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祠寻思

今年入夏不久，我便与家人一同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吸引游客的景点有多处。其中有凝聚古人治水智慧的都江堰；有满溢诗情雅韵的杜甫草堂；有弥漫市井烟火的宽窄巷子。当然，还有浸润着三国风骨的武侯祠，那里的古柏碑碣仿佛还见证着蜀汉兴衰的过往。

我们是在到达当地第二天上午去的武侯祠。这天，天气炎热，骄阳似火。下了网约车，跨过武侯祠大街便到达了这里。一抬头，南大门门楣上的“汉昭烈庙”四个鎏金大字立即跳入我们的眼帘。

暑期是旅游旺季。我们随着人流凭票刷证进入祠内。当我们一行人转身回望大门内侧，发现在门洞右壁上嵌入了一块黑底金字“武侯祠”牌匾。夫人有点不解，刚才看到的是“汉昭烈庙”，现在怎么又把这里称之为“武侯祠”？她可能事先没查相关资料，出现了两种祠名称在脑海里打架。我笑着说道：“我们本来就是游武侯祠嘛！为何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你们在游的过程中仔细看看一些牌字说明就会清楚的”。

家人游武侯祠走的是大众路线或常规路线。路经大门、碑亭、二门，文臣武将廊；接着较详细地游览了刘备殿、诸葛亮殿、红墙夹道以及惠陵。因对“桃园三结义”这段小说故事比较熟悉，他们游览这一景点基本上是匆匆而过。

我估摸，绝大多数游客是如此游武侯祠的。游得全，但不细、不精。有一部分游客，由于旅游行程安排紧，也仅是蜻蜓点水而已，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

于我而言，则是另一种游法：驻足、拍照，重点精游了“明碑”、“三绝碑”、“攻心联”、刘备殿和诸葛亮殿，还若有所思，收获不小。

明碑立于大门至二门之间西侧的碑亭内，由赑屃驮负，已在此矗立了近五百年。碑全名为《诸葛武侯祠堂碑记》，碑文为四川巡抚张时彻所撰，时间是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我驻足详读明碑碑文，得知此祠早先格局和原貌和我事先了解到的知识差不多，不过碑文所说更符合历史：“成都府城南三里所，丘阜岿然，是曰惠陵，昭烈弓剑实藏焉。有庙在其东，内有昭烈像焉。庙之西偏少南，又有别庙，祀忠武侯。老柏参天，气象甚古，诗人尝为赋之。”后来祠庙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起因与新格局也说得十分清楚：“宋时屡加修葺，而元因之。至明洪武，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像于昭烈像之东，关、张列于西。盖至是而武侯之专祠废矣。”此史实纠正了民间“刘备殿并入武侯祠”的谬误，正确说法应是：诸葛亮祠后被请入刘备的昭烈庙，位列先主侧旁，自此定型“前君后臣、君臣合祀”的千古格局。

三绝碑是武侯祠镇馆之宝，是成都现存唯一一通完整唐代碑刻，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 809 年），距今一千二百余年。它安放在大门到二门之间的东侧碑亭内，无碑座，和西侧明碑东西对峙，形成“东唐西明”的安放格局。

我在这里花的时间最多。好在游前查了一些相关资料，否则花的时间会更多。

“三绝”指的是文绝（裴度）、书绝（柳公绰）、刻绝（鲁建），裴度时为西川节度使幕府里的节度书记，核心僚佐，后来贵为唐朝一代名相；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亦是唐代大书法家，官为营田副使，赐紫金鱼袋，其时的政治地位比赐绯鱼袋的裴度要高一些。鲁建是唐代元和年间蜀中一名顶级碑刻石工，刀法刚劲细腻 ，粗重横竖深刻饱满，细微撇捺轻凿灵动。三位在各自的领域都是那个时代一流人才。当然，我停留此碑良久最关心的是碑文内容，特别是其中对诸葛亮的评价。

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一直赞同陈寿的看法和部分赞同崔浩的看法。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评说诸葛亮的德行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但他并不是完人，“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就是说，在长江中游战略支撑点荆州已丢失、夷陵之战失败无果、刘备已不在人世且蜀汉政权国力孱弱，与曹魏实力悬殊的背景下，还在继续推进“隆中对战略”，“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组织发起五次北伐，西路单兵冒进，显然是犯了“审时度势”，“应变将略”，没有及时调整战略方针的错误。悬于诸葛亮殿正中门柱的千古名联“攻心联”的下联“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中有“不审势”的批评，反映清末大儒、名臣赵藩评价诸葛亮与陈寿持基本一致的观点。

当然，诸葛亮率军五次北伐的失误除了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临敌奇谋、前线战术决断”上确实不及已去世的法正和作战对手曹真、司马懿。他身居丞相高位，又兼录尚书事、益州牧数职，不可以每次北伐都“事必躬亲”，最终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是帅才作用发挥不足，将才作用发挥过头。

陈寿（233一297）是生活在与三国时代最近，对事实中的诸葛亮最为了解的一位史学家。他出生在巴蜀，长期生活在蜀国。成年后他在蜀汉为官，担任观阁令史，负责整理宫廷史料。因此，他对诸葛亮的评说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生活在南北朝时代，史学家崔浩对诸葛亮的评价有失偏颇。他认为丢荆州是诸葛亮失职；联吴抗曹、进军巴蜀和建立蜀汉政权“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甚至认为诸葛亮这个人个性品格也有问题，“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想用偏西南一隅的区区小国来抗衡中原强大的魏国是很不现实的。其所作所为，哪里符合古代优秀将领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的智慧品质？几乎是全面否定诸葛亮，显然是不对的。但认为五次北伐是失策，这与陈寿的评说是基本一致的：“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

