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十月的告别

那年十月的告别

十月，是个让人容易动情的月份。桂花的香气一阵阵飘来，稻浪翻金，山坡上的油茶也结得满枝，空气里有一种收获后的安静。少年时，我也曾在这样的季节里挥汗田间地头，心里有苦，也有乐。如今再想起十月，最先浮上的，不是桂香，也不是稻浪，而是爷爷的模样。他走的那一年，也是十月。此后每到桂花盛开，我心里就有一点隐隐的疼。

严格说来，他并不是我的亲爷爷，而是母亲的养父，但他待我比亲爷爷还亲。我随他姓，从小到大一直叫他“爷爷”，而把住在城里的亲爷爷称作“街上爷爷”，这就应了那句老话“生得亲不如带得亲”。

爷爷是个极少说话的人。人称“冇声俚”。可在我眼里，他的沉默并不是冷漠，而是厚重，像木头的纹理，看似无声，却在岁月里留着深深的印记。

我记事时，爷爷已年近花甲了。身板依旧笔直，走起路来稳稳当当，脚下生风。脸上总挂着笑，一笑，眼角的皱纹就堆到一起。他从不放声大笑，唯有干活时，挑起重担起肩的那一瞬，他会吆喝一声，那声音，像是在给自己壮胆，也像是要让生活听见他的存在。

爷爷是烈士之后——他的父亲曾任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井冈山烈士陵园里，刻着他的名字。那年，爷爷才十一岁，弟弟只有九岁。兄弟俩靠乡亲接济、靠乞讨过活。那些苦日子，没有把他压垮，反倒让他生出一种不动声色的坚韧，像劲竹的根，一圈一圈扎向岁月深处。

少年时，他便到富人家当童工。白天干活，夜里学艺，靠着勤快和悟性，他学得一手好木匠手艺。那是个靠双手吃饭的年代，他用斧头劈开木桩，也为自己开劈了生存之路，用刻刀雕刻木头，也为自已雕琢着生活，用砂布打磨木板，也为自己打磨了岁月。

栋梁大木、家俱嫁妆、圆木棺木，他样样在行。他做的大木，结实耐用；他做的家俱，款式新颖；他做的嫁妆，雕龙画凤；他做的圆木，朴实中透着温度。乡邻都信得过他。

十六岁那年，他到奶奶家做长工。人老实，手勤快，奶奶比他大三岁，看中了这份踏实，后来，两人便成了亲。

解放后，上级分配县里三名烈士后代上红军大学的名额，爷爷本是其中之一。他却笑着婉拒：“我不是读书的料，喜欢同木头打交道，那是一辈子的事。”这句“不是读书的料”，他一辈子都说过许多次，但那恰恰是他最聪明的地方——他认定了什么，就笃定一辈子。

爷爷不仅是木匠，还是大厨。乡里红白喜事，只要他掌勺，众人都放心。特别是做糕点的手艺，真让人叹服。每逢年节，他带我去生产队作坊里蒸包子、烤月饼。我蹲在灶旁，看他一边揉面，一边哼着不成调的老歌。那香气四溢的糕点，是我童年最甜的记忆。

小时候，我最盼的，就是爷爷去人家当大厨。因为每次他回来，总会带回事主答谢的猪肉和点心。还没进门，他就会拉长调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一响，我立刻飞奔出门迎他。爷爷总会趁没人注意，从答谢的红包里抽出几毛钱塞进我口袋，小声叮嘱：“别让弟妹知道啊！”那几毛钱，我舍不得花，藏在书页里——那是我童年最早的私房钱，也是爷爷疼爱我的凭证。

听母亲说，爷爷总是护着她。奶奶性情严厉，不让她读书，常说：“女娃读书，迟早要嫁人，白白浪费。”是爷爷坚持：“人家娃也是人，得识几个字。”靠着他的坚持，母亲才读了三年书。母亲的生母临终之际，奶奶不准她回去送终，是爷爷做主，让母亲回娘家见外婆最后一面。那一回，母亲红着眼对我说：“没有你爷爷，我连娘都见不着最后一面。”他不识几个字，却明白情义、懂得人心。

