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里的暖

小时候裹着厚厚的棉袄，仍不住地缩颈喊冷，姥姥便会用粗糙的手拍着我的背：“这点冷算啥？搁东北，这顶多算开春的料。”

姥姥有个哥哥生活在哈尔滨，每当冬天农闲时，姥姥就去那里和哥嫂一家团聚，一住就是整个冬天。她说出来的话带着冰碴儿般的笃定，由不得我不信。于是打小，东北的冬天在我心里就像头蓄着寒气的猛兽，让我恐惧。

直到2002年深冬，因公差去了趟伊春，才真正见识了东北冰天雪地的苍茫壮阔，暖气屋里的如春暖意，冻梨泡在冷水里的奇妙蜕变，更懂得了东北人那份比暖气片还滚烫的热情。

那年刚过腊八，单位急派我和两位同事去“林都”伊春核查一桩行政复议案件。

出发前，妻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多穿点衣服，说东北如何如何寒冷，现在又是“三九”天，可别逞强。

站在一旁的老岳父说的更邪乎“听人说去东北不戴帽子出门，手刚碰着耳朵，‘咔嚓’就冻掉了，都不带疼的”。听得我后脖颈发麻，差点就找借口打了退堂鼓。

单位的车直接将我们送到京哈铁路丰润火车站——就是今天的唐山北站。

去伊春没有直达火车，我们先买了去哈尔滨的硬座，等到了哈尔滨再转车去伊春。那会儿的火车票是真便宜，一千多公里的路，票价才九十多块，我捏着窄窄的纸质车票，反倒添了几分踏实。

出发前，乡长特意叮嘱：“火车上乱，人员复杂，值钱东西看紧点。”

财政所的老李接话更玄：“我们上次出差，把现金藏饭盒里，外头套个破帆布包，结果下火车时，帆布包被划了道口子，要不是饭盒结实，钱早没影了。”

我们仨听得心惊，商量着把带的现金分成三份，每人揣一份，外头只留些零钱应付吃饭买票。我还特意去商店买了条当时时髦的三角防盗裤衩，把属于我带的那份钱小心翼翼塞进去，贴在皮肤上，才算稍稍松了口气。

下午两点多登上了东行的火车，按票号找好座位坐下。丰润到哈尔滨要走十多个钟头，车厢里的温暖让人犯困，我眼皮打架却不敢合眼，总觉得周围南腔北调的人群里，藏着几双窥伺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贴身藏的那些钱。

同行的两个伙伴倒是心大，从餐车上买来一只用草纸裹着的沟帮子扒鸡，又拎来一瓶东北小烧，两人一口肉一口酒的在火车喝上了。我不会喝酒，接过他们递来的一只鸡腿，默默嚼着，肉香混着酒气飘过来，倒冲淡了几分紧张。

火车过了山海关，窗外的景致忽然就变了，千里大地白茫茫的。我凑到车窗前，用手指刮开凝结的霜花，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铺展开来。地里的玉米秸堆得像座座小山，覆着厚厚的雪，远看像流动的冰山，在太阳底下闪着细碎的光。

车行三个多小时，一片高楼林立的城郭映入眼帘，透过蒙着薄霜的车窗，能看见蓝色站牌上“沈阳”两个字。

这是出关后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满清王朝的发祥地，旧称奉天。

红墙碧瓦的沈阳故宫藏着清王朝初兴的密码，张作霖大帅府的青砖里裹着民国风云，而“九一八事变”广场上，书本形状的汉白玉石碑镌刻着“1931·9.18.星期五”，字字如铁。火车驶过广场时，我下意识挺直了腰，望着那方石碑，心里默默向为国献身的抗日英烈敬了个礼。

出了沈阳，继续东行到长春。这座曾被叫做“新京”的城，藏着太多沉重的记忆——被冯玉祥驱除北京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做过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伪满皇宫里那些“中日合璧”的建筑，如今都成了殖民统治的铁证。东北解放后，这里成了中国电影的摇篮，国产的第一辆汽车也从这里驶出，城市街头巷尾总透着股坚韧的生气。难怪叫“长春”，仿佛寒冬再烈，也锁不住春天的气息。