裴度在其撰写的碑文中显然是不认可以上二者的评说。“陈寿之评，未尽其善；崔浩之论，又讥其功。是皆以谲略责节制之师，以进取议化成之道，不亦过乎！”谈到北伐失利，不是从人事去找主观原因，而是归罪于上天“只是上天不眷护汉室，致使功业没能完成”。

在碑文中，裴度是从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点去评说诸葛亮的。他认为，与历史上先贤相比，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后来人们把诸葛亮神化为完人，大概是深受裴说的影响。

移步离开三绝碑，在游刘备殿、诸葛亮殿和惠陵的过程中我又“痴想”了许多。荆州为何丢失？守将关羽要负主要责任。但与诸葛亮“跨荆、益、分兵北伐”的宏观战略缺陷也存在较大关联。荆、益两地

路途遥远，相隔三峡，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交通都十分困难。两地任何一地一旦发生战事只能是孤军作战。

荆州丢失之后，刘备为何不听诸葛亮苦苦劝告，执意要倾全国之力，发动夷陵之战，为兄弟关羽报仇不是最主要的动机，担心失去荆州这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势必从根本上影响“光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业才是刘备发动这场战役的最主要动因。说到底是“隆中对战略”形成的固化思维从根本上助推了他决心发动胜算不大的夷陵大战。这从对战役决策和对整个局势发展的影响上暴露了“隆中对战略”的缺陷。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荆州（江陵）这一战略要地的地位本来就不巩固。出于联刘抗曹的需要，是孙吴暂时“借”给刘备的。一旦曹魏对吴不再构成威胁或蜀汉势力在长江中、上游对东吴构成胁迫，东吴势必要求“履约”和平收回或动用军事手段夺回荆州。诸葛亮“跨荆、益”，想同时把这两个地方作为北伐、光复汉室的战略支撑点的规划目的并没有最终实现。后来也只能是仅靠益州苦苦支撑。

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的实力是最小的。但确立的还都洛阳，光复汉室，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十分宏伟。如何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对当初制定的内政外交“隆中对战略”必须要做适时的调整。就例如，联吴抗曹的对外方针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变化。因为吴国也有它的利益野心，它想“竟长江所极”、割据江南和做一方皇帝，也随时想利用蜀汉来对付曹魏或利用曹魏来对付蜀汉。荆州之地的地缘利益冲突已把蜀、吴两国关系的本质体现得一清二楚。占有荆州，必然与东吴产生敌对矛盾，这就很难长期维持 “联吴联盟”。联吴抗曹只能是有条件的，只能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对外策略，将吴作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的长期战略是不可取的。《隆中对》的战略漏洞就在于：只设想 “联吴”，却没有提供一套方案用来化解荆州归属带来的吴蜀地缘矛盾。

伫立诸葛亮殿前，凝望武侯塑像，我不禁深思：倘若武侯能跳出早年蓝图的桎梏，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国策，蜀汉的命运，或许会全然不同。

基于三国争雄的乱世格局和夷陵大战之后的蜀汉实情，彼时最适宜蜀汉的长远治国兴邦方略，绝非接连五次北伐、强攻强取、与曹魏正面硬拼，而是“积蓄力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先吴后魏、待机北伐、一统天下、光复汉室”。这一方略，贴合小国生存之道，契合乱世制衡之理，更彰显审时度势的治国大智慧。

所谓“积蓄力量”，就是暂时果断放弃急于求成的对外征伐，深耕益州本土。对内持续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安抚益州本土士族，调和各种利益集团和派系矛盾，凝聚人心；整顿吏治、发展农桑、练兵蓄力，修复夷陵之战后的国力创伤，夯实民生、兵力、物资根基，使国力持续复苏和军事实力明显增强。对外继续坚守吴蜀联盟，稳住东线局势，避免双线受敌；适度开疆拓土，进一步强化北方防魏力量等，为蜀汉稳定恢复和发展创造一个较稳定的和平环境

所谓“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三国鼎立，魏强、吴次、蜀弱，曹魏是蜀吴两国共同的终极强敌。吴蜀两国虽都有互为盟国需求，但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长久以来，蜀汉最大的战略误区，便是始终将曹魏作为唯一征伐目标，忽视东吴的潜在威胁与可突破空间。东吴军力、国力相对薄弱，且防线分散、隐患颇多。蜀汉完全可以隐忍蓄力、利用魏吴之间的利益冲突，待二者交战、两败俱伤之时，伺机而动，先平复东吴、整合江南沃土，再依托荆扬、巴蜀两地雄厚资源，养精蓄锐、多路北上，一举伐魏，最终实现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宏伟目标。

我边游览边想，若诸葛亮身体健康还活着，后主刘禅也很优秀，不负先帝厚望，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诸葛亮很有可能提出如此类似的后期治国方略。用裴度的话来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难矣”。这未必不能成为史实。

触景思物，联想得过多，我游走的脚步是快不起来的，坐在池心亭小憩的夫人着急了，赶忙叫儿子来提醒我时间不早了，还嗔怪我“是来旅游的，还是来研究三国的！”我一看手表，已是上午十点整，赶忙冲破人流，快步向他们走去。随后一同出武侯祠北门，漫步穿越锦里步行街，出锦里主出口，步行到武侯祠大街的即停区。不一会，就坐上网约车，向下一个景点“杜甫草堂”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