爷爷一生节俭，为自己舍不得花钱，却乐意为别人出力。村里哪家建房、装砖窑、烧石灰，他都主动去帮，从不要工钱。过年村里不管哪家要杀年猪，总会请爷爷到场。刀法稳，手脚快，此时，爷爷又成了村里的“编外屠夫”。

爷爷年近七十，他还能独自合板制棺。那些厚木料，年轻人抬都吃力，他却做得稳稳当当。那时合制一副棺材能挣八十元手工费，而我每月工资才一百四十元。村里人都说：“基圣的手艺，是鲁班再世。”爷爷听了只是笑笑，从不多话。

八十年代初，国家分田到户。父亲在单位上班不懂农活，家里五亩多责任田，全靠爷爷带着我和弟妹操持。天未亮就起床，脚踏露水下田；烈日下，弯着背收稻插秧。那片金黄的稻田里，藏着爷爷一生的辛劳，也藏着我对土地最初的敬意。

爷爷能干，也不恐高。老屋漏雨，他亲自上屋顶检瓦。一次，一根瓦桁断裂，他险些摔下，旁人都吓到了，他稳住后还笑道：“没事，老骨头摔不坏。”家里的附房、猪圈、牛栏、鸡舍，全是他一砖一瓦砌的，从不求人。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此时又成了泥瓦匠的手。

八十年代末，我的女儿出生。妹妹帮我带了一年多后，年过花甲的爷爷从老家赶来帮我带孩子。这一带，就是十多年。

每天清晨，他早早起，为孙女准备早点；送去学校后再去买菜、打扫、做饭。劝他歇歇，他总说：“闲着也是闲着，做点事舒服。”他用自己熟悉的节奏，把爱延续到了第四代。

爷爷身体一直硬朗。七十岁时，还能肩扛六十斤大米，从火车站走两公里到我家。那份稳重的力量，是岁月打磨出来的。

2001年我回乡建房，他知道我花销大，从木箱里的袜子里掏出两卷十元钞票——足有两千元，塞到我手里，轻声说：“拿去用吧，这是爷爷的心意。”那一刻，我喉咙发紧，眼眶发热。那叠钱，是他几十年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此刻爷爷的这点心意，比金子都贵重。

我建好楼房，他却执意回乡，说：“老屋那片地，我放不下。”回去后，他也闲不住，种菜、喂鸡，农忙时为我弟弟家里搭把手，平时与邻居闲聊摆古，日子过得充实安稳。

两年后春天，他突发脑梗，半身不遂。我请假回去照顾他。他虽说不清话，却总对我笑。国庆节前我再回去时，他见我，眼神明亮得像少年。

10月3日，我要返程。他忽然挣扎着站起来，艰难地走了两步，眼神里满是期盼。我知道，他想跟我一起去新余。但那时我要去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只能轻声说：“等我回来，再接您去。”我开车带他在县城转了几圈。秋阳明亮，桂花正香，他坐在车里静静看街景，神情温和。谁能想到，那一转，竟成了我与爷爷最后一别。

10月5日，家里来电说爷爷病情突然加重，10月6日傍晚，我在去西安的列车上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那一刻，我心如刀绞。列车在夜色里疾驰，窗外的灯光一盏盏掠过，感觉我离爷爷越来越远。那夜，我哭成了一个孩子。翌日深夜，我穿着军装，在校园广场上，面朝南方长跪不起。那一跪，是我对爷爷的最后敬意。

爷爷活到了八十三岁。八十岁寿辰那年，他乐呵呵地说：“我该知足了，都比周总理还多活几年了，还朝毛主席的岁数看齐呢。”说完他笑，那笑里很慈祥又带点天真。

爷爷的一生，是苦难与光荣交织的篇章。幼年失怙，青年打拼，中年持家，晚年守重，他用木头刻出生活的筋骨，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刻下自己的灵魂与尊严。他不识几个字，却教会我做人的根本：勤劳、厚道、不言弃。

如今，爷爷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每当闻到木屑的味道，或听见刨木的“吱呀”声，心里便浮起他的身影——那个沉默的“冇声俚”，那盏始终没有暗下去的灯。他虽远去，他的光，却依旧亮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