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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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位亲叔叔，在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大叔。
他是一个“小人物”，一生仅做过最基层的“官”。
大叔身高在一米八左右，不胖不瘦，皮肤小麦色，圆脸，眼睛大大的，很有神，一头短发，笑起来会露出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腰杆挺拔，走起路来总比别人速度快。
春秋季节，大叔总是身着已明显退色的蓝色卡其中山装。冬天，他不离灰色老棉祅。寒流来了，他总要在腰间系上一条棉布绳收紧保暖。一副老农但又不失精干的样子。
大叔在解放前是参加土改的积极分子。从他留给后人的党证上得知，他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正处于血气方刚的年纪。听村里的一些老党员说，他入党是在村小的一间教室里进行的。在支部书记的领誓下，他在党旗下宣誓入党的声音特别洪亮，声波飞速传到窗外，惊动了校园里树上的一群小鸟。我相信这是真的，大叔天生就是一副大嗓门。最主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和解放军把他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拉扶上来，他从心底里诚心感恩共产党，在这光荣时刻他能不激动！
建国后，大叔曾先后担任过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五八年人民公社化之后，他又几次出任生产队长，前前后后算起来担任这一最基层职务有三十多年时间。
上世七十年代，他担任这一基层职务付出了不少心血。本生产队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比较差，农作物生长基本上是望天收。在没有什么下拨经费的情况下，他带领全队不到二十来户人家，自力更生，起早贪黑，连续奋战了一百多天，硬是用一锹锹，一担担，开凿出了一条宽约十二米，深约八米 ，长约一千五百多米的人工渠，把临近的川流河纳入本村本队的农田水利系统，灌溉、排涝两用，这条“前进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那时，农用化肥比较紧张，人畜肥又很有限，农作物生长所需足够的肥料是一个大问题。为此 ，大叔带领大家大搞“人工积肥”。所谓“人工积肥”，就是在田角或其它什么适合的地方挖一个真径三到四米，深约二到三米的大坑，然后，向坑里注入带异味的河泥，放入各种植物死藤、死茎和水草等，经夏天高温浸泡一段时间，就成了一种很好的自然肥料。有了它，农作物长势喜人，保障了来年丰收。在大叔的带领下，那几年，每年的夏天人工积肥足有好几万立方米。生产队被县里表彰为“人工积肥先进集体”，他本人被表彰为“人工积肥先进生产队长”。
村里人常在我面提起大叔“舍小家顾大家”的故事。这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 ，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夏日午后。乌云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就能触到。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大地和屋顶上。大叔站在自家的门口，望着远处翻滚的乌云，眉头紧锁，估计这次是“来者不善”,他忽然转身，抓起一件蓑衣，对身边的儿子说了句"我要去队里粮库看看，那里我最不放心！” 说完便冲出门外，立即消失在雨幕中。
生产队粮库在村前不远的地方，其后紧临一条河，上有一座水泥板桥与村子相连。虽然这里地势较高，但远抵抗不住这次很少一遇的特大暴风雨和台风的来袭。大叔赶到时，涨上来的河水快要漫过粮库的门槛。他二话不说，立即扛起事先早有准备的沙袋往粮库门口堵。在他的召唤和带领下，几位老党员也陆续赶来，大家齐心协力，在粮库周围迅速筑起了一道防线。雨越下越大，风像发了狂似的，把树都吹弯了腰，有的树甚至被连根拔起。大叔的蓑衣早就被风掀揭掉了，浑身上下湿得像从河里刚爬上岸似的。
就在这时，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刘队长，你家房子被台风掀了！"大叔愣了一下，定神之后，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大声说："粮库要紧！"继续埋头抢险。直到集体粮库安然无恙，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到家一看，发现自家房子的屋顶被台风掀去了一大角，屋内灌入大量的雨水，家里东西全湿，一片狼籍。儿子站在那里在默默流泪。大叔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人没事就好！"然后蹲下身，开始收拾散落一地的家什。家的损失对他来说好像并没有成为多大的事情。房屋受损之处拖了好几天才请人修缮好。
