村。老家的大河，位于达州市宣汉县与巴中市平昌县的交界处，一座石拱桥横跨河面。相传三国时期，张飞曾在此策马渡河追杀张郃，马渡关由此得名，为这片土地平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然而，真正牵动我命运的，却是百里外的州河。它浩浩汤汤，穿达州城而过。明明同属大巴山水系，却不叫巴河。达州古称通州，作为古代州府所在地，这里的文人雅士，特意为母亲河取名“州河”，字里行间，透着州府之地的骄傲与矜持。对于曾经年少的我而言，这座川东重镇宛如云端之城。州河波光潋滟，倒映着遥不可及的繁华与梦想，那是一位少年心中对未来的无尽遐想。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考上县城里的师范学校，无疑是改写命运的难得契机。一个县一年仅有几十个师范生名额，考上就能当老师，端上令人羡慕的 “铁饭碗”。彼时，我所在的宣汉县双河中学，那一年考出了4个师范生，创造了校史上的辉煌纪录。学校张红榜、拉标语、放烟花、点火炮，震动乡野。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内心满是庆幸、自豪与骄傲，仿佛人生的华章已然开启，前程似锦，指日可待。
只是，命运的走向常常出人意料。那些成绩稍逊于我们的同学，只能选择读高中。三年光阴荏苒，我们从县城奔赴乡村，反而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走进了城市，毕业后走上了令我们艳羡的工作岗位。这种先热后凉、先喜后悲的落差，如一盆冷水，浇灭了我们心头的自豪之火，让正值青春的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失落的苦涩。自古巴人遗传基因里，就有不服输的劲头，那未曾实现的大学梦，如同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不甘沉睡，静待破土。
好在，国家并未忽视我们这个群体的需求，设置了自考、函授等途径，为我们提供了提升学历的机会。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参加函授考试，渴望圆自己的大学梦。达县教育学院，并非我最初的志愿。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宣汉县新华区石铁乡小学任教。从老家马渡关到石铁，需坐一天的大巴车；从石铁乡到县城，亦要耗费近一天时间。山高路远，颠簸辗转。而作为一名教师，我与学生紧密相连，哪能频繁奔波？一年中，唯有寒暑假，才能暂别校园，稍作喘息。教了两年后，我渐渐觉得，那里山与山逼得太紧，当地人称 “夹屁沟”，头顶的天空也显得太过狭窄，仿佛限制了一只雄鹰的展翅高飞。于是，我心生考出去的念头，渴望追寻更广阔的天地。
我报考了省教院，梦想离职深造。幸运的是，我一考即中。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刚出校门，便撞上了现实的南墙。县文教局规定，不满三年不得离职，不盖章，便办不了手续，也就带不走工资。没有工资，自然无法脱产读书，而我更是没有勇气丢掉手中这来之不易的 “铁饭碗”。
县招办的老师建议我改填志愿，我便选择了达县教育学院（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的在职函授。无需再考，第二年我便顺利入学。1992 年夏末，一张达县教育学院的函授录取通知书，如同一双有力的大手，将我拽出了宣汉县石铁乡的群山。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小时，当那熟悉的 “夹屁沟” 缩成细线，州河雄浑的身姿终于映入眼帘。那一刻，仿佛命运的齿轮开始缓缓转动，未来的图景，在迷雾中悄然展开。
三
三十年前的州河，宛如一道天然分界线。河东，浅丘连绵，犀牛山矗立于遥远的天际，那里是达城的 “后菜园”，菜畦果园星罗棋布；河西的北外城郊，则是厂房与棚户交错，几所中专院校零星散落其中。达县教育学院尤为局促，巴掌大的校园仅能容纳三个系六个班。中文系函授站，只能蜷缩在凤凰头的逼仄小巷里。
这里，曾是古代老衙门所在地，被人们视为风水宝地。斑驳的红砖外墙下，一棵三百岁的黄桷树撑开如盖绿荫，一对残缺的石狮静卧墙角，余威仍在，似在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函授教室是临时租借的，四盏惨白的节能灯管悬挂在头顶，老式电风扇吱呀作响，发出单调而疲惫的声响。来自各县的学员们，一学期仅有两周时间短暂相聚。他们怀揣着将函授文凭换成中学教师身份的朴素愿望，在这简陋的教室里，共度那段难忘的求学时光。
同桌王小国总在课间蘸着红岩蓝墨水默写《滕王阁序》，一丝不苟地练习庞中华字帖；后排的肖华刚休完产假，怀里还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文学概论》的扉页上，尿布尺寸与文学理论的笔记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而我，常望着窗外发呆，看州河向西奔涌，那奔腾的河水恰似我们未知的命运，时而平静，时而汹涌，充满着无限的变数与可能。
四
或许，命运的转机早已悄然埋下伏笔。就在距教室三百米外的达州日报社木楼，那里成为了我改变人生轨迹的起点。在美编同学王万礼的引荐下，我结识了《少年中国报》编辑部主任冯尧、总编李怀贵、《大周末》主编刘秀品等资深媒体人。他们耐心倾听我这位乡村教师的故事，某天，冯尧指着我教案本上的《山乡春游》说：“改改能发。”当人生第一篇铅字稿见报时，我在州河边徘徊了整整一夜。那墨香与河水的腥气交织在一起，于我而言，胜过了世间任何芬芳。
