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济南军区某部步兵团九连开启了几年的军旅生涯。这是一支野战军部队,营房坐落于章丘县明水城近郊,距济南市仅四十多公里。
军旅生活缤纷多彩,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入伍初期那为期三个月的新兵集训。于我而言,这恰似刚走出中学校门便迎来的 人生第一课。那段青春与军营交织的岁月,至今仍清晰如昨……
一群来自南方的新兵踏入军营,稍作调整后便迎来了开训。鲁中地区的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开训首日清晨五点半,急促的起床哨声撕裂了军营的寂静。我从梦中惊醒,仍带着中学生的生活惯性,慢悠悠地起床叠被、刷牙洗脸。换上崭新的军装后,我还对着墙上的长条形镜子反复端详了几次。突然,负责带我们新兵班的老兵王班长 —— 同时也是我们的教官,厉声喊道:“别磨蹭了!时间到了,马上到门前集合!”
新建的临时新兵班有十名新战士,加上正副班长两名老兵,共十二人。班里的新兵主要来自江苏,还有几位分别来自河南和山西。大家身份各异,有学生、农民,其中两位还是矿工出身。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首次集合,按高矮排成队列的模样可想而知:有军帽戴得歪歪扭扭的,有鞋带没系好的,有风纪扣敞开的…… 我低头检查自己,赫然发现竟忘了系军腰带。大家抿着嘴互相看着,眼里满是笑意,却都不敢笑出声来。
“笑什么!限你们一分钟内整理好着装!” 王班长目光如炬,严厉地扫视着我们。
“立正!”“向左转!”“跑步 —— 走!” 在王班长的口令声中,我们 “噼里啪啦” 地跑向营舍西侧不远处的训练场,集训正式拉开了帷幕。
队列训练是新兵集训的基础,也是塑造合格军人形象的必修课,其要求极为严格,站立军姿、齐步走、正步走等都需进行分解练习,每个动作都要精准到厘米级。我的脚掌磨得生疼,膝盖因长时间绷直而颤抖,汗水顺着脊梁滑落,渐渐浸透了衬衫,热气透过棉衣渗出外罩。王班长的哨声和纠正声此起彼伏:“张炳祥,手别晃!陈志飞,腿别软!” 每当有人出错,队列就得重新再来。我咬牙坚持着,心里默念:“万事开头难,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王班长以 “细节控” 闻名。他要求我们练正步时,脚掌必须离地二十五厘米,抬腿时膝盖要绷直,落地要像 “砸地雷” 般干脆。有几次,他甚至掏出卷尺测量我们的抬腿高度,连鞋底的厚度都要计算在内。他的严厉让人心生畏惧,却也令人由衷敬佩。在他的严格训练下,我们新兵班的步伐动作逐渐从 “乱七八糟” 变得 “整齐划一”。
最让我心烦的当属内务整理。叠被子看似简单,可教官和老兵们的要求近乎苛刻:被角要对齐,四边要垂直,中间要鼓起。我花了整整三个清晨,才勉强叠出一个像样的 “豆腐块”。那些日子,我常常早起晚睡练习叠被。有时熄灯后,战友们都已入睡,我还在心里默默琢磨叠被的技巧。终于,在一次新兵内务考核评比中,我获得了优秀,还受到了新兵连连长的表扬。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 “认真与刻苦” 带来的喜悦。
在射击训练中,我似乎 “起点较高,进步较快”,这或许得益于小时候玩过不少自制的玩具长短枪。读高二时,寒暑假里我曾跟着堂哥参加过几次本村民兵的射击训练,不过也说不清这两者是否真有关联。对我而言,最具挑战的集训项目主要有两个:一是投掷手榴弹训练,二是速度与体能训练。
当年步兵新兵集训使用的是 67 式木柄教练弹,虽说与实弹有本质区别,但训练时必须当作实弹来对待,容不得半点马虎。起初,我对教官的示范动作领悟不深,训练时没有充分利用转身、重心移动、手臂上举和右腿后蹬等综合力量,每次投弹都达不到三十米的及格线,有时甚至会明显偏离目标方向。这糟糕的成绩与我一米八的个子极不相称,和战友们的优秀成绩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但我并未灰心丧气。
两位正副班长和其他老兵十分耐心地帮我纠正投弹动作。有时,他们甚至在周日休息时间为我 “开小灶”,从身体姿势、握弹方法、转体引弹、挥臂甩腕到缓冲跟进,一环一环地帮我规范动作。他们还找了一根结实的尼龙绳,一头系在我身后的梧桐树上,另一头系在我的右手腕上,用这种方法帮我练习投弹的基本动作,增强臂力和腕力。
随着训练强度的加大,再加上其他项目的训练,我感到疲惫不堪,尤其是右臂疼痛难忍,连端碗吃饭和晚上入睡都受到影响。那时,我心里满是情绪,开始想家,甚至后悔来当兵。每当这时,王班长总会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中午或晚上,他放弃休息时间,陪我在营房后的小湖边散步,给我讲连史、团史,用先进人物的英勇事迹鼓励我克服困难,磨练自己,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战士,不辜负九连 “双大功连队” 的荣誉。在自身的刻苦努力和老班长、战友们的关心帮助下,我的投弹成绩很快有了明显提升,投弹距离不断刷新:三十五米、四十米、四十八米…… 三个月集训结束时,团里对新兵进行结业考核,我的投弹项目取得了五十八米的好成绩,位列全连第一、全营第三,受到了新兵营的嘉奖。
