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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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刚满10岁。家乡唐山于7月28日发生了一场7.8级的强烈地震。
冲击波瞬间将城市高楼大厦夷为平地。就连离震中一百多公里，我的农村老家也未能幸免，山墙倒塌，房屋倾斜。
9月9日，又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百姓们人心惶惶，恐惧弥漫在每个人心头。
好在10月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消息，成了这一年里最让人振奋的好消息。
经历了大地震劫难的那个冬天，格外寒冷。但街头巷尾、学校工厂、农村原野，处处都涌动着抗震救灾、纪念毛主席与批判“四人帮”的热潮。
在上冻之前，学校在村子的帮助下，于空旷的操场上搭起了十几间油毡盖顶的简易棚，作为师生们临时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我和几十名同学挤在简陋的教室里，寒风通过窗缝袭来，冻的我们瑟瑟发抖，同学们只得不停的跺脚取暖。
教室里教学设施也非常简陋，讲课用的黑板是韩秀玲老师用一块旧木板刷上黑色墨汁做成的，桌椅也是高低不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终于迎来了1977年的到来，我的五年小学生活也随之结束。
村里设有联中，正月开学，我满心欢喜地升入了初中一年级。
联中的同学来自附近的尹山、林场、磨石庵和东刘庄四个村子。
初中是两年制，初一、初二各有一个教学班，每班三四十人。
校长陆明春来自兴城镇褚庄，因为年轻时候得过肝炎，营养不良，身形清瘦得如同麻秸秆，感觉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他每天都端着一只装满热水的大茶缸，悄无声息地坐在教室后排听课，这让师生们格外紧张。
不过，陆校长是个音乐迷，笛子吹得悠扬婉转，每当那美妙的笛声响起，同学们都会沉浸其中，对他的畏惧也随之减少了几分。
他教学极为严格，严肃起来的时候，师生们都对他敬畏有加。他还自学中医——用银针治病。
那年夏天，我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时中暑晕倒，他不慌不忙地用银针在我手背扎了几针，我的病就好了。放学后，村里老乡经常找他扎针治病，他也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大家，所以他在我们村声誉极高 。
教我们初一数学的是磨石庵村的侯老师，语文老师张君则来自邢台，她是学校里唯一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她知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能把枯燥的课文讲得生动有趣。物理老师是尹山村的尹连贵，其他老师的名字我已记不太清了，但张君老师却让我最为难忘。她不是本地人，说话带着浓浓的外地口音，她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儿子小虎，和我同班。
张老师当时三十多岁，留着流行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她的丈夫也是一名老师，在邻村的尹庄中学任教，和张老师一样，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是当时公认的语文权威。但他们夫妻俩不太擅长生活，比如张老师做玉米粥时会往锅里放猪油，做出来的玉米粥味道不好还难吃，为此，夫妻二人经常吵嘴。
1977年的夏天，天空万里无云，毒辣的太阳仿佛要把大地烤焦。
酷热难耐的我们，常常趁午休的时候，偷偷跑去村西的大口井游泳解暑。
学校怕出意外，每天都会派老师巡视。我们就安排同学在大井周围放哨，一看到老师来就大声呼喊，大家便光着身子抱起衣服，冲进庄稼地。老师在后面一边呼喊一边追赶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有一天中午，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大口井。刚脱光衣服从高高的井壁跳进水里，留着短发的张老师就突然出现在了井台。
我们来不及逃跑，只好扣住井壁的石头，下半身泡在水里，像待宰的羔羊低着头，老老实实等着挨批。
没想到，张老师却温和地说：“别怕，学校不是不让你们洗澡，是怕你们出事。以后想洗澡告诉老师，我陪着。”说完，她就脱掉外衣跳进了井里，还招呼我们一起游。
