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试的早晨,我提着热水瓶走到教室门口,正欲为监考老师们沏茶。一位外校来的监考老师忽然抬头,惊喜地叫道:"老师!"四目相对的刹那,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是二十年前坐在最前排、总是抢着擦黑板的小女孩,如今竟也成了同行,心里顿时涌起一股自豪感。她笑着说:"没想到能遇见您。"我手中的茶叶簌簌落入杯中,清香袅袅升起,模糊了窗外三十年的光阴。
一九九八年的秋天跟着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来到那个偏僻的小山村,与老教师爬山路的情景恍如昨日。荆条刮过新买的的确良衬衫,老教师指着一座破庙:“那就是学校。”十八岁的我愣在原地,只见褪色的黄幡在风中飘摇,佛像的笑容透过窗棂凝视着十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冬天,孩子们冻裂的小手像一个个熟透的胡萝卜,僵硬得握不住铅笔,看得让人心疼,我便烧了开水一瓶瓶给他们焐着;暴雨突至时,屋顶漏雨如注,我们围着佛像唱《歌唱祖国》,雷声竟成了最豪壮的伴奏。
复式教学的日子,我同时教两个年级,语文算术穿插着教,体育课就是带他们爬山采野果,美术课用红泥在庙墙上画画。最聪明的那个女孩总在放学后悄悄回来,帮我收拾散落的粉笔头,一粒粒收进铁盒里。她说:“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那时庙堂烛火摇曳,照着她亮晶晶的眼睛。
几年后村里终于盖了新学校,青砖红瓦,玻璃窗亮得照得见人影。搬离破庙那天,孩子们对着佛像鞠了三个躬。可是新教室的读书声没响几年,人口就像退潮般减少,最终全校只剩下七个学生。撤并到镇小那天,我最后一个锁上门,看见黑板上还留着昨天教的“远上寒山石径斜”。
如今的校园美得让人恍惚:塑胶跑道泛着红光,多媒体教室的电脑排成星河,食堂飘出炸鸡腿的香味,每个教室是冬暖夏凉,送孩子的家长笑得欢,当年冻红小手的孩子如今开着汽车送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偶尔遇见还会说:“老师,我孩子又送给您教啦。”
那天监考结束后,曾经的学生陪我漫步校园。她忽然说:“老师您知道吗?当年您用粉笔头在庙墙上画的世界地图,我现在都画给学生们看。”阳光下,两个不同年代的教师影子被拉得很长,仿佛叠印在三十年的时光轴上。
回到教室时,我回顾自己的工作历程,虽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成就,但看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茁壮成长,心中充满了欣慰。看着讲台前那个装过粉笔头的铁盒。里面如今装着U 盘、激光笔和蓝牙耳机,但底层始终铺着当年捡回来的粉笔头,它们安静地躺着,像一粒粒时间的种子。我知道,教育从来不只是从庙堂到高楼的距离,而是让每颗种子都能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开出花来。
讲台前的茶水渐渐温凉,而岁月的茶永远滚烫。讲台下永远坐着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