玥昇昇（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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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年，林鍼在福建侯官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宦家庭呱呱坠地。曾祖父林琼苑虽然成功跻身进士之列，然而在仕途的漫漫征途上，却始终未能觅得显赫的实职。
时光流转至父亲这一辈，全家已然随伯父迁往厦门鼓浪屿定居。此时的厦门，刚历经《南京条约》的洗礼，成为通商口岸，鼓浪屿上，洋人商船穿梭往来，络绎不绝，传教士的身影亦频繁闪现。这个常年潮湿多雨的小岛，如同一位默默见证历史的使者，正悄然成为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
年仅 16岁的林鍼，时常蹲守在码头上，目光如炬般紧盯着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调试着一款神秘莫测的木箱装置。木箱之上覆盖着一层厚重的黑布，当洋人小心翼翼地掀开一角之际，一道强烈的光线猛然闪过，刺得他不由自主地连忙后退。这便是林鍼与摄影术那充满命运的初次邂逅。在那一刻，他尚且未曾意识到，这个被赋予 “神镜” 之美誉的西洋玩意儿，犹如一颗种子般，悄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未来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林鍼的聪慧过人，在街巷间早已声名远扬。他跟随洋行的雇员学习英语，凭借着非凡的天赋和勤奋努力，迅速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口语。并且，他常常为官府翻译文书，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官方的高度赞誉，也让他在商圈中崭露头角。1847 年春，美国旗昌洋行的大班慕名而来，找到这个年仅 23 岁的青年，以极为优厚的条件诚邀他赴美教授中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遇，林鍼没有丝毫犹豫。他深知，鼓浪屿之外，是一片更加辽阔、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在等待着他去探索、去征服。
抵达纽约的那个清晨，林鍼被街头那宛如梦幻般的景象深深震撼。高耸入云的烟囱密密麻麻，肆意吞吐着滚滚白烟，仿佛在诉说着工业时代的磅礴力量；铁轨如巨龙般在城市边缘蜿蜒延伸，向着远方不知名的目的地奔赴。而最让他心驰神往的，莫过于街角那间悬挂着 “达盖尔摄影室” 招牌的店铺。橱窗内陈列的人物肖像细致入微，纤毫毕现，甚至连女士帽子上的蕾丝花纹都清晰可辨，那逼真的程度，让来自东方的青年目瞪口呆，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好奇。
在纽约的日子，林鍼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兢兢业业地教授中文，一边如饥似渴地悄悄观察摄影师的工作。他敏锐地发现，所谓 “神镜” 的奥秘，其实源自一种名为银版摄影法的技术：首先，将镀银的铜板用碘蒸气精心熏蒸，随后将其放入暗箱中进行曝光，最后通过汞蒸气显影，一张影像便如同魔法般永久地固定在金属板上。这个过程充满了未知的魅力与魔力，让林鍼彻底着了魔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为了能够亲自探索这门神奇的艺术，林鍼省吃俭用整整三个月，终于攒够钱买下一套二手摄影器材，其中包括一台古朴的木质暗箱、几瓶珍贵的化学药剂以及二十张铜版。每个周末，他都会满怀期待地背着沉重的器材前往中央公园，全身心地投入练习拍摄之中。起初，由于经验不足，他的作品总是模糊不清，药水配比也频频出现问题。但这个倔强且充满毅力的年轻人，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精神，硬是在半年后拍出了第一张堪称像样的肖像 —— 一位在唐人街辛勤卖茶叶的广东商人。照片里，商人袖口那破旧的补丁以及眼角岁月的皱纹都清晰可见。当商人捧着照片端详许久后，突然老泪纵横，激动地说道：“这比我老家的祖宗画像还要真实啊！”
1849 年 3 月，林鍼满怀憧憬地乘船返回厦门。他的行李箱里，除了那套承载着异国记忆的换洗衣物，其余空间全都被从美国带回的摄影器材占据。在鼓浪屿福州路的老宅里，他利用现有条件临时搭建起一个简陋却充满希望的暗房：用厚实的黑布严严实实地遮住窗户，以确保黑暗的环境；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摆好显影盘和定影液，墙上则挂着晒干的相纸 —— 这便是中国第一个本土摄影工作室的雏形，它虽简陋，却蕴含着无限的创造力和希望。
