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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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于我，是一场无声的修行。四十多年光阴，如一缕不断的墨线，在岁月的稿纸上延伸。它曾晦暗，也曾闪光。被拒于门外，也受过青睐。那些漫长的等待，让我在希望与挫折之间，反复体会人心的起伏。
我想，写作与投稿的关系，有点像农民种田，先得播种、灌溉、等待，然后希望秋天有人来收；也像企业的产品与销售的关系，企业产品出来，要有销路，作品写出来，也要找到出口。只是，这世上从无公平的售场，作品如产品，有的畅销如火如荼，有的滞销冷若冰霜。写作者与编辑之间的距离，绝大多数靠的是作品的质量，但有时并不在文字的优劣，而在于际遇和缘分。我与文字结缘，已逾四十载。若要回望，酸甜苦辣皆有。
十四岁那年，我得到一本名叫《莲花文艺》的杂志。那时的自己，对“文学”两个字几乎一无所知。可当我翻开那几页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文章，竟被那份文字的力量打动了。夜深灯暗，我学着书上的样子，写了一篇《船与桨》的短文，稚嫩、生涩，却写满了少年心中的憧憬。拿给我的文学启蒙彭霖山老师看。他看完微笑着点头，说：“这篇，可以发表。”就这样，我的“处女作”登上了《莲花文艺》。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铅字之上。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作家”的名号在向我召唤。
此后，我又写了许多，却无一见刊。那些石沉大海的稿件，像被岁月吞没的石子，连涟漪也不见。我因此失落，写作的热情也渐渐减弱。
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参军入伍时，我在日记里写下了离家时的心绪，被班长偶然看到。他说：“这写得好，拿给营副教导员看看。”没想到，这篇朴实的日记，被报道组润色后刊登在《人民前线》报上。那天，当我看到报纸上印着自己心语的文字，心里又涌起久违的激动。写作的火苗重新点燃，我夜以继日地伏案写稿，渴望再次被刊登。可数十篇稿件依旧无声无息。沉寂中，我学会了接受，也开始明白，写作从来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一种自我积累，自我沉淀，自我否定与更新的循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单位觉得我“有点文字功底”，让我负责宣传报道工作。那一刻，我极不情愿，明知这是个苦差，也只能应命。于是我背上相机与笔记本，俨然一个军事记者的模样，奔走于各乡镇和机关单位，到训练和抢险救灾的一线去，写人写事，写那些在尘土中闪着微光的瞬间。稿子虽常见报于市级媒体，却始终无法叩开《解放军报》的大门。那时的我，听惯了种种传说：要想在军报上登稿，非得找关系、走后门。直到那几封信的到来。
那是几位军烈属寄来的信，他们诉说着村里民兵在“助耕帮种”活动中帮扶一阵便不了了之的失落。信中没有怨恨，却满是无奈。我看后久久不能平静。那一夜，我连夜写下《为军烈属服务要务实、持久，不能图形式、一阵风》的读者来信寄往《解放军报》。不久后，报纸刊发了全文。我非常激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是我在军报上见报的第一稿，且是要闻。更意外的是，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军人和军烈属的来信，有感谢，有期盼，也有鼓励！我明白了：写作并不只是“发表”的喜悦，更是一种与社会共鸣的力量。那种被理解、被信任的感觉，比任何荣誉都自豪。
深入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记得有一年，部里针对新时期民兵、预备役人员外出务工日益增多的现实，开始探索一套加强动态管理的新路子。我意识到这其中藏着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于是，我用二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到九个乡镇的三十六个村委调研，利用节日组织回乡民兵召开了3次座谈会，写出了《新形势下加强民兵动态管理》的调查报告，并在《解放军报》二版头条刊登，占了整整半个版面，那是我在军报上刊登的最长的一篇文章。稿子见报当天，军分区首长就打来电话祝贺，语气里满是喜悦。他问我，是请了哪位编辑帮忙刊发的。我一愣，只能如实回答：“没有托人，也不认识哪位编辑。” 首长沉吟片刻，叮嘱我：“那也要记得感谢人家。”后来，我辗转得知，那篇稿子是由龚志华编辑编发的。为表达谢意，我挑选了一幅当地产的夏布小绣品和一本《傅抱石纪念册》，连同三篇新稿寄去。不久后，包裹退了回来，小绣品和纪念册被原封不动地寄回，只留下那三篇稿子。我突然明白，文字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种无声的尊重。后来这篇文章在解放军的征文中荣获二等奖，李德生上将亲自为我颁奖。