入伍前,我基本一直是学生,体能锻炼较少。学校虽有体育课,但也只是传授一些体能锻炼的基本知识,实际锻炼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集训不久,我们这些 “学生新兵” 的体能差距便暴露无遗。短跑、单双杠等基本项目还能勉强应付,但进行刺杀训练、挖战壕和掩体等土工作业训练时,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尤其是携带装具的三公里或五公里越野跑,以及模拟实战环境、以急行军形式进行的长途奔袭野外拉练,不少新兵吃不了苦,萌生了退缩的念头。但我告诉自己,入伍就是来锻炼的,好男儿绝不能在军营里丢脸。
为了突破体能瓶颈,我给自己制定了 “魔鬼计划”:每天提前起床,在训练场上快跑不少于五千米,拉引体向上、屈臂悬垂和臂屈伸等单双杠动作不少于五十次;晚上在走廊过道和床上练习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每次五十到八十个。一个多月后,我的体能水平显著提升,三公里越野跑的成绩从十四分三十秒缩短到十三分十五秒,后来再参加这个项目的训练便不再吃力,最好成绩达到了十二分零九秒。有了这样的体能基础,后来的长途拉练我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当然,我的体能训练能快速进步,离不开老班长和战友们的关心与鼓励。有一次背枪体能训练,我在三公里越野跑中感到力不从心,想找个地方坐下歇一会儿。王班长没有责备我,而是递给我一瓶盐水,说:“先喝点,别硬撑。” 他陪着我慢慢走完剩下的路程,还教我调整呼吸节奏、掌握训练技巧。第一次武装越野时,我背着二十公斤的装备跑了不到两公里,就脸色发白、气喘吁吁,汗水模糊了双眼,脚步也明显慢了下来。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这小子怕是撑不住了。” 这时,王班长走到我面前,伸出手说:“扶你一把,不算丢脸。” 他用自己的力量带动我加快脚步,语气严厉却满是鼓励:“军人没有‘不行’这个词,甘于掉队不是合格的战士!” 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让我深切感受到,军营绝非人们口中 “辛苦”、“磨人” 的地方,而是一个令人向往、充满温暖的 “家”。
三个月的集训,起初觉得度日如年,后来却觉得时光飞逝。结训时,通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考核和 “纪律”“队列”“内务” 三大条例知识考核,我的成绩基本全优,还被新兵营表彰为 “集训标兵”。
新兵连解散后,我们这班新兵正式归入九连,与老兵们一同生活。分配入排进班时,连指导员见我个子高,想把我编入炮排 60 炮班;但连长认为我军事基本技能扎实,射击、投弹、刺杀等基本功过硬,编入步兵排更能发挥所长。于是,我被编入了尖兵排一排一班。入伍第二年,我就当上了班长。第三年,有消息说要提拔我当排长,穿上有四个口袋的军服(当时部队干部军服为四个口袋,战士军服为两个口袋)。不过,老排长尚未正式转业,我还需再等一年,也就是说,要到 1978 年之后才有可能。此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已正式拉开。就在前一年,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我自认为高中时各门功课成绩不错,亲戚从老家寄来 1977 年部分省市的高考试卷,我认真做了几份,语文、数学、政治等文科百分卷,每门都能拿到八十分以上。心中有了新的梦想,我便提交了退役申请。连、营首长再三挽留我,他们早知我中学时代文化成绩优异,认为我考上大学或许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个人也会有更好的前程。于是,他们从挽留转为大力鼓励。从部队几年的工作实绩和作风表现来看,他们坚信 “这小子肯定能成”!1978 年 3 月,我复员回家,此时离高考只剩四个多月。由于知识体系需要系统梳理,一些学科的复习得从初中课本开始。我凭借在部队养成的不怕吃苦、勇于拼搏、目标坚定的精神,经过四个月的刻苦奋战,终于梦想成真,迈入了大学校门。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地方若有青年考上大学,可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九连,在军营里立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那段新兵集训的岁月,虽已过去四十余载,却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后来的日子里,它时常提醒我:人生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如军人般勇往直前,方能穿越泥泞,抵达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