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槐花再开时

1996年秋末，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地处西南，重重大山孕育了璀璨的民族文化，却也像天堑般阻隔了人们通往外界的路。我们村的名字叫“谷丰”，可惜的是，名字通常只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景，实际上这里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青壮年大都选择外出务工以谋生存，家中只留下老人与孩子，一双双干涩的眼，总在门前望啊望。

方圆十里只有一所村办小学——谷丰小学。

我尚算幸运，学校离家不过十来分钟脚程。因为村子很大，家户却像一把撒在山坳里的豆子，零散得很。上学的路因此有些艰难，羊肠似的泥巴小路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再在天黑时将他们送还家中。冬日清晨，大多数同学要起得更早，天堪堪睁开一丝眼，他们就打着手电出发，那束摇曳的光，是黑暗中唯一的同伴。

跨过一道简陋斑驳的大铁门，同学们一天的生活就正式开始了。操场不大，一圈小小的跑道，一方窄窄的升旗台，虽然粗糙，却是同学们课间游戏的好去处。教室里的黑板也是水泥做成的，上面涂上一层黑色的颜料，就成了老师教授知识的唯一工具；食堂则是一方自建的砖瓦房，屋顶斜盖着青黑的土瓦，负责伙食的阿婆会在这里担起全校师生的午饭大计。

学校周围是一圈由红砖砌成的矮墙，沿着围墙种了一排洋槐树，每年四五月份，学校里的洋槐树盛放时，是这里最美的光景。黑褐色的树皮包裹着粗壮的树干，树叶根部还有一对细小的刺，洁白的槐花状似摇铃，风一吹便香满校园了。槐花的蜜极甜，课间时分，我们总喜欢蜂拥至墙边，踮起脚尖，小心翼翼避开叶背的细刺，伸手去够那一串串摇铃似的白花。摘下几朵，抽出花心，舌尖只一舔，那一丝清甜便顺着喉咙流进了心里。那时一种需要耐心和冒险才能获得的甜，滋味儿绝非小卖部的糖块儿可比！

听说它们是这里的老人了，见证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长大。在还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初中也是需要考的，由于师资不足，教育观念的落后，那时候上初中竟也成了难事。但这里出去的学生，有上了武大的，有上了师大的，还有做了医生的……

去年春天，我与母亲吃过晚饭后沿着小路散步，走着走着竟到了这里。那座铁门依旧“咿咿呀呀”，锈迹沿着杆子一路攀援向上，门口贴着一张泛了旧的白纸，上面是疫情以来随处可见的健康码，却是以照片的形式打印在A4纸上的。图片歪歪扭扭，有些不成样子。母亲说，这里现在只剩下两个低年级的班，生活条件好了，大家自然也不必受骨肉分离之苦，都将孩子带去城里上学了。等到真正没有学生的时候，这所学校也就停办了。

我透过铁门的缝隙望进去，望见半旧不旧的教学楼、重修过的跑道，还有操场边新置的滑梯，我仿佛又听到那时同学们欢笑声，那笑声，越传越远。那一排老槐树十年如一日地靠在围墙边上，但，它们怎么没有长高呢？似乎还愈发矮小了，树干上的皮，龟裂成一片片不规则的鳞甲，粗粝得像是祖辈劳作了一生的手掌，那些裂纹，像是岁月结成的痂。让令人欣喜的是，那苍老衰朽的枝上，还挂着朵朵鲜嫩的白花。此时天地寂静，只余几声虫鸣，周遭唯有一盏昏黄的路灯亮着，衬得这些槐树孤零零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一直这么孤零零下去。无论是槐树还是这所学校，都像是被疾驰的列车暂时遗忘的旅客。

可当我转身离开时，风又送来了一阵槐花的甜香——那香，与我记忆中的并无二致。我忽然明白，年年花开如此。就像这所学校，它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永远矗立，而是化作寸寸春泥，年复一年滋养这片土地，催生出新的花与叶，再目送着它们，飘向山的那一边，直到飞出重重大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