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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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正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农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面对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们村大概有一千多人，分为五个生产队。
进入初冬，农闲开始了。女人们端出笸箩筐，拿起针线来缝缝补补。男人们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扯闲篇儿。不大的工夫，脸上便贴满了纸条，或者头上顶起了鞋子——这些都是对战败者的惩罚。到了饭点，在自家媳妇或孩子的呼唤中，就一阵哄笑散开了。扯闲篇儿的内容大多是方圆三五里的事儿，哪个村的马驹掉进了井里，哪个村的牛犊生下来三只角，哪个村子的姑娘自由恋爱了……
冬月中旬，夜空是澄澈的，月亮是澄澈的，大地也是澄澈的。满世界都是澄澈的，美得令人心醉。田间的麦苗结满了白霜，和皎洁的月光相映成辉，就像庆德大爷的白胡子。庆德大爷是我们队的饲养员，五十岁上下。一把白胡子是他的骄傲，没事儿的时候，就自个儿捋来捋去。仿佛每捋一次，就会长长一些似的。
立春前的麦苗，不怕踩踏，也不怕芟刈——只要不连根带起，反倒会长得更好。于是，成群的牲口把麦苗当作了青草，也没有人去阻止。放眼望去，麦田简直成了牧场。
晚饭后，一群顽皮小子自发聚到一起，由一个年龄稍大的带头，浩浩荡荡地向麦田里奔去。一群半大的马驹、驴驹、牛犊，正在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啃麦苗。蓦然，带头的瞅准一匹马驹，纵身一跃爬到了马背上。其他玩伴立刻纷纷效仿，爬上了驴背、牛背上。年纪小的爬不上去，就跟在他们后面挥舞着双手吆喝。一时间，麦田里仿佛成了竞技场，人喧马嘶一片欢腾。跑得太快或骑术不好的，就被他们的“坐骑”掀了下来。龇牙咧嘴地揉一揉摔疼了的胳膊、腿或屁股，然后嘻嘻哈哈地又追了上去。
我们村子呈东西走向，散居着五六排住户，俯瞰下去就像一个“非”字。一条小河将村子切成了两半，河以南叫河南，对岸则叫河北。对于孩子们来说，以河为界分为两个阵营，很少在一起交叉玩耍。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队长”——完全是跟着大人学的，在这样亮如白昼的夜晚，自然是撒开欢儿地玩。空荡荡的棉袄扔到了一边，只剩下一件贴身的褂子——没有保暖内衣，也没有毛衣。
为了夺得钟爱的“坐骑”，两岸的队伍从争吵辱骂而大打出手。于是在双方队长的指挥下，开始了一场激烈混战。衣服撕破了、鼻子流血了、鞋子弄丢了一只……回家怎么向父母交代？心里实在懊悔和沮丧。可是忐忑不安地一觉睡到天亮，这一切就丢到了爪哇国。
我经常去庆德大爷那里，假模假样地帮他喂牲口，为的是听他讲离奇的鬼怪故事。他简直像蒲松龄一样了不起，其实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不过他讲的不是狐仙，而是我们农村发生的一些事，甚至是他亲身经历的。
一天中午，我们家正在吃饭。庆德大爷夹着一块红薯面饼子来了，父亲递给他一张凳子。在农村，吃饭串门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特意为我蒸了几个细面馒头，白皙而细腻的皮儿，吃起来实在爽口。
庆德大爷咬了一口饼子，对我说：“咱们俩换着吃吧，我的饼子可甜了。”
我说：“我才不信呢，黑乎乎的，肯定很难吃。”
我们家的负担轻，比起其他家庭的生活要好一些，父母又对我格外的疼爱，所以从小就很少吃粗粮。平时家里的饼干和糖果，几乎没有断过。其实庆德大爷说得没错，新出锅的红薯面饼子，吃起来的确透着一丝甜味。但它终究是粗粮，按照档次划分，它还要排在玉米面的后面呢。
庆德大爷佯装起身离去，说：“不换就算了，以后你别去我那里玩了，我也不会给你讲故事。”
见状，我马上从筐子里拿起一块馒头，飞快地塞进他手里。说道：“大爷，我不跟你换，但我给你一整块，可以吗？”