第二天一早，大叔又出现在集体粮库前。他仔细检查每一处角落，生怕漏进一滴雨水。从脸上的神情看得出来，他仿佛守护的不是一座粮库，而是全队人的希望。
在我大叔三十六岁那年，婶子就因生严重肺病去世。当时他们的儿子，即我的堂哥才六岁。之后，几十年，大叔一直与儿子相依为命，未再续娶。有时候也想再娶，但不是由于生产队里事太忙，就是由于他家经济条件不太好，还有一位未成年儿子，也很难找到一位知己。
独自一人抚育孩子，是既当父又当母，其辛苦和寂莫是不少男子汉难过此关的。然而，我大叔的生活一直比较乐观。邻居常见他天不亮就起来，先给儿子做好早饭，再赶去队里安排生产。晚上收工回来，还要给儿子补衣服、检查作业。有时还同儿子一起做捉迷藏游戏，或唱《小燕子》给儿子听，“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努力让儿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父子俩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巴。儿子上小学时，连个像样的书包都没有，大叔就用旧帆布缝制一个。每年从自留地里收获的和从队里分到手的粮食不够吃，也没什么收入来源可花，在队里其实是一个困难户。完全有条件享受上级政府拨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但大叔从不向集体伸手。有些年队里评分救济粮，大伙儿都说要给他家评上，他却坚决不要："还有比我们更困难的人家。"
听堂哥讲，王大爷家是本队生活最困难的。老俩口是近亲结婚。王大爷脑梗，半身不遂，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痴呆，小儿子基本上是一个盲人，仅王奶奶一人是正常人，家庭生活极为困难。这家的生活基本上成了我大叔的一块心病。他常说：“基层干部对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最了解，我们不关心谁关心？一些家庭生活有困苦，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因此，每年，县里和公社里下拨什么救济粮、款，王大爷家被列为第一重点救济对象。听堂哥说，每年的春节，父亲都要叫他把家里蒸好的馍头和炸好的肉圆子送些到王大爷家。王大爷一家是感激不尽。王奶奶常在邻里之间夸我大叔是一位“大好人，有这样的队干部是我们家的福气！”
政府的关怀，党的温暖就是通过我大叔这样的最基层干部传递给普通百姓人家的。
改革开放后，农村进入发展新时期。一九八三年，农村施行社改乡，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原来的生产大队改称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称为“村民小组”，“生产队长”改称为“村民小组组长”，其功能和作用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乡里想安排他做村委会主任，他婉言谢绝，强烈要求把位置让给年轻人。他在村民组长的位置上又干了三年。
那几年农村改革还处于阵痛期，有些原“人民公社社员”对分田到户还在想不通，总认为这是“复辟”，有抵触情绪。大叔协助村里干部做这些村民的工作。结合几年来农村经济形势和农作物长势巨变宣说“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的极大好处。他几乎逢人就讲：现在的改革就是好啊!当年我们这些队干部领导大伙儿，在“大锅饭”的旧体制里“困斗”了多少年，也没把田里庄稼产量搞上去，大家一直过的是苦日子。现在好了，农田里的庄稼一眼望去到处是绿油油的。到田里做农活根本不需要村干部去吆喝和“嘟嘟”地吹哨子，是不请自到，多自觉啊！“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已的”，田里的收成绝大部分是归各家各户所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赞成这一重大改革呢！说得大伙儿心里出现一片光明。
关于大叔一心向党，尽职为民，廉洁奉公的故事有许多，在这里我只能择其二三。
2017年3月28日，我大叔因病去世，享年93岁。
为他最后送行的这一天上午，健在的，当年曾与他一起奋斗过的老伙子们能来的都来了，听他的故事长大的年轻人也来了许多。乡、村两级领导分别送来了花圈或花蓝。
村主任代表全村人送来了挽联：上联是“口碑就是丰碑，老队长您功德无量”，下联是“鲜花皆为礼赞，老党员其风范永存”。
在村支书组织的追思会上，我的堂哥捧出一布包，交给村支书，深情地说：“这是我爸爸交给组织的最后一笔党费，是孙子平时孝敬他节省下来的。想在最后，表达一下他对党的一片忠心和赤诚厚意。”见此情景，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