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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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1917年）的北京的一天，冬寒料峭，还时不时地飘下雪花，在冬阳的照射下，既能看到这座古老城市耀眼的光辉，又能见到一大片灰色的，已无什么生气的胡同和大杂院。
这时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文明早已跑在我们的前头，俄国革命一声霹雷又向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传递新的思想惊雷。然而，那股不合时宜的、陈腐的旧时代气息，仍在整座城市的街巷与书斋中弥漫。文人们依旧在灯下翻阅着泛黄的线装书，吟哦着平仄工整的诗句，仿佛外面世界的变化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还在用文言文立言，还在用“子乎者也”交流对话……
然而，就在这片看似凝固的死水之下，一股潜流正在悄然涌动。它发源于上海法租界的一间简陋的刊物的编辑部，那里有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文言文这千年高墙投掷第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子。
一
北京，北京大学。一位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教授胡适，刚刚结束了一堂哲学课。他步履轻快，眼神清亮，与周遭那些蓄着长须、步履蹒跚的老学究们格格不入。他回到位于南池子的寓所，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封信。信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寄来的，催促他将那篇酝酿已久的文稿尽快寄出。
胡适微微一笑，铺开稿纸，提笔写下标题——《文学改良刍议》。他并非激进的革命者，骨子里甚至有些温和的改良主义。他相信，要改造国民思想，必先改造其语言。文言文早已成了“死文字”，它束缚思想，隔绝民众，是“贵族的文学”，而非“平民的文学”。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他写道，“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尤其是最后一条，他着重强调：“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这篇文字没有慷慨激昂的口号，没有血泪控诉，只有一种冷静到近乎刻板的理性分析。然而，正是这种理性，却如一道无声的惊雷，在1917年1月的《新青年》上炸响。
远在上海的陈独秀读罢此文，拍案而起，眼中锐光四射。他立刻提笔写下《文学革命论》作为呼应，其言辞之激烈，与胡适的温和形成鲜明对比：“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一“改良”，一“革命”，两种路径，却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式吹响。而这场风暴的中心，很快将从上海转移到北京，因为陈独秀即将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而胡适，已是北大教授。北京大学，这座古老的学府，即将成为新旧思想与文化交锋的主战场
二
福州，苍霞精舍。古文大家林纾（字琴南）正坐在书斋里，手捧一本新到的《新青年》，气不打一处出。他一生以古文为生命，靠一支笔翻译了上百部西方小说，虽不懂外文，却凭借口述者转述，用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名著介绍给国人，被誉为“译界之王”。
如今，竟有人要将他视为生命的古文斥为“死文字”！这无异于掘他祖坟。
“胡适之！陈独秀！”林纾满脸愠色地念着这两个名字，“乳臭未干的小儿，也敢妄议千年文统！”
他愤然提笔，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质问道：“若尽废古文，使天下士子尽成目不识丁之辈，其祸岂不甚于洪水猛兽乎？”他将新文化派比作“覆孔孟，铲伦常”的乱臣贼子，认为他们是在自毁长城。
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虽同情新文化，却也尊重林纾这样的旧学大师。他回信温言劝解，试图调和。但这封信却让林纾更加愤怒，他认为蔡元培已被“妖言”所惑。
林纾决定不再与他们讲道理。道理，在他看来，已经被这些“新青年”彻底歪曲了。他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古文小说，来痛斥这些“魑魅魍魉”。
不久，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在《新申报》上刊出。小说中，三个分别叫“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安徽人）、“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浙江人）、“狄莫”（影射胡适，徽州古称新安，有“胡”姓）的狂生，在陶然亭高谈阔论，诋毁孔孟，鼓吹白话。正当他们得意忘形之际，一位孔武有力、深明大义的伟丈夫“荆生”从天而降，将三人痛打一顿，斥责他们“禽兽之言，玷污吾耳！”
小说一出，旧派文人拍手称快，一些刊物纷纷转载。林纾意犹未尽，又作《妖梦》，描写一个“白话学堂”，校长是“元绪”（影射蔡元培），教务长是“田恒”（陈独秀），副教务长是“秦二世”（胡适）。学堂里尽是些“食人”的妖魔，最终被一位仙人“郑思康”（影射他的朋友郑孝胥）引入“罗睺罗”（佛教中的食人恶鬼）将整个学堂吞噬。
林纾的文章，字字泣血，充满了末路英雄的悲怆与绝望。他不是在捍卫一种文体，而是在捍卫一个他所熟知并深爱的整个文明世界。在他看来，白话文的胜利，就意味着那个世界的彻底崩塌。
三
北京，《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围坐在一起，传阅着林纾的《荆生》和《妖梦》。
“哈哈，林琴南先生真是急了。”钱玄同笑道，他性格激烈，是新文化阵营里最激进的干将之一，“他把我们写成妖魔鬼怪，倒也有趣。”
“有趣是有趣，但影响不好。”胡适皱眉道，“林先生德高望重，他的文章在士林中影响极大。我们若只是硬碰硬地反驳，恐怕难以说服那些中间派。”
陈独秀叼着烟斗，沉思片刻，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何不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众人不解。陈独秀看向钱玄同和刘半农说：“玄同，你文笔古雅，模仿守旧派口吻惟妙惟肖。你化名写一封信给《新青年》，痛斥我们的主张，把守旧派所有的观点都罗列出来。半农，你再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写一篇长文，逐条批驳。我们自己唱一出双簧，把他们的底牌全亮出来，也让天下人看看，所谓‘国粹’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这个主意大胆而巧妙。钱玄同欣然应允，提笔化名“王敬轩”，写了一封洋洋洒洒数千言的读者来信。信中，他以一个“卫道之士”的口吻，痛心疾首地指责《新青年》“离经叛道”，“用白话写诗，如同村妇骂街”，“废除古文，是数典忘祖”，并极力推崇林纾的古文造诣，称其“字字珠玑，可传万世”。
刘半农则以“记者”的身份，写下《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每一个论点都进行了辛辣而精准的驳斥。他指出，所谓“珠玑”，不过是陈词滥调；所谓“国粹”，许多是束缚人性的糟粕。他尤其强调，语言是活的，必须随时代而变，否则就会死亡。