从此，写作成为了我生命的第二战场。写作的念头一旦产生，便如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写完稿件，便急切地投稿，巴心巴肠地等待结果，可十有八九是石沉大海。但偶有一块 “豆腐干” 见报，那种喜悦便瞬间灌注全身，仿佛获得新生。写作与发表遭遇的挫折虽是家常便饭，但我从未想过放弃。
教学之余，我一门心思钻研报刊杂志，学习文章的语言技巧、谋篇布局、选材立意，努力将写作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让文章言之有物，有血有肉。三年函授期间，我在《四川教育》《教育导报》《红领巾》等报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剪贴本越堆越厚，我的底气也愈发充足。毕业答辩时，郑教授翻着我的剪报，笑道：“教了一辈子书，倒教出个记者苗子！”三个月后，我凭借《山乡书声》在报社招聘考试中脱颖而出。那些曾经背诵的《岳阳楼记》《赤壁赋》，此刻都化作了笔下的千钧之力，助力我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2001年，达城北外的四所院校合并组建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得知消息后，我抽出时间赶到徐家坝校区。学院大门敞开，最醒目的便是那重新塑立在大理石上的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大字，于公路边并排凸显，庄重而醒目。达县教育学院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变身为职院中的师范专业。我在这所学院里圆了大学梦，无论它如何变迁，它都是我的母校。我愿与它合影，作为辞旧迎新的纪念。站在校门前拍照时，恍惚间看见十年前那个在凤凰头教室奋笔疾书的自己，想起了全班的同学，还有那些辛勤耕耘杏坛的老师。
五
2024年春，达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正式成立。我作为校友，受邀回校参加庆典。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已跨越州河，在河东岸修建了新校区。犀牛山下，昔日的菜园果园，如今魔术般地变成了规模宏大的现代化职业技术教育新园区。
望犀校区的明理楼学术报告厅里，“聚首母校忆芳华，匠心筑梦新时代”的横幅格外醒目。党委书记王隆毅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优秀校友们也纷纷上台，分享着各自的奋斗故事：从北京海淀科技园的管理者，到巴山牧业的企业家；从救死扶伤的医院副院长，到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 从这所学院走出去的优秀学子，有的成为博士，有的成为科学院士，有的成为企业高管，更多的是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每个人的经历，都是职业教育的生动注脚，诉说着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
台下，00后学子们用平板做笔记，全息投影的新校区宣传片在他们指尖流淌。这场景，与三十年前白炽灯下抄录《诗经》的画面重叠，时光仿佛在此刻凝固又延展。校友们植树时，我特意种下一株腊梅。暮色中，州河两岸华灯初上，年轻学子们抱着书本，从《楚辞》的投影中穿过，讨论声里，英文单词与代码术语交织，恰似新时代的青春乐章，奏响着未来的希望与梦想。
六
伫立州河岸边，腊梅的清香随风飘来。对岸职教园区霓虹璀璨，智能实训楼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满天星斗。曾经的灰墙旧教室，已化作参天银杏树下的文化石，“凤凰涅槃” 四个大字红得夺目，仿佛在诉说着职业教育的涅槃重生。
职业教育的内涵，在岁月流转中悄然升华 —— 从注重理论的函授教育，到强调实践创新的现代职教，变的是教学方式，不变的是为国家培育人才的初心。州河依旧奔流不息，它载着三十年前的粉笔灰，也载着今日的代码与书香。达州职院于我而言，也是“策马飞渡”的人生渡口。回想那位在函授课堂上记录尿布尺寸的母亲，如今已是市级领导干部；默写古文的同桌，已经培养出一批批名校学生；而我，从凤凰头的函授生成长为专业作家，作品被收入学院云端数据库。正如程老教授所言：“文字会发芽的。” 在这里，每个怀揣梦想的人都能汲取力量，驶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河流淌过巴山，带走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希望。当新的航船在晨雾中启航，我深知，河的彼岸，职业教育与地域文化交融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那是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未来画卷，等待着我们去耕耘，去收获，去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