张老师来自大城市，又有大学生活的经历，游泳姿势标准又优美，把我们都看呆了。
当时农村的思想还比较封建，有村民议论：“女老师和男孩子一起洗澡，像什么样子。”张老师听说后，只是笑笑说：“他们和我儿子一般大，都是我的孩子，当妈的和儿子游泳有什么问题？只要孩子们平安就好。”
那个中午，我们在张老师的陪伴下，痛痛快快地游了一场。快上课时，她还叮嘱我们：“以后想洗澡一定要告诉老师，千万别自己来。”
1978年，按照常理，正月开学我们就该升初二了，可教育部门改革了开学日期，改为暑假后开学，我们只好在初一再读半年。
同年，村里的联中被取消了，除了磨石庵的学生转入尹庄中学，其他三个村的学生都并入了樊庄联中，老师们也分别去了这两所学校任教。陆校长和张君老师去了尹庄中学，此后，我们师生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只有教数学的侯老师和我们一起去了樊庄。
樊庄离我村不远，只有二三里路，可中间却隔着一座西山、两条小河。山的东面是我村四队的，山坡上长满了栗树、梨树、桃树。我们上下学走的小路就在果树行里，而西山西坡属于樊庄，山上除了几棵老栗树和梨树外，光秃秃的。
那时樊庄学校建在村西山坡，沿着山势盖了两排二十几间房，南北排列在北高南低的山岗上。因为大量学生并入，教室和操场都很紧张，学校开始扩建。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建房资金都是由几个村子联合投资，主体完工后，附属工程就靠师生们自己动手。
那时对文化课抓得不严，学校要求以班级为单位开山填坑。同学们上学时就自带锨镐、背筐、推车，上完一两节文化课，就开始劳动，那热火朝天的场面，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村里在搞农田基本建设。
我六岁上学，比同学们普遍小一岁，又瘦又小，推不动车、抡不起镐。老师就安排我们几个体弱的学生，去村街口放哨，防止放炮飞石砸伤过往的村民。那半年，我们大多时间都在平整操场，学习时间很少。
夏天到了，即便学习任务轻，也得按时上学。去樊庄要过两条河、爬哪个一座山。爬山费鞋又费力，但还能克服，过河就更难了。一条是村西二三十米宽的小河，村民们为了出行，往河里扔了几块大石头，做成简易石桥，人们踩着石头就能过河；另一条是西山与樊庄的界河，樊庄人很少过来，搭桥的任务便落在了我们学生身上。一开始，我们找大石头摆在河里，可不久就被哪个村民搬回家去垒墙，我们只好再找石头重搭，如此周而复始，让人很是无奈。
那时学校管理宽松，社会娱乐活动也少，樊庄和我村的学生常以西山梁为界扔石头“打仗”，不是这边的石头扔到对方头上，就是那边的石头砸到这边同学背上。
当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能看上一场电影。
夏末的一天，听说公社电影队来樊庄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放学前，我就和好友商量好不回家吃晚饭，等放学了去西山梨树上摘些梨子充饥，然后再去看电影。
我们偷偷把满是补丁的书包藏在路边一丛榆树堆里，然后一动不动地趴在浓密的豆棵子下面，像侦察兵似的两只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山下“看山人”的动静。
看山人是我的大伯，他工作十分负责，一直在山间地头不停地巡视着。我们两个趴在豆棵里，满心盼着他早点回家吃饭，好让我们上树摘梨。
西边月亮爬上树梢，大伯巡视一圈，见山上静悄悄的，就放心回家吃饭了。殊不知，还有两个“小馋猫”在盯着他。等大伯一走，我俩立刻爬上梨树，把裤腿和上衣袖子系起来装满梨子，然后背着梨袋，啃着梨跑去电影场看电影。
当时一部电影要在几个村子同时上演，这个村演完一卷，就拿到另一个村子上演，人们称之为“跑片”。这样一来，每演一卷都得等一两个小时。等待时，我们就从裤兜拿梨吃。
演到第四卷时，天上竟下起了小雨，可孙悟空和白骨精正打得激烈。我们怕雨水淋湿书本，只好忍痛离开，冒雨去藏书包的地方取书包。
天黑雨急，我们到了放书包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越急越乱，后来终于在附近另一丛榆树堆里找到了，原来是我们记错了地方。
四十八年过去了，这些场景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唯有河里的石头桥被现代化钢筋水泥大桥所替代。
可是陆校长和张君老师早已在几年前就离开人世，就连和我一起“偷”梨的好友，也在20岁那年，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丧生。
如今，每次回到老家，看到那些熟悉的场景，就会想起他们，心中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