再往东，就是北国冰城哈尔滨了。此时已近午夜，车厢里大多乘客早已进入梦乡，只有零星乘客凑着小桌喝酒打牌，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妈妈正轻声哼着儿歌，哄怀里的娃娃入睡。我还是不敢沉睡，隔一会儿就下意识摸一下防盗裤衩里的钱——那是我们的此行的活动经费，是异乡生存的底气。

凌晨两点，火车终于停靠在哈尔滨站，站前广场的霓虹灯在雪雾里晕成一片暖黄。

东北人说哈尔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可哈尔滨冬日的冷，是真能冻透骨头的。

我们刚走出温暖的车厢，一股寒气就像冰锥似的扎过来，瞬间把人裹进了冰窖，同行的伙伴穿的灯芯绒的裤子就像冻透的塑料布一样生硬，穿着厚厚的大棉鞋走在雪地上就像穿上了木屐，嘎达、嘎达的响。我们仨人赶紧把防寒服帽子扣紧，拉链拉到顶，缩着脖子往亮处走。

零下二三十度的街头，呼出的白气刚飘到眼前就凝成霜，睫毛上甚至结了层细冰晶。此刻最盼的，就是有一间暖屋子。看见车站附近有家宾馆，也顾不上问价，一头扎了进去。

门一推开，暖气“呼”地涌过来，瞬间把我们从冰天雪地拽进了江南的春天，烘得人直想脱外套。说真的，东北的供暖是真不含糊：宾馆大门是双层玻璃的，挂着厚厚的棉门帘，大堂墙上密密麻麻排着暖气片，摸上去烫手。这供暖效果，跟关内比，真是天壤之别。

第二天一早，我们买了转程车票继续赶路。出宾馆时，街边小贩的摊上摆着冻梨、冻柿子，硬得能当石头砸。卖货的大爷见我们好奇，递过个冻梨：“泡冷水里化会，咬开甜到心尖儿。”

街头商贩递来的热腾腾的烤红薯，小饭店师傅多给的一勺酸菜汤，香甜软糯的玉米面窝头......这些细碎的暖，像炭火似的，在严寒里焐热了异乡人的心窝。

我们先乘火车到绥化，再转高速大巴，终于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伊春市美溪区。

美溪区是林场体制，政企合一，局长兼着区长，书记也是一身两职。那时林区刚停止砍伐，正往育林护林转轨，传说职工日子过得紧巴：书记局长每月工资三百块，科级以下才二百。而我们仨当时每月工资都过千了，不免暗自揣度：林区的日子，该是何等窘迫。

到美溪区时，天已擦黑，我们住进了区政府招待所——也是当地唯一的旅馆。

那是幢三层小楼，灰扑扑的，不惹眼。最打眼的是院子里那堆小山似的煤，更奇的是，煤堆上卧着几十条黑黢黢的大狗，个个膘肥体壮，看着就吓人。服务员笑着摆手：“别怕，它们通人性，你不惹它，它不咬你。”话虽如此，我们还是不敢靠近，只在大堂远远望着，那些狗倒也识趣，见了我们只是抬抬眼皮，没叫唤。

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们就往区政府去，想找卫健局帮忙。在卫健局办公室门口，正撞见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走进来，我们以为是普通工作人员，没好意思打扰，就在门口等候。接着又进来个穿戴整洁的中年男人，脱了外衣坐在办公桌前。看那人的举止和气质，我们仨主观认定这个人就是局长，忙掏出介绍信递过去：“局长，我们是关内唐山来的，想请您协助调查辖区一位居民的情况。”

中年男人听了，笑着摆了摆手：“你们认错啦。”他指了指刚进去的女子，“她才是我们局长，有事跟她说吧。”

