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

天没亮，房门响了。

“莽子——起床上坡咯——”

母亲的声音穿过板墙。莽子翻身爬起来，衣裤搭在床尾，摸黑也能穿。跨出门，拎起街阴里那个大背篼，篾条宽疏，比他人还大一圈。黑狗从草窝里爬出来，伸伸懒腰，跟在他身边，摇着尾巴。屋后土路露水重，草叶子打在脚踝上，凉丝丝的。

牛圈里，老黄牛躺着，嘴巴一下一下磨着。莽子打算去割牛草。山野的草长得快，他专挑嫩绿的、牛爱吃的，一镰刀一镰刀割下来，一把一把码进背篼。背篼塞满了，长庚星在天幕上闪亮，他弓着腰往回走，草尖蹭着后脑勺，篾条勒进肩膀，生疼。

到家，牛草倒进牛圈，牛站起来，哞哞地叫了一声，鼻子嗅了嗅，埋头吃起来。母亲往地里挑了几担猪粪，听到牛圈响声，就说：“再去打些猪草。”

莽子又背上背篼，往田埂边的地里走去。自家地里洋芋苗老了，枯叶盖不住一撮撮嫩绿的鹅莲草，正是收洋芋的时候。莽子一厢一厢地割洋芋苗，连鹅莲草也一起割了。把地腾出来，正好让母亲挖洋芋。人吃洋芋猪吃苗，也算是给猪吃大餐了。背篼装满，平地里起来有些吃力，差点把鞋底撑烂了。背回家还得砍猪草——猪草刀落在木板上，嚓嚓嚓的，猪草剁成碎末。砍满一筐，倒进大锅，添水，生火，煮猪食。火塘里也丢把火，生火煮饭。两边爨火，灶膛火塘柴火噼啪响。锅里的猪食咕嘟咕嘟冒泡。煮熟了，舀两勺米糠拌在锅里，一桶一桶提到猪圈，倒进石槽。几头猪拱过来，咚咚咚吃得欢。

太阳爬过了屋后的山头一丈多高，照过屋檐进家门口了。等到父母回来，莽子肚子饿得发慌，浑身没劲。一家人才端起这么暗的早饭——苞谷面糊糊，有时加几块洋芋，几块咸菜。扒拉两碗。太阳照亮了竹林对面的窝堂堂山梁，山道上出现了一串背书包的小学生，叽叽喳喳的吵着。莽子赶紧背上布书包出门，走两根田埂，沿着梯子坡石梯下去，跟同学们在小河沟的石桥边汇合一路，去村里的学校冷堂坝。

住校的李老师摇起铜铃，叮当叮当，声音传遍村子，四面八方的学生都赶紧跑来，各班的教室里就想起了读书声。下午三点多放学，莽子肚子早瘪了，他一路小跑回家。书包往门槛上一扔，在屋角地上摸一根红苕削了皮生吃，填一下肚子。或从大石缸里舀一瓢水咕嘟咕嘟灌进肚子，也就饱了。要么牵牛上山，要么再去打猪草。牛要放到天黑，他牵着牛绳，让牛在坡上吃草，自己也不闲着，顺便割一捆柴背回家。周末更忙，要专门上山打柴，备足家里需要的柴火。

等父母从地里回来，天已擦黑，母亲生火煮夜饭。灶膛亮起来，一家人先把鸡赶进笼，猪喂了，再坐下来吃饭。天黑透了，大山都隐入黑夜，地坝正对的天空，亮起了繁星。

第二天天不亮，又是同样的日子。农活一件接一件，永远干不完。

父亲下地时，衣兜里总揣着一本薄薄的《汤头歌诀》。别人挖几锄头，累了，蹲到田埂上抽烟歇气。父亲不抽烟，也蹲下来，从兜里摸出那本书，嘴唇翕动着，偷偷默背。晚上从地里回来，母亲在灶房里煮饭，父亲就着油灯看医书，神情专注，两耳不管猪叫牛叫。母亲喊他添把柴，他嗯一声，半天不动。