庆德大爷当然是逗我玩的，可这一幕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却始终在我的心头萦绕。不久后分田到户，他就不再做饲养员了。后来我上学了，再后来我四处漂泊谋生，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可他捋胡子的样子，至今我依然记得。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在相距一里地的邻村。那条两点一线的砂浆路，留下了我无数个或深或浅的脚印。偶尔我也会背着父亲，偷偷地骑上家里的自行车。校长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小老头，戴着一顶蓝色帽子，经常背着双手从我们教室的窗前走过。他最喜欢哼唱那首《社会主义好》，每当歌声响起，就知道是他来了。
一场大雪过后，天气骤然变得更冷了，手脚被冻得不知放在哪里才好。屋檐下的冰溜子又粗又长，河里的冰结得足有一拃厚。这样彻骨的寒冷，对人真是一种折磨。我们是毕业班，面临着小升初，所以学习特别紧张，每天的早晚自习是必不可少的。天还没有亮起来，教室仿佛一座冰窟，冻得人浑身发抖。那盏光线昏暗的煤油灯，便成了大家取暖的工具，纷纷把冻僵的手捂在火苗上，然后在一阵嘻嘻哈哈的喧闹中，开始朗读或背诵课文了。
又是一节音乐课，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她会安排学习任务，因为我们没有音乐老师，所以每逢这节课程，都是自习或加强主科学习。她笑着说：“今天这节音乐课，是名副其实的音乐课，现在我来教大家唱《牧羊曲》。”顿时，全班沸腾了。当时电影《少林寺》上映不久，白无瑕站在山坡上，怀里抱着小羊羔，衣袂翩翩的样子实在太美了。
可是，大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歌词第一句“日出嵩山坳”中的“坳”，到底是念aò还是念yōu。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没有人去翻字典，因为大家都没有！不管怎么说，那首歌我们学会了。
后来教我们数学的张老师，便经常利用音乐课教我们唱《军港之夜》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等流行歌曲。歌声缓解了我们的学习压力，也给年少的我们注入了蓬勃的力量。
大昌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在同一个班。两家挨得比较近，经常一块儿去上学。那条砂浆路不远处，有一条与路并行的小河，常年河水盈盈。在这样的寒冬时节，河面也便结上了厚厚的冰，放眼望去，宛若一面光洁的镜子。
那天，阳光明媚。吃完早饭，我和大昌像往常一样去上学。经过路与河之间的坝埂，他诡秘地说：“今天咱们溜冰去学校吧。”我当即欣然同意。这样不仅节省了走路的力气，还可以满足玩耍的乐趣。第二天他竟然带上一条板凳，我们轮流着坐上去，然后由一个人用力往前推。在惯性的作用下，每推一次可以向前滑行七八米。
没几天，我们的捷径被其他同学发现了，立马一窝蜂地加入进来。那个冬天，大家似乎把那条砂浆路遗忘了，放学回家也是直奔小河。可是常在冰上溜，没有不摔跤的，掉进冰窟窿也是常有的事。结果只好苦笑着爬起来，揉一揉酸痛的屁股了事。但若被父母发现湿漉漉的裤脚，就难免遭到狠狠的教训了。
夏天到了，连续几场暴雨过后，横跨村子两岸的小河涨水了。搭建用来洗衣服的简易码头，已沉入水底。这是一个妖娆的季节，菜园里的瓜果都熟了，种下的玉米、黄豆、芝麻，争先恐后冒出了新绿。广袤的原野里，焕发着勃勃生机。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悉心侍弄着自己的庄稼。多一分耕耘，就多一分收获啊！
五方的家在河北，虽然隔着一条河，但并不妨碍彼此的友谊。我们经常绕河而过，相约一起去割牛草。有时候天色太晚，就挤在对方的床上睡了。他也在邻村的那所小学读五年级，而且和我是同班。对“日出嵩山坳”中“坳”字读音的疑惑，就是他首先提出的。
夜色已深，半个月亮终于爬了上来。星星揉了揉眼睛，仿佛刚睡醒的样子。我和五方躺在我的小木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着。天气太热了，不时还有蚊子骚扰，实在睡不着。五方翻身坐起说：“算了，咱们起床溜达去。”失眠也是一种痛苦，我随即响应了他的提议，顺手抄起床头的手电筒。里面刚装了三节新电池，光线特别地亮。