这封“双簧信”在1918年3月的《新青年》上刊出后，果然引起了巨大轰动。许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纷纷加入讨论。这场由新文化派自导自演的论战，成功地将白话文问题推向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让守旧派的观点在阳光下暴露无遗，显得苍白无力。
林纾看到这封信，先是愤怒，继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隐约觉得其中有诈，却又无法证实。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孤独的骑士，面对的却是一群用现代战术武装起来的敌人，他的长矛再锋利，也刺不穿对方的迷雾。
四
就在“双簧信”搅动舆论之际，一位沉默的绍兴籍教员，正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构思着一篇前所未有的小说。他叫周树人，笔名鲁迅。他原本对文学革命持观望态度，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更关心的是“立人”，即改造国民精神。
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让他看到了新的可能。或许，用白话文创作，能更直接、更有力地刺入国民麻木的灵魂。
他想起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读到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那个被社会视为疯子的主人公，却道出了最清醒的真相。他决定借鉴这个形式，写一篇中国版的《狂人日记》。
1918年4月，鲁迅将手稿交给钱玄同。钱玄同激动不已，立刻推荐给《新青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一篇署名“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横空出世。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小说以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本质：“吃人”。礼教是吃人的，家族制度是吃人的，连温情脉脉的仁义道德背后，也写着“吃人”二字。这篇小说语言冷峻、犀利，充满了象征与隐喻，其思想之深刻，形式之新颖，震撼了整个文坛。
胡适读罢，击节赞叹：“豫才兄此作，才是真正将白话文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它证明了白话不仅能写家常琐事，更能承载最沉重、最深刻的思考！”
《狂人日记》的成功，是白话文运动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它用无可辩驳的艺术成就向世人宣告：白话文不是粗鄙的，而是充满力量的；不是浅薄的，而是可以抵达思想最深处的。从此，白话文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主张，而是拥有了自己的经典文本。
林纾读到《狂人日记》时，久久无言。他不得不承认，这篇小说的感染力极强，但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这种“直白”的表达，失去了古文的含蓄与韵味。他感到自己守护的那座大厦，正在被一篇又一篇这样的白话作品，从内部一点点地蛀空。
五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终于冲垮了官方的堤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场政治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相互激荡，使得“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而作为其载体的白话文，也随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北洋政府教育部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意识到，若再固守文言，将彻底与时代脱节，失去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力。
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布训令：国民学校（即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一律改用白话文（语体文）。
这道训令，犹如一纸判决书，宣告了文言文在基础教育领域统治地位的终结。消息传来，北大红楼里一片欢腾。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相视而笑，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他们知道，这场较量，大局已定。
孩子们将不再需要耗费数年光阴去死记硬背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之乎者也”，他们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语言去阅读、去思考、去表达。知识的门槛被降低了，思想的闸门被打开了。
林纾在福州得知此讯，如遭雷击。他一生以教书育人为业，如今他所教授的学问，竟被官方宣布为不适合儿童学习。他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他提笔给友人写信，信中写道：“吾辈已老，自可守吾故垒，然使后生小子尽弃古文，是绝其慧命也。吾恐数十年后，欲求一能通周秦诸子者，不可得矣！”
他的预言或许有其道理，但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
六
十年后，1930年的北京。街头的报童高声叫卖着各种白话报纸，《晨报》《京报》《世界日报》，上面的文章清晰明了，贩夫走卒也能读懂。书店里，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这些白话小说正被无数青年争相购买。大学里的学术论文，也早已普遍采用白话文撰写。
胡适已成为名满天下的学者，他依然温和，依然理性。他看着这个被白话文重塑的世界，心中感慨万千。他知道，这场胜利并非他一人之功，而是陈独秀的勇猛、鲁迅的深刻、钱玄同的激烈、刘半农的机智，以及无数无名青年共同奋斗的结果。
他也知道，林纾先生已于几年前郁郁而终。胡适心中并无胜利者的傲慢，反而有一丝对这位孤独守夜人的敬意。林纾守护的，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历史的进步，有时就是如此残酷而必然。
他走到书桌前，翻开自己正在写作的《白话文学史》，提笔写下：“白话文学的种子，在民间早已埋下千年。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它松土、浇水，让它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得以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
窗外，初春的阳光明媚。一条新的文化长河，正以白话为舟，载着无数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希望，奔流不息，驶向未来。这场关于“文”与“白”的较量，最终以“白”的胜利告终，但它所开启的，是一个民族在语言与精神上走向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