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清泉
网站用户
1984 年 1 月 11 日，新兵连训练刚结束，操场上冷得能冻透鞋底。班长点了我的名字，说要分配去新余市人武部（1985年10月改为军分区）。我跟着来接我们的邹参谋一起去了新余。新余市人武部刚成立，虽然兵不多，但也有10多个，还算热闹。本以为从此就在市人武部机关干下去了，谁知道才待了三天，又通知我单独调去刚成立不久的渝水区人武部。
消息来得突然，我有点懵，但也只能背上行囊跟着来接我的刘庆桂副政委走。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切行动听指挥。
区人武部人员较少，干部十来个，义务兵就我一个，我算是“独生子女”了。春节前的各种任务把大家忙得脚不沾地。一个新兵插在中间，有点像走进陌生院子的小猫，没人有空管你，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在这种凌乱与生涩里，我遇到了后来影响我一辈子的余霖沛部长。
记得那个冬天冷得厉害，到新余前已下过2场大雪。我睡不踏实，总是五点不到就醒。醒了也不想躺着，就下楼劈柴、生炉子。炉子是老式铁皮的，用于烧水和取暖。点火的时候老是往外冒烟，我蹲在那儿一边呛一边吹火，要用小木柴引火把焦碳烧着不是件容易的事。好不容易把领导办公室的炉子一间间点起来，再把每个办公室和外面的走廊拖一遍。说实话，当时没有人让我这么做，我只是觉得既然来到部队，就一定要好好干，且要干得比别人更出色一些。
有几次劈柴声大了，把余部长吵醒。他披着棉大衣下来，看到我眼睛被烟熏得通红，说：“怎么天没亮就起来？又穿这么点，不冷吗？小心感冒了。”语气不重，却让我心里一热。那时我刚离家不久，在陌生环境里被领导这么问一声，心里确实感动。之后，每次早操后，他总会随口问一句：“今天几点起床的？早上冷不冷？”话不多，却能让我记一辈子。
春节前干部们有的回老家探亲，家在新余的也陆续回家，食堂也停了伙。那几天部里冷冷清清的。一天傍晚，余部长到我宿舍来，坐到我床边，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是烈士的后代，家里九口人，全靠父亲一份工资生活。他没马上说话，只是点着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快过年了，想家吧？”我迟疑了一下：“不想。”他又问了一句：“真的不想？”我低着头没吭声。他轻轻拍了拍我肩膀：“回去过个年吧，给你十天假。人都回家了，你一个人留着也不安心。”临走前，他让后勤给我开了 100 元困难补助。那时我一个月才 10 元津贴。我拿钱时手都有点抖，他说：“买点东西回去孝敬父母，不要空着手。”那是我当兵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暖”。回到家时，父母还以为我犯了错跑回来了。弄清原委后，母亲抹着眼泪说我遇到了好领导。
余部长是由宜春军分区司令部作训科长提拔到新余任职的，家在宜春，夫人王笑梅阿姨是宜春军分区卫生所的军医，温柔爽朗，做得一手好菜。部长几乎每个周末回宜春，大都由我带车送他，也常被王阿姨热情地留下吃饭。第一次随部长到他家，桌上几道家常菜，红烧鱼的香味一上桌我就闻到了，王阿姨不停给我夹菜，还不时地问我家里的情况，语气像对待久未谋面的晚辈。
有一次饭后，余部长和王阿姨拉着我去逛商场，执意要给我买两套球衣。挑选衣服时，部长格外细心，一遍遍帮我比对尺码、翻看款式，问我喜欢什么颜色，就像在为自己的孩子挑选衣物，连商场的服务员都忍不住问我们是不是一家人。这份超越上下级的温情，成了我最珍贵的慰藉。
人武部成立之初，工作头绪多，任务重。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添麻烦的，既当通信员，又兼任给养员，还时常帮干部抄抄写写，重活累活处处抢着干。到人武部半年，我荣立了三等功，被市人武部评为“优秀士兵”。当年7月入党那天，有人说我荣誉太多，建议往后拖一拖。余部长说：“入党是政治要求，不是奖给他的。他小小年纪，有理想，有觉悟，能吃苦，爱学习，肯钻研，配得上。”随即，我成了预备党员。