有时父亲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远处有人急匆匆跑来，隔老远就喊：“于大哥，快去看看我家娃儿，烧得说胡话了！”父亲把锄头一撂，也不多说，回家背上药箱跟着来人就走。母亲从不埋怨，也不说“地里的活儿还没干完”之类的话，自己弯下腰，一个人把剩下的活儿干完。

莽子那时候在村小读到了三年级，成绩中等偏上。教自己语文的老师就是同住一个院子的四老爷。四老爷在爷爷那一辈是老幺，大老爷住在另一个村柑子坪，二老爷也住这个院子，自己的爷爷就是老三，不过早就去世。三房人共住这个叫新房子的三合院。莽子在学校里颇有优越感，因为是四老爷教自己，没同学敢欺负自己。课堂上常开小差，左顾右盼，有次从竖着几根木条的窗户看出去，竟然看到了母亲一个人在骄阳下在黄泥��苞谷地里除草。莽子不是读不进去，是不太当回事。课堂上该走神还是走神。他觉得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山里人嘛，长大种地，种到老，种到背驼了，腰直不起来，还在地里。

四老爷放学回来，打开自己家的门，就会抱柴生火，煮一碗面吃，算是过午。晚上家人回来正式生火煮饭，才是吃夜饭。莽子有一次放学回来，见到弟弟关在屋里哭，弟弟吵着饿了。莽子家的门槛有两尺高，弟弟站在门槛前，翻不出去。莽子心想，背上弟弟去四老爷家看看，或许能讨一碗面给弟弟吃。四老爷用吊罐子炼油煮面，猪油的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这个时候院子的大人都在坡上劳动，院子静悄悄的。四老爷盛了一碗面呼噜呼噜地吃，莽子和弟弟坐在火塘边眼巴巴地看着。四老爷说，剩下的就给祥子吃。莽子心里可高兴了，就等做四老爷给祥子舀一小碗面汤。可是，四老爷再舀了一碗，连罐子底都刮了，自己吃的干干净净。眼看着四老爷洗碗，唱歌，莽子背上弟弟回去了。那一天下午的太阳在莽子眼中特别亮，永远都记住了，太阳偏西，阳光从西边屋顶斜射在院子里石板上，明晃晃的，滚烫烫的。

哥哥欢郎在乡里读初中，每礼拜回来一趟。学校给学生蒸饭吃，一盅米饭，一勺子胡豆瓣酱，就是学生的一顿饭。哥哥吃了一个礼拜的酱拌饭，周五下午放学走十里山路回到家，最馋的就是母亲用猪油炒的菜。每年杀年猪，猪肚子里有厚厚的边油，边油抹盐后捆起来吊在木楼顶上。每隔一段时间会切一截，切成颗粒，放进油罐子。母亲从油罐子里挑一块四四方方白花花的猪油下锅，刺啦一声，香气炸开。炒好了菜，锅里还剩一点油渣儿，母亲用锅铲捻干了，挑到哥哥碗里，说：“多吃点油星。”哥哥埋头扒饭，莽子在旁边看着，直咽口水。

礼拜天下午，哥哥背着米和咸菜回学校，莽子站在院门口看。哥哥对他说：“好好读书，一定要考到街上去。”他哥走得不快，拐过那片竹林，人影就看不见了。那时候很多学生读完冷堂坝小学，考不上乡上初中，就回家和父母一起种地了。哥哥是个奇迹，不仅考上乡初中，初三还被抽到离家三十里远的青松岭集中班，那里集中了全区最好的老师。通过集训，哥哥考上了师范。

父亲在莽子读四年级那年决定去成都进修中医。为筹集学费，家里卖掉了一间瓦房。走的那天，天还没亮，父亲背着帆布行李站在院坝里，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又转头看了看墙角堆着的锄头和扁担。最后看了一眼莽子。