当然，稿件采用有时确实要借力。1997年，全国新闻单位乒乓球赛在我所在城市举行。《解放军报》派队参赛，我得知后，立刻联系他们的领队——时事部副主任许佩臣大校。我邀请他一行来部里座谈，介绍基层民兵预备役工作开展情况，并主动请缨承担赛事报道任务。一周内，我在军报上连续刊登了九篇报道，打破了省军区在一周内的上稿纪录。那次之后，我与《解放军报》建立了联系，后又在《今日故乡》栏目发表了《乡村崛起工业长廊》、《农民夜校书声朗》、《我的一段情》等三篇反映家乡改革巨变的散文。
有时机会不是天降的，而是你在黑暗中摸索的那股子韧劲。
投稿之路，有时也带有一点投机性。记得1998年秋，我有幸赴北京参加全国抗洪抢险表彰大会暨文艺晚会，顺便参观《解放军报》社。我带着5篇精心打磨的稿子，本想当面呈给版面的刘主任。那天，编辑部里人头攒动，主任编辑在办公桌前认真审稿，读完便把大多数稿子放在桌上的资料盒中，少数稿件却放进了抽屉里。这个细节被我注意到了。我站在人群后，看着那只抽屉，忽然心中一动——也许，能进抽屉的稿子，就有机会刊登。下班铃响，人群散去。我故意捱到最后，趁没人注意，我悄悄把那5篇稿子塞进了半开的抽屉缝。一个月后，这5篇稿件竟陆续刊登在军报上。那一刻，我欣喜若狂，或许命运有时真的偏爱那些执着到有点倔的人。
写作有时也有状态好坏的问题。而写作的井喷期，则是积累、机缘与状态的叠加。“三讲”教育期间，作为组干科长，我常常要比别人先学一步，多思几分。那时我刚晋衔，心情特别好，写作状态也出来了。连续写下《少应酬，多学习》《领导干部要常坐坐矮板凳》《离任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平时要看得出，关键时要站得出》《有书趁早读》等八篇稿件。五个月内，这八篇稿件全部以要闻形式刊登在《解放军报》上，其中《有书趁早读》还获得了征文三等奖。南京军区宣传部因此点名表扬，我也因此再次荣立三等功。那一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文字里耕耘，在灵感的河流中畅泳。
1998年，《国防法》颁布一周年。我与地方宣传部的廖海金合作写了一篇新闻特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给《人民日报》。当日傍晚，编辑刘士安来电核实稿件后，告知次日刊登。我整夜未眠，清晨守在邮局门口，翻看报纸——没有。第二天仍然没有。直到第三天，我终于看到那篇千余字的文章出现在第四版。原来，前两天因中央领导会见外宾的文章占了版面而被推迟。此后，刘士安编辑又陆续采用了我数篇稿件，而我从未与他谋面。文字的缘分，大抵如此，重在心灵的相逢，而非面对的寒暄。
2000年，我所在的军分区掀起科技练兵的热潮。那一年，我结识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朱登玲记者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的刘记者。我抓住机会，与他们交流选题方向，精心采写。当年，在央视用了三条电视稿件，在“国防时空”播出六十多篇。有一阵子，每天清晨我都准时守着收音机，听到自己文字被播出的那一刻，像听到另一种生命在延续。
写作是痛苦的，也是甜蜜的。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写到午夜十二点。思路卡壳时，我苦思冥想而不得，有时却在梦里找到出路。记得有一夜，我梦中顿悟，猛地惊醒。凌晨三点，我披衣起床，提笔把梦里的灵感记下。妻子被惊醒，迷迷糊糊问我：“你不用睡吗？”我笑道：“灵感来了不写，天亮就忘了。”她无奈地摇头，而我，依旧在台灯下奋笔疾书，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写作之路，也是孤独的跋涉。你要忍受拒绝的冷淡，也要承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但当稿纸上铺满文字，当报纸寄来那份薄薄的样刊，你会忽然觉得，所有的失眠、等待、奔波，都是值得的。
四十多年过去，我依然在写。写自己，也写他人；写故乡，也写时代。有人问我：写了这么久，你都退休了，还图什么？我笑着说：图一份执着，图一份心安，图一份快乐。文字，是我与心灵对话的方式；投稿，则是我把心意放飞的途径。无论它落在哪片天空，只要曾真诚地飞过，既使未留下痕迹也不付此生。人生像写作，总有平淡与起伏。我已不再计较有没有人读懂，只愿笔下的每一行，仍能让我心里亮一点。在文字的路上，我已不再年轻，却依然愿意，做那个深夜伏案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