第二年，他鼓励我报考军校，并亲自为我从宜春军分区借来复习资料。又怕我数学基础薄弱，特意跑到新余一中，为我联系了一位数学老师补课。考试前一天，他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临上车时还不断叮嘱：“别紧张，我相信你能考好。”那个站台的画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时胆子不大，说实话，真就是因为余部长的一番鼓励，我才敢往前走。
余部长待人宽厚，在工作上却非常严格。民兵整组、征兵体检、军事训练，他事事亲自把关，对标准一寸不让。有一年征兵，一名区领导的亲戚体检不合格被淘汰，区领导打电话来找部长说情。有人悄悄劝部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部长说：“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让步。”后来，部长还亲自上门向那名区领导做了解释工作，得到了区领导的谅解。他做事就是这样，有礼有节，既不让人难堪，又坚持了原则。
下乡时，公社干部常把走在最前面的驾驶员老郑当成他。他每次都对我笑着说：“看吧，别光看外表。”他从不摆架子，也从不让人替他开路。跟着他时间长了，我才弄明白，领导不是靠摆个架子就能当好的。
1986年春，人武部即将移交地方建制，余部长选择了转业回武汉安置。后被安置到武汉市青山区任纪委副书记。临行前，他郑重对我说：“以后成家立业，多来武汉看看我。”他后来搬了新家，还特地把我和他的合影挂在客厅，逢人便说：“这是我在部队最放心的孩子。”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有些情分不靠血缘，却能一直记在心里。
2004年初冬，余部长、王阿姨和他的几名战友，专程从武汉来到江西，回到他们工作过的老部队看看，也来看看我。当他们一行10余人驱车驶入武装部营门，车门打开的那一刻，王阿姨一眼就认出了我，快步走上前，一把将我拥住，哽咽着向身边的老同事介绍：“这是我的儿子，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余部长站在一旁，看着我，眼角的鱼纹依旧温柔，眼里却满是泪光。我连忙走到部长跟前，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后，和他紧紧地拥抱……
2018年，余部长因食道癌做了手术。之后恢复良好，我们电话不断。有一次我刚打完球，满头是汗，想着歇口气，就接了余部长的视频。那会儿我光着上身，他一眼就瞧见我肚子有点“鼓”了，皱着眉却带着笑，说：“哎哟，你这又长肉了啊？得收收，锻炼跟上，嘴也得管住！”语气里充满着关爱。直到武汉疫情爆发那年，我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后来才得知：王阿姨因心梗突然离世。余部长不久感染新冠，也安静地走了。听到消息那一刻，我坐在车上，手机从手中滑落，整个人瘫在车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我像一个无措的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觉得心口阵阵发紧，后悔自己没去武汉看他最后一面。后悔明明说过“改天一定去”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
2022年的中秋，我终于踏上武汉的土地。余部长的儿子毛毛和女儿丫丫带我走上墓园的坡道。风吹得树影摇晃，在石碑上投下一层淡淡的光。我默默将鲜花放在墓前，轻轻触了触碑面。仿佛能透过冰冷的石头触到当年那个笑得眼角有几道鱼纹的中年军官。我低声说：“首长，我来看您和王阿姨了。”风从耳畔掠过，我仿佛听见他在说：“我知道你会来看我们的。”这一刻，我终于把压在心里多年的遗憾，释放了一些。
这么多年过去，一想起他们，我心里还是会有一股热。很多时候都在想，我能走成今天这样，真要感谢余部长，他用最朴素、最真心的方式，悄悄地改变了我这个年轻士兵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