“你留在家里，多帮衬你娘。”

说完就走了。雨后初晴，山里雾很大，他走进去，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父亲去成都后的日子，家里空了一大块。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还在地里。莽子放学回来，还要接着干那些永远干不完的活：挑水、砍柴、喂猪、煮饭。母亲在地头忙，弟弟祥子没人看，常被关在家里，有时哭，有时睡，只等莽子回来陪陪他。莽子一边烧火一边留神弟弟，怕弟弟碰着刀，怕他玩火，更怕他掉进粪坑。有一次弟弟在屋后爬上李子树，被卡在树丫下不来，哭了半天才被发现。灶膛里的火映着莽子的脸，他还不到十岁。

日子一天一天，像屋后那条山路，弯弯绕绕，看不到头。

院子里的二娘跟母亲年岁差不多，逢雨天便有闲时，常过来坐着唠嗑。两人坐在火塘边，一边纳鞋底一边说话。那天莽子在旁边剁猪草，刀落在木板上，咚咚咚响。

二娘看着莽子，说：“你家莽子真能干，才多大个人。”

母亲笑了笑，手上针线没停，说：“往后啊，莽子就是我的接班人了。”

刀顿了一下，又继续落下去。

莽子没抬头。但那几个字落进了耳朵里，扎进去了。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没听明白，是听明白了才睡不着。他见过村里那些“接班人”——他二叔，他大伯，渊爹，坎上院子的欧家人，刘家人。他们一辈子在地里刨食，腰弯了，腿瘸了，一到阴天就喊疼，可天一亮还是扛着锄头出门。母亲的这句话，是在夸他，也是在安排他。

他不想这样。他听过大人们调侃种地，叫“修地球”，还很形象地描述“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把汗水摔八瓣。”

但他也说不出“我不干”。母亲手掌上的茧子比他的更厚，她一个人撑了这个家，说出来就是忤逆自己的母亲。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他没有直接回家，一个人爬到学校后面的大石头上坐着。大石头有一间房子那么大，高高地凸起在菜地里。冷堂坝的风是从天边那些山林里吹来的，跑了几里路，很大，吹得他的衣裳鼓起来。他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一层叠一层，望不到头。他突然想，如果就这样过一辈子，每天割牛草、打猪草、砍柴、放牛……永远干不完，永远没有头。他不敢往下想了。这时他想到了父亲。父亲在遥远的成都，有多远呢，比天边还要远得多，比白云更远。父亲不甘心一辈子留在地里，所以才会在地里偷偷背汤头歌诀，才会去成都进修。他又想到了哥哥，想起哥哥说的话。父亲能走，哥哥能走，他也能走。反正不能当母亲的接班人。

只有一条路：读书。

清早割牛草打猪草时，村子里有人在唱《苏二姐》：清早起来哟去放牛哦，苏二姐……莽子背篼里塞着课本，一边干活一边默念生字。旁人笑话，他不理。放学路上别人追着打闹，他低着头想算术题。晚上等家人都睡了，他点上煤油灯，趴在桌上写。灯芯拨到最小，省油，但也暗，字迹影影绰绰的，脸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冬天冷，土墙四处漏风，手冻得握不住笔，他就把双手夹在腿间暖一会儿，再抽出来写。煤烟熏得眼睛发红，鼻腔里全是黑灰，母亲起来看见，说睡了吧，他嘴上应着，等母亲回了屋，又把灯点上。

第一次测验，全班十一名。

他把卷子攥在手里，放学后又去了那个土坡。夕阳把远处的山染成暗红色。他把卷子展平，看了很久。

他不是笨，是以前没用心。后来就慢慢往前赶。月考进步一点，期中又进步一点，期末进了前三名。数学老师在教室里摸过他的脑袋，说“脑瓜儿还灵，肯用心的话，能考上街。”

