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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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习惯。
2006年7月22日，那个寻常的周六，晨光慢悠悠透过窗户，温柔地唤醒了还在沉睡的一家人。
早饭后，身为小学教师的妻子开始细心整理要带给公婆的生活用品和吃食；一双正在上小学的儿女蹦蹦跳跳，把自己画的画还有成绩单一股脑塞进背包，兴奋地嚷嚷着要拿给爷爷奶奶瞧。而我，则将那辆骑了十年的蓝色国产金城AX—100摩托车擦拭得锃亮，在那个时候，它可不仅是家里的“豪华座驾”，更装满了数不清的温馨回忆。
出发前，妻子特意跑去超市，买了父母爱吃的枣泥槽子糕，又在水果摊前挑挑拣拣，精心选了新鲜的橘子、香蕉等水果，满满一大塑料袋，全是我们对父母的关爱。
老家离县城也就四十五里地，骑摩托车大概一小时就能到。我稳稳把控着车速，维持在40多迈，摩托车迎着朝阳，行驶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发动机有规律的轰鸣声与风声交织在一起，倒像是一首独特的乡村民谣。
八岁的女儿像只活泼的小鸟，乖乖坐在我和车把之间的油箱上，好奇地张望着路边时不时飞起的鸟雀，嘴里哼着老师刚教的童谣，还不时伸手去抓掠过的微风。
十二岁的儿子坐在后车座，兴奋地指着远处行道树上的鸟窝，默默数着他新发现的“小秘密”。妻子则屈身坐在不锈钢的后车架上，可眉眼间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一路上，娘仨的欢声笑语就没断过。她们一会儿齐声哼唱流行歌曲，一会儿又为路边飞过的蜻蜓欢呼，还时不时张开双臂，好像要把所有快乐都抱进怀里。
看着她们灿烂的笑容，我心里既欣慰又紧张，双手紧紧握住车把，眼睛时刻警惕地盯着前方路况，丝毫不敢放松。
四十多里的路程，就在这欢声笑语里不知不觉过去了。车子离开公路，穿过村西那座横跨清澈河水的水泥桥时，熟悉的乡村景致一下子把我包围，亲切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没多会儿，就到家门口了。
在院外栗树行里锄草的父母，远远瞧见我们，立马放下手里的锄头，用衣襟擦了擦沾满泥土的手，迎了出来，布满皱纹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孙子孙女像两只欢快的小鸟，飞奔过去扑进奶奶怀里，叽叽喳喳分享着学校里的趣事；爷爷从柴棚推出那辆老掉牙的木制小推车，把孙子、孙女放进荆条编织的车筐里，哼着小曲推着他们到大街上溜达，享受着路人投来的羡慕目光，祖孙几人一片其乐融融。
中午，老妈做了一桌我们爱吃的饭菜，虽说都是家常菜，可香气扑鼻：一盆爬豆米饭，一碗扁豆角炖粉条，一盘瓜片炒肉，一盘鲜嫩翠绿的自家种的莴苣菜，一把香甜可口的小甜葱，再从黄瓜架上摘下几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洗净，蘸着老妈自酿的面酱，吃进嘴里，甜到心里……桌上每一道菜，都满是家的味道，承载着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爱意。
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放下筷子，有些木讷地对我说：“儿子，最近你妈关节上老是冒出小红点，有的地方还溃烂出脓了，你今天回来了，抽空带她去医院瞅瞅吧。”我的心猛地一沉，担忧瞬间弥漫开来。我看向母亲，她却笑着摆摆手，轻描淡写地说：“小毛病，就是在西河滩收拾地着凉闹的，不碍事，过几天就好了。”可我明明看到她起身时，扶着膝盖微微皱起的眉头，那是她不愿说出口的疼痛。
吃过午饭，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捋起母亲的裤腿，眼前的景象让我心如刀绞。母亲下肢的关节处，密密麻麻布满了小红点，就像被泼洒了朱砂，有些地方的皮肤已经溃烂，流着脓血。
媳妇见状，眼眶一下子红了：“都这样了还等啥，今天下午就去县医院！”母亲却还在一旁推辞：“别浪费钱，吃点止疼片就行了。”我紧紧握住母亲粗糙的手，声音哽咽：“妈，您的健康比啥都重要，今天咱们就去医院查个清楚。”
下午，我们就来到了县人民医院。门诊医生仔仔细细为母亲做了各项检查，可检查结果却让我们一头雾水。医生皱着眉头反复比对病例，最后也只能给出个模糊诊断：“可能是脉管炎或是红斑狼疮，建议去上级医院再进一步诊断。”
听到这两个陌生又可怕的病名，我的手心直冒冷汗，坚强的母亲却拍了拍我的手背：“别折腾了，买点药回家吃就行。”我故作轻松地告诉她：“大医院的医生可厉害了，这点小病，一治就好！”可心里早就被焦虑填满。
礼拜一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我就租好了车，早早向单位领导请了假，接着马不停蹄赶到老家。接上老妈后，直奔唐山市医院。
一路上，没出过远门的母亲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高楼大厦，紧张得手指不停摩挲衣角。我让司机师傅打开车载CD机，播放她最爱听的戏曲《杨八姐游春》，还讲起孩子们在学校的趣事，就盼着能缓解她的不安。
到了医院，我们直接挂了血液科。医生初步诊察后，进行了仪器检查和抽血筛查。整个上午，我们在医院各个科室来回奔波。看着母亲那痛苦的表情， 我的心揪成了一团。检查完，就是漫长的等待。我不停地在医院的走廊里踱步，医院前厅的时钟的每一次转动都像锤子一样重重敲在我的心上。
