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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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城南，一座曾煊赫百年的深宅大院，在时代洪流中坍缩为寻常巷陌。叶兆言在《璩家花园》中延续了他四十余载的南京书写，将这座六朝古都的魂魄凝练于秦淮河畔的市井悲欢。作为2024年“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年度十佳之一，这部小说以1949至2019年七十年历史为经，以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为纬，编织出一幅兼具平民史诗质地与历史哲学深度的文学长卷。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这部精装作品，不仅标志着叶兆言创作生涯中“体量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更承载着他“留给自己和同代人对话”的精神遗嘱。
一、南京书写的集大成者：一座城的文学代言
叶兆言对南京的执着书写已构成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文化地理现象。从《夜泊秦淮》到《南京传》，再到如今的《璩家花园》，夫子庙的茶楼、秦淮河的笙歌、江湖码头的俚俗，被反复锻造成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学地标。小说中的“璩家花园”原型可追溯至南京著名的“九十九间半”甘熙宅第——这座曾藏有“国宝级惊人秘籍”的私家园林，在历史更迭中沦为寻常街巷。叶兆言巧妙地将物质空间的衰变转化为历史叙事的隐喻：曾经显赫的璩家后人璩民有沦为中学教师，望族血统在天井身上稀释为钳工指纹间的油污。当祖宗阁成为男女幽会的场所，华屋秋墟的盛衰之感油然而生，历史在此显影为日常生活的肌理。
这种以平民视角透视历史的方式，使《璩家花园》超越了地方志式的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杨庆祥教授精准指出，叶兆言的创作经历了“褪色”过程——从《南京传》的宏大景观转向《璩家花园》的生命经验，用“静水深流的低音部”讲述“一部隐忍的中国当代史”。小说十二章以十二个关键年份为节点，从1950年代俄语速成班、1970年代蝴蝶牌缝纫机，到1990年代夜校补习班，历史事件如针脚般织入人物命运：一台缝纫机葬送了璩民有与李择佳的爱情，下岗潮将天井抛入生存困境，棚户区改造则最终抹去璩家花园的物理痕迹。
二、市井人间的精神图谱：小人物与大时代的交响
叶兆言在小说中构建了丰富的人物长廊，尤其以璩氏父子的精神对照最富张力：
璩民有：这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着六朝名士的血液。他徒手怒斥提刀厨师，为费教授讨薪，却也在情感中放荡不羁。在他身上，英雄胆气与文人狷介奇异交融，构成市井中的文化异数。
璩天井：作为叶兆言“真正想留给女儿”的人物（名字取自南方民居中承接阳光雨露的建筑构件），天井被塑造成“中国式阿甘”。他忠厚近愚，经历母亲早逝、童年流离、下岗失业，却始终以钝感抵御时代风刀。这个“每一步都踏错节拍”的钳工，因对阿四“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在卑微中淬炼出神性光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刚研究员洞察到人物与作者的隐秘共鸣：“一生只爱一个人是幸福的，一生只写一座城也是幸福的”。
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同样折射历史棱镜的锐光。李择佳从大户千金沦为倒马桶的女工，在缝纫机梦想破灭后选择沉默宽恕；阿四以心比天高的姿态撞向时代高墙，十年牢狱未能磨灭生命锐气；郝银花、陆路萱等配角则如浮世绘碎片，共同拼合出中国女性在历史夹缝中的坚韧图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用“惊心动魄”形容这些“鲜活蓬勃的女性生命”。
三、叙事艺术的破界融合：当社会言情遇见历史钩沉
在结构艺术上，《璩家花园》实现了多重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学者王德威曾指出叶兆言对鸳鸯蝴蝶派的承袭，小说确以张恨水式“社会—言情”框架为基底：以璩民有父子婚恋为经线，七十年社会变迁为纬线。但叶兆言更引入《红楼梦》的网状叙事，使每条支线都自成生态——费教授的藏书楼往事、阿五的神秘凶案、李择佳的溘然长逝，各成叙事星系又交相辉映。
这种“聚合与发散”的叙事策略（中国作协梁鸿鹰语）在时空处理上尤为精妙：当1957年“麻雀之劫”中穿猎装的璩民有与1979年婚礼上的天井并置，历史不是线性演进而是多声部赋格。小说开篇1970年祖宗阁场景堪称神来之笔：少年天井撞见男女偷情的懵懂，与破败建筑承载的家族荣光形成戏剧反讽，欲望与衰败在此刻达成历史隐喻的和解。
叶兆言的语言质地同样值得玩味。他摒弃抒情泛滥，用近乎白描的南京方言讲述惊心动魄：“如果要真心悔过，民有知道自己这一生中，品行并不算太好...不过在准备为她买缝纫机的那一阵，他可是真心地想娶她”8。这种洗练克制的叙事姿态，使下岗潮的悲怆、文革的荒诞、市场经济浪潮的眩晕，都在市井炊烟中获得具身化表达。
四、历史哲学的平民阐释：边缘处的中心叙事
《璩家花园》的史学价值在于其颠覆性的历史观。贺绍俊教授指出，叶兆言“从历史的边缘发现中心”，通过小人物命运匡正大历史的偏见。小说中历史不以进步主义逻辑展开，而呈现为循环的“黑洞”：天井们一次次以为“时间开始了”，却发现“时间如同黑洞，没有超越也没有救赎”。这种认知在2019年章节达到高潮——当仿古建筑群贴上老照片，真正的历史早已被消费主义解构。叶兆言以天井“张开的嘴巴”喻示记忆的无力，却又在文学书写中完成对遗忘的抗争。
小说对当代文学宏大叙事困境的突破尤具启示意义。潘凯雄指出现实主义常陷于两极：“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现实支撑是多么苍白；底层书写又常陷于一地鸡毛的琐碎”。而《璩家花园》中，上山下乡、国企改革等重大事件始终通过缝纫机价格、高考复习资料、盐水鸭摊位的微观经济逻辑呈现。当李择佳倒马桶的声响与费教授吟哦的古诗在巷弄共鸣，精英与平民的历史诠释权获得微妙平衡。
“璩家花园”最终不过是仿古商业街的一块招牌，但叶兆言在废墟上重建了记忆的庙宇。这座用536页文字砌筑的纸上园林，既延续了《红楼梦》“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宿命感，又在天井般“低洼处承接阳光雨露”的平民韧性中开出希望之花。当文学史的目光投向21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璩家花园》必将以“深描历史褶皱中的生命伦理”的特质被铭记——它如一枚南京城墙的旧砖，在六朝烟雨中沉默，却让所有触摸裂痕的人听见时代的回声。
正如研讨会中青年评论家钟天意的顿悟：面对新建的“民国风情园”里失真的老照片，突然理解叶兆言为何让天井在小说结尾“张开嘴巴”。那无声的呐喊是对历史商品化的抵抗，更是对生命真实性的虔诚守护。在宏大叙事易沦为口号的时代，《璩家花园》告诉我们：真正的史诗，永远生长在凡人踩出的蹊径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