这句话让他满心欢喜。

四年级期末，莽子考了全班第一。小学毕业，莽子考上了区中学的尖子班。全区就招两个班，他是乡里前三名。成绩贴出来那天，他跑回家，母亲正在灶房里煮猪食，锅里的红薯藤咕嘟咕嘟冒着泡。他说：“妈，我考上了，区中学尖子班。”

母亲拿勺子搅了搅锅，嗯了一声。

过了一会儿，她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说：“个个都想跑。”

父亲从成都中医学院进修回来在乡卫生院当上了正式医生。祥子该上小学了，父亲就把他接到街上读书。

哥哥欢郎那时正在县城读师范，把青松岭集中班发的学习资料都给了莽子。泛黄的纸页，边角卷起来，有的地方破了，被浆糊仔细粘过。莽子视为珍宝，把它们整整齐齐码在书桌里，一有空就翻几页。

区中学离家三十多公里路，莽子要长期住校。一个学期结束，才能回家。

初一第一学期结束，莽子从双河中学徒步回马渡凉村老家。不知道这么远走回家有多艰难，第一次尝到差点饿死的滋味。

初一的他没多少阅历，放假前饭菜票早已用尽，身上只剩两分钱，又不愿向同学开口，也没把握借得到，只想着饿一天总能撑到家，一大早就跟着同路同学出发。

路上同学越走越少，一路走到隘口时，只剩莽子孤身一人。

正午日头毒辣，碧空如洗，白云软似棉花，可这空茫与柔软，反倒压得他喘不过气，索性不敢看天。隘口面馆的香气像浓雾钻鼻，肚里饥肠绞动如雷，前胸后背紧贴着，薄得像张饼。小卖部玻璃罐里的黄澄澄饼干，看得他眼里像伸出手，却不敢深想滋味，怕自己失控；自卑与胆怯如镣铐，让他张不开嘴求助，迈不开脚上前。

莽子实在走不动，靠在坡柏树荫下歇一阵，却不敢闭眼——怕一合上，就再也睁不开，坠入永恒黑暗。可停歇不敢久，背后沙石被晒得滚烫开裂，簌簌滚落，像是预警，他猛地起身，心里念着盼他回家的爹妈，若被落石砸中，便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凭着这念想，深一脚浅一脚往马渡场镇走。过观音庙转山梁，便进了大湾——烟灯山半山腰的土路，藏在密林中，这天走起来，竟比平日长了十倍。腐叶、湿土、草根的腥腐味裹得人作呕，林间怪鸟啼鸣、异响阵阵，让人心惊，想走出山林的意念，如落水人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走出大湾，马渡场镇的黑瓦白墙终于出现，乡政府大礼堂比老街板房醒目。老街上该有吃的，莽子心想必须吃点，不然定会倒在路边，可两分钱连五分钱的麻粉都买不了，又无熟人，终究没敢进面店。转角赵家凉水摊，一杯糖水一分钱，莽子递出掌心攥热的两分钱，喝了两杯，甜中带点薄禾味，却软滑得撑不起空肠胃，肚子依旧瘪着，钱已花光，只能匆匆赶路。借着那点甜味余劲，脚步轻快几分，走出场镇往凉村去。

甜劲转瞬即逝，饥饿卷土重来，腿脚沉重，头昏眼花。走到小鸡河，莽子改道柑子坪——不仅近半程，更因柑子坪住着大老爷，去了定能讨口饭，不至于饿死。

这念头像根蛛丝，拴着莽子挪动双脚。去柑子坪的坡路在梯田间迂回，没爬上山梁，便见一株大柏树，浓荫下青石凉浸，莽子坐下就像抽了筋骨，软如面团，一沾青石便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耳边传来苍老声音：“娃娃，你咋了？”

莽子无力睁眼：“走不动了。”

粗糙的手摸了摸他额头：“往哪去？”