我们仨都愣住了，脸上烧得慌，赶紧走到女局长桌前道歉。女局长倒爽朗，莞尔一笑：“是我太年轻，不像局长吧？没事，说吧，啥事儿？”我们把来意一说，她当即对身边的中年人吩咐：“王副局长，天下计生是一家，这事你协调着办。”

巧的是，跟王副局长一聊，才知道她跟我们县有亲戚——她妹妹和妹夫在地处我县的潘家口水电站工作，他还去迁西探过亲，对迁西印象不错。真是天涯遇故知！有这层关系，调查的事办得格外顺，没半天就全妥了。

调查事情办完，心里对林区职工生存情况好奇，却又不好意思开口。王副局长像是看穿了我们的心思，中午非要拉我们去职工食堂吃饭。推不过盛情，我们跟着去了。

食堂是间敞亮的大屋，墙角堆着半人高、码的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和一袋袋土豆，灶台边放着几口装着腌满酸菜的大缸，食堂里热气腾腾的。刚进门，穿白大褂的食堂师傅就笑着迎上来：“王局带客人来啦？今儿蒸了粘豆包！”说着就端来一屉黄澄澄的粘豆包，又给每人盛了碗酸菜粉条汤，汤上飘着油花，香得人直咽口水。

同桌吃饭的还有几个林区职工，皮肤黝黑，手上布满老茧。我们试探着问起收入，一个老师傅咧嘴笑了：“是挣得少，可日子能过。林业局分了房，冬天暖气烧得旺，春天在院里种点白菜土豆，够吃大半年，秋天去林子里捡些蘑菇换点钱。再说现在不砍树了，山上狍子野鸡多了，下了雪套只兔子，给孩子解解馋。”他说得轻描淡写，眼里却透着股子韧劲，“等树长起来，子孙后代不就有指望了？”

听着这话，先前那些“窘迫”的猜想早散了。他们日子是清苦，可那份对生活的热乎劲儿，比炉子里的火还旺。

下午，王副局长又领我们去林区转了转。刚停伐的山林里，新栽的树苗整整齐齐，覆着层白雪，像撒了一地的绿星星。几个护林员踩着雪巡查，看见我们，远远就挥手：“来客啦？进屋喝口热水！”他们用木板搭制的小屋就在林子边，推门就是个烧得通红的铁炉子和用红砖垒砌的长长火墙，木板上挂着护林日志，密密麻麻记着每天的温度和树苗长势。一个老护林员给我们倒上热茶，又从旮旯里拿出袋山核桃：“尝尝，自家炒的，这是我们本地特产。”

山核桃壳很硬，他就拿个小锤子帮我们砸，碎壳溅到地上，混着炉子里噼啪的火星，倒像支热闹的歌。

要返程那天，女局长和王副局长特意来送我们。女局长塞给我们一个袋子：“这是我们长白山特产榛蘑和原蘑，炒着吃特别好吃，营养丰富，是我们工人自己从林子里采的，带回去给家人们尝尝，顺便给我们宣传宣传。”王副局长也拎来个布包，打开一看，是几双厚厚的棉手套：“你们那儿没这么冷，可路上风大，戴着暖和。”

我们要给钱，她们说啥不肯。“你们来这办事，就是亲戚了，哪有亲戚送礼要钱的？”女局长笑着推回来，“以后有空再来，带你们看春天的杜鹃，漫山遍野都是红的！”

坐上去绥化的大巴时，车窗外的美溪区渐渐远了。那堆小山似的煤，煤上卧着的大狗，职工食堂飘出的蒸汽，局长送的榛蘑，都成了心里暖乎乎的印记。

回程的火车上，我摸了摸兜里的棉手套，又想起护林员小屋的炉火。忽然就懂了姥姥说的“东北的春天”——不是说不冷，是冷里总有热乎气儿。像冻梨泡在冷水里，看着冰，咬开全是甜；像陌生人递来的烤红薯，捧着烫，吃着暖。

从那以后，我再没怕过东北的冬天。因为我知道，最冷的地方，往往藏着最真的暖。就像那些在寒冬里护着林子、守着日子的东北人，他们的心，比暖气还热，比春天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