下午四点，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医生推了推眼镜，长舒一口气：“好险啊！血流速指标再高一点就是红斑狼疮了，目前初步诊断是血管炎。”听医生这么一说，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一半。
医生开了些治疗血管炎的药物，叮嘱我们按时服用、定期复查。傍晚，我们带着药，把老妈送回了老家。从那一刻起，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把老妈的病治好。
可新的难题很快就来了。老妈没上过学，不识字，医生开的服药要求又特别复杂：有的要空腹吃，有的得用温水送服，有的还得用黄酒送服，而且早中晚的剂量和种类都不一样，一旦吃错，后果不堪设想。
我和妻子还得回单位上班，哥哥、弟弟们家里也都有忙不完的事儿，我们都没办法时刻陪在她身边；让她跟我们去城里住，她又怕麻烦我们，还放心不下独自在家不会做饭的父亲。
那几天，我茶不思饭不想，连梦里都是母亲误服药的场景。直到那天偶然瞥见一个长方形塑料盒，灵感突然就来了。我用硬纸板把盒子隔成三个小格子，贴上醒目的“早”“中”“晚”标签，把药都用小包包好，又找来记号笔，把每种药的服用方法画成简单易懂的图画，比如画个太阳代表早上，月亮代表晚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像教小孩子识字一样耐心讲解：“妈，早上太阳出来了，就吃这个格子里的药。”同时，我还拜托父亲当“监督员”，让他每天在挂历上记录服药情况。
即便按时吃药，老妈的病情还是反反复复。那些日子，我常常接到三弟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全身关节处又长出了红点，原来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渗液。我心急如焚，却只能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嘱咐三弟监督母亲按时吃药、按时搽药。看着母亲日渐憔悴的面容，我暗暗下定决心：哪怕翻遍医书，也要找到治疗的办法！从此踏上了漫长的自学医学知识之路。
我频繁出入新华书店、图书馆，认真钻研大量医学书籍和民间偏方。泛黄的书页间，晦涩的专业术语就像一道道拦路虎，我就随身带着笔记本，逐字逐句查阅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本新发表的医学文献案例分析里，我发现了和母亲病症相似的记载。我拿着文献，跑遍城里的大小药店，向药剂师请教药物的配伍禁忌。在药剂师的指导下精确配制每一味药的剂量，并用小纸片记录下药物配比，反复核对无误后，才敢给母亲试用。
在医生的指导下，我用自制的药物开始给母亲做辅助治疗。我采用的治疗方法是内外兼施。每次换药，都是一场疼痛与坚强意志的较量。我戴着医用手套，用棉签蘸取双氧水，沿着伤口边缘轻轻擦拭。双氧水碰到腐肉和脓液，立刻泛起一层白沫，随着不断擦拭，白沫的消失，流着脓血的地方，渐渐地被清洗干净，露出了雪白的骨头。我又用棉签蘸着碘伏，将溃烂的伤口边缘再次消毒。
这时的母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我强忍着内心的颤抖，用消毒后的剪刀一点点把腐肉剪掉。然后把抗厌氧菌的药片碾碎，碾碎时，我特意铺上一张干净的白纸，用擦拭干净的玻璃瓶把药片碾成细面，装进干净药瓶里。一切准备好后，我把药粉均匀地洒在消过毒的伤口上，就像给创面披上一层洁白的纱衣。处理完伤口，再让母亲服下配制好的药片。
起初，母亲怕拖累我们，不按时吃药，搽药。我发现后，红着眼眶紧紧握住她的手：“妈，你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一起打败这病魔！”在我的坚持下，母亲终于愿意配合。
奇迹，在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中悄悄降临——母亲的伤口开始结痂，溃烂处渐渐长出粉嫩的新肉。虽说病情还是会反复，但我不再慌乱，而是根据症状变化，结合医生的建议，不断微调药物配比。
渐渐地，附近一些因长期卧床长褥疮的老人家属，听说了我的治疗方法，都纷纷上门求助。
看着他们眼中的期盼，我想起母亲曾经的痛苦，便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我甚至自制了卡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消毒、换药的步骤。让我欣慰的是，不少老人用了我的方法后，病情都有了明显好转。
寒来暑往，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在我和家人坚持不懈的照料下，老妈的病竟然奇迹般康复了！曾经布满伤痕的关节，如今已经恢复如初。直到她十几年后去世，身体上再也没溃烂过。后来，母亲卧床八年，身上没出现一块褥疮，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值了！
有人问我，老妈的病为啥能康复，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秘方？我想，这世上或许本没有起死回生的妙方，有的只是子女的拳拳孝心，是家人日复一日的精心呵护。儿女们成家后，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风吹日晒地劳作，饮食也更营养均衡，身体的免疫力慢慢恢复。
我记录的那些治疗笔记，虽说最后没能保存下来，却早已化作记忆深处最珍贵的宝藏。我曾想把这个病例写成论文，分享给更多患者和医生，却因资料不足没能实现。
如今想来，虽说有点遗憾，但更多的是感恩——感恩这二十年的相伴，让我用行动诠释了对母亲的爱，也让我们一家人的心紧紧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