“柑子坪，于中润大老爷家。”

“娃儿走不动，我背你去。”

睁眼一看，是位背竹背篼的老大爷，他把莽子抱进背篼，弯腰稳稳背起。不用赶路，又知能到大老爷家，莽子反倒清醒些，蜷在背篼里，看着老大爷后颈刀刻般的皱纹嵌着黑泥，他踩在土路上一步一喘。

到了大老爷家，一家人立马生火煮饭，铁锅里糙米咕嘟冒泡，厚墩墩的米香撞得莽子眼眶发酸。背他的老大爷和大老爷是同村，没多言便拎着背篼走了，莽子连道谢的力气都没有，也忘了问他姓名。

那夜，他吃了两海碗糙米饭，肚里实墩墩的，像揣着暖石头。住了一晚，次日便恢复元气，跑回了家。

那一路的饥饿，他扛过来了。生活的艰辛，也在这一路的饥饿里，被他在心底反复咀嚼，渐渐变成了一股劲——他要努力读书，他要去山外面，找自己的路。这份饥饿，从此刻进莽子骨子里。

初中三年，那本旧习题集被他翻烂了。每一道题都做过不止一遍。成绩一直排在前头。

毕业那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师范。

莽子到街上邮政所领到了录取通知书，手有点抖。回到村口时已是下午。母亲在地里薅草，老远看见他，直起腰来。莽子跑过去，把通知书递给她。母亲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她看不懂上面的字，但认得那个红章。

她抬起头，看了莽子一眼。

“你也考起了。”她说，声音有点哑，“个个都争气。”

父亲在乡卫生院当医生，白天坐诊，晚上看书。那些年，父亲名气越来越大，远近几个乡的人都找他看病抓药。父亲有一回带祥子回家。那时祥子已经读四年级。母亲见他们回来，高兴了一阵，转头对祥子说：“去，把牛牵出去放放。”

祥子不干。他正摆弄父亲的收音机，调来调去，里头吱吱呀呀响。他听得入迷，头都不抬。

母亲声音沉下来：“莫看现在多洋气！以后还不是要回来接我的班！”

祥子犟嘴，脖子一歪，喊：“我要当干部！我才不回来呢！”

母亲被他顶得说不出话，愣在那里。父亲站在旁边，什么也没说，只是笑。

祥子没有食言。他读书和两个哥哥一样认真。父亲穿白大褂的样子，两个哥哥当上老师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初中毕业，祥子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当上了乡镇干部。

母亲后来不再提“接班人”的事了。三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她身边。她一个人守着那个老院子，她种的庄稼总是长得好，收成好；猪儿喂得肥，年年都有年猪杀，一家人都有肉吃。村里的人都叫她“包铁匠。”

事实上，村子里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接班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了村子，走出大山去遥远的深圳务工。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有的人挣了钱回村给父母修了新的楼房，有的举家搬到镇上、县城，有的就再也没有回来。

莽子三兄弟都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母亲再也不让孩子们干农活。“回来就是耍的，耍两天就走。地里的活我自个儿干得动。”

中年以后，莽子有天跟妻子说，等退了休，一起回老家住，也去弄点田地耕种。

为啥呢？妻子问他。

他说不上来。他只记得，那个每天割牛草、打猪草、砍柴、放牛、在煤油灯下写字的少年，已经走了很远。他有时候觉得从来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还记得母亲指望着他接班，有时候又觉得已经回不去了。

可是，每回去一次，就揪心一次。故乡的田地荒芜了，熟悉的人越来越少，森林更加茂密，儿时的田埂、小路都消失不见。如今两鬓斑白了，少年时候的事情反倒记起更多，心里越发牵挂故乡，真的想回到故乡去守住那份土地，像母亲一样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农人，踏踏实实在土地上耕耘，流汗，收割一茬一茬的庄稼，安安静静迎接每一个日升月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