起初，街坊邻居对这个新奇且陌生的 “洋把戏” 充满了戒心和疑虑。有人说拍照会 “摄人魂魄”，让人闻之色变；更有人谣传林鍼是 “番邦奸细”，用 “神镜” 在暗中收集中国人的精气。然而，林鍼并未因此放弃。某天，他为私塾先生陈老先生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陈老先生戴着老花镜，全神贯注地批改作业的神态栩栩如生，连砚台里的墨痕都清晰可见。老先生捧着照片爱不释手，逢人便欣喜地夸赞道：“这可比画师画得快多了，还省墨呢！” 这一事件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街坊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渐渐地，来找林鍼拍照的人络绎不绝。有即将出海、希望留下珍贵回忆的渔民；有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满心欢喜的新娘；还有那些戴着瓜皮帽、意气风发的商铺老板。林鍼敏锐地发现，中国人对肖像照有着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感需求：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普通百姓很难留下自己的容貌，而摄影术的出现，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永恒的大门，让平凡人的面孔也能被永久保存。他开始潜心琢磨着如何改良技术：尝试用本地的松香代替部分化学药剂，以降低成本并适应本地环境；调整暗箱的焦距，以更好地捕捉东方人的面部特征；甚至还发明了一种竹制三脚架，让长时间曝光变得更加稳定。这些创新之举，不仅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也体现了他对摄影术的深深热爱和不懈追求。
在忙碌的拍摄之余，林鍼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精心撰写成《西海纪游草》。这部虽不足两万字的游记，却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详细记录了西方的工业文明，更深藏着中国人对摄影术最早的系统性认知。在书中的《摄影术考》一章，林鍼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详细描述了银版摄影的流程步骤，并标注了药水的配比和曝光时间的计算方法。这段文字，比后来被誉为 “中国摄影之父” 的罗元祐的相关记载早了整整十年，为中国摄影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英国汉学家贝瑞特在《中国摄影史》中曾满怀感慨地感叹道：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把照相机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之时，林鍼已经以科学的眼光深入审视这项技术，并积极尝试将其本土化。他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摄影启蒙者，为中国摄影术的发展点燃了第一束希望的曙光。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林鍼的探索之路显得格外艰难且孤独。当他满怀希望地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求见福建巡抚时，得到的却是一句冰冷刺骨的训斥：“奇技淫巧，徒耗民力！” 在士大夫阶层的眼中，这种 “以镜取影” 的技术，远不如诗书画印那般高雅脱俗，是旁门左道。林鍼的摄影室逐渐门庭冷落，生意惨淡，最终在 1853 年无奈关闭。他转而投身于翻译和教育事业，为传播知识和文化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偶尔在给学生上课时，他才会拿出那尘封已久的照相机，满怀深情地向年轻人讲述那段在纽约街头追光逐影、充满梦想与奋斗的岁月。
就在林鍼渐渐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时，摄影术却如同一颗顽强的种子，在晚清社会的土壤中悄然生根发芽、蔓延开来。1860 年，英法联军如狼似虎地攻入北京，随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用镜头无情地记录下圆明园的残垣断壁，这是中国皇家园林首次以影像的形式被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上。而在紫禁城那深不可测的深处，一位特殊的 “P 图大师” 正在悄然崛起 —— 她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对摄影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热衷于拍照，还对照片的后期处理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她会亲自指导摄影师对照片进行细致的修饰，力求让自己在照片中看起来更加威严庄重、美丽动人。这些经过精心修饰的照片，成为了慈禧太后展示自己形象、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工具，也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独特且不可磨灭的一笔。
尽管林鍼的摄影事业未能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他的勇敢探索和卓越贡献为后人铺设了坚实的道路。如今回望，他前行的身影恰似暗夜中的星轨，激励着后来的人们不断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勇于创新，推动着中国摄影事业朝着更加辉煌灿烂的方向发展。
他的名字或许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被遗忘，但他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摄影史的丰碑上，成为后人铭记和敬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