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尽头的旧人

我们村子大都姓尹，在村子西北角的尽头，却有一块叫“彭家垅”的地方。名字的来历，谁也说不清，大概此前有姓彭的人家在此居住过吧。那片地靠近祖山，显得荒凉，却孤零零矗立着一栋三进的大屋，青砖灰瓦，马头墙高高翘起，在田野之间格外醒目。左厢住着爱珠伯一家，右厢住的，便是颜清文一家。

我记忆里的颜清文，虽然比较模糊，却又有几个片段分外清晰。他中等身材，方脸，额头和眼角有几道刀刻似的皱纹，整个人透着几分疲惫。他常穿着灰黑布衣，背上有大块的补丁，洗得发白。走在村道上，他总是微微弯腰，遇人便笑，从未听过他与谁争吵。这样的一个人，反倒在村子里显得特别。

村里人极少喊他全名，长辈们叫他“清文”，更多人特别是小孩干脆喊他“啧啧公”（颠子）。这称呼里带着几分揶揄：一因他衣衫褴褛，常惹得村狗狂吠；二因他性子温顺，无论谁骂他，他都漠视，不与计较；三因他逆来顺受，就算遭遇莫大委屈，也从不开口辩驳。记得有一年，村里一个孩子去彭家垅打猪草，偶然碰见了他，被吓到了。凑巧不久孩子生了病，父母请“仙姑”占卦，竟说要取颜清文的头发与手指甲泡水给孩子喝。于是他们一群人闯进颜家，硬生生剪下他半边头发和十个手指头的指甲，还故意剪破了他的手指，鲜血直流。他却只是咬紧牙关，任人宰割，一声不吭。若不是隔壁的爱珠伯看不下去，出言喝止，怕还要折腾下去。可颜清文依旧只是连声说着“没关系”，面无表情地低下头。那一刻，他的忍耐与宽厚，让人心酸得几乎要落泪。

爷爷说过，颜清文并非一直如此。少年时的他意气风发，饱读诗书。十八岁那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拔当上了国民党的乡长。可好景不长，解放一来，这顶“乡长”的帽子成了枷锁。他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名号，成了“监督改造”的对象，从此一生抬不起头。三十好几才娶上媳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唤作“五妹”，儿子叫“四新”，名字里满是那个年代的痕迹。

他的妻子个子不高，长相一般，脸色黝黑，眉眼间总带着一丝怯意。村里有人叫她“丑婆”，可在清文眼里，却是最合心的伴侣。她勤劳能干，农活家务一把好手，只是胆小怕事，每逢外人欺辱，不敢吭声。清文却从未嫌弃，反而格外疼惜。

我曾见过他们在田里劳作：“双枪”季节，妻子弯着腰割稻，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在一旁的清文就悄悄上前，用衣袖替她擦汗，再把半壶井水递过去。那一瞬，他的眼神里没有“啧啧公”的卑微，只有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怜爱与心疼。

清文对子女更是满心疼爱。四新与我年龄相仿，比较顽皮，常跟着我们上树掏鸟，下河抓鱼，偷瓜摸枣，他只是远远看着，嘴角带笑，从不责骂。五妹比四新年长几岁，很是乖巧。每当父亲写字时，她便在旁边帮着研墨铺纸。特别是针线活拿手，家里的衣物都是五妹缝补。黄昏里、煤油灯光下，他们的背影交织成一种温暖的画面。那一刻，他不是村人眼中的“啧啧公”，而是一个平凡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

他明明是个有文化的人，却无处施展。文革时，更是频频挨斗。我忘不了一次，他被绑在水车上，烈日直射，草绳勒得脖颈生疼，汗水一滴滴顺着下颌往下淌，双手无力垂在水车的横杠上，满脸痛苦表情。他的妻子被拉来陪斗，衣袖被汗水打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强忍着。有人偷偷递来一碗水，他抿了一口，却像吞下石头般艰难。我远远望着，只觉胸口堵得慌。一个十八岁就当过乡长的人，竟落到如此境地，怎不令人唏嘘？

然而，他并非只有卑微憨傻的一面。偶尔，他也会流露出几分有趣。记得村里采红花草籽的日子，几十个人围蹲在田间，他坐在中间，手里忙活，嘴里却讲起《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一会儿压低嗓子，一会儿又拉长声调，兴起时还会唱起来。嗓音虽不亮，却带着独特的韵味。大人们听得会心一笑，孩子们更是围着他，目不转睛。讲到动情处，他咳嗽一声，抿口凉水，又接着唱。那一片田野，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方乡村戏台。

他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大字。每到年关，村里有人带上纸墨和一些点心和水酒，纷纷来请他写对联。寒冬腊月，他的手冻得通红，却依旧笔力遒劲。写完总要退两步，眯着眼细细端详，再满意地点点头。偶尔一阵风吹起纸角，他伸手压住，继续书写，乐此不疲。村里的墙上，那些“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多半出自他手。我家老屋的墙上，还残留着一个大大的“学”字。如今想来，那些字虽带着时代的气息，却也自有一股力量。也正是因着他的字，我才对毛笔心生向往。可以说，我与书法的缘分，便是从他的一笔一画里悄然生出的。

七十年代末，他一家搬去了塘下村。此后与他见得少了，但他却常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一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最终过得一生清苦。他没有留下功名，却留下了几幅字，几段故事，一份对妻儿的温情。

如今，彭家垅早已面目全非。大屋拆了，原地建起了县医院。白衣翩翩，人来人往。谁还会记得，这片土地上曾住过怎样的人？然而在我心里，彭家垅依旧是村子的尽头。墙上的字，田间的歌声，昏灯下的身影，依旧在耳畔回响。颜清文，也依旧在那里，安安静静，像一首旧曲，低低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