我们走在河边一条不显眼的小路上，耀眼的灯光四处逡巡着。突然，五方对着一棵老槐树随意踹一脚，地上倏地落下五六只知了。它们拼命地嘶鸣着，好像摔得很痛一样。这一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认为找到了新的玩法，一下子抖擞起了精神。
我把手电筒举起对着树冠，说：“五方，你现在用力地踹一脚，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知了落下。”他马上依计行事，打了个趔趄才站稳。顷刻间仿佛下起了冰雹，一只又一只知了哗哗地落下，我们捂着被砸得生疼的脑袋，哭笑不得。原来知了是受了惊吓，才掉落下来的。
我们的口袋塞满了，也玩得十分疲倦。回到我的那间小屋，我找出一个空瓶子，把知了一一装了进去。然后拧上了瓶盖，放在床头的桌子上。霎时，屋子里热闹起来了。“吱——”单调、枯燥而沉闷的叫声，把我和五方逗得前仰后合。天快亮的时候，困意终于袭来，我们酣然入睡了。
时光在不经意间缓缓流逝，就像横贯村子两头那条小河里的水。
整个八十年代，我完成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蜕变。嘴唇边那层隐隐约约的绒毛，长成了浓密的髭须，说话的腔调也褪去了往日的稚嫩。这是一段人生中最美的年华，充满了罗曼蒂克情怀，更有一股骅骝长嘶、豪气干云的气概。
曼青长得不算很漂亮，但颇有几分气质。她的性格开朗大方，不像其他女孩子扭扭捏捏地满脸羞怯。她家离我和大昌家都不远，我们三个人常在一块儿玩。
那天她送了我一本书，有点儿厚。我接过一看，是琼瑶的《船》。记忆里，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小说，缱绻柔情，缠绵悱恻，充满了浓郁的爱情味道。对于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来说，的确让人爱不释手。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互相换书看，三毛、席慕容、金庸、梁羽生、岑凯伦、汪国真……
她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全村率先买起了电视机和录音机。那年春晚费翔《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一夜间熊熊燃烧起来，大街小巷都飘荡着他的歌声。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躲在她家里看电视、听歌。我们最常听的是张蔷的歌，虽然大多是她翻唱别人的，但格外有感染力。她那自带“电音”的声线，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的花样年华。
我们都喜欢抄歌词，甚至可以把作业暂放一边。那天放学路上，我说：“曼青，借一下你的歌词本，我想抄张蔷《恼人的秋风》。”她二话没说就给了我。抄完后我照着念了一遍，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原来她把“风啊，风啊，请你给我一个说明”，写成了“冈啊，冈啊”！我把这个小差错告诉了她，她“噗哧”一声转过头笑了。后来想起，其实不是她写错了字，而是她写的字实在不敢恭维！
第二年夏收刚结束，他们举家迁徙到了百里以外的地方。几个月后的元旦，她寄给我一张新年贺卡，上面亲笔写道：“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愿我们的友谊蓓蕾长存！”
我就读的中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街上，比起小学离家稍微远了一些。入学不久，就和比我离校更远的军亮拧在了一起。他是个十足的军迷，时刻梦想着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军人。他家在学校的西北角，而我在东南方向。以学校为中心，我们形成了一条直线，两地相距十多里。
他住的那间屋子，背靠院子的西侧。傍晚时分，一道绚丽的晚霞穿过那扇不大的窗户，将他的木板床映照得金灿灿的。见此情景，我揶揄他说：“你这简直就是皇帝的龙榻啊！”那床有棱有角的“豆腐块”，静静地立在床头的角落里。
我们经常凑在一起玩，每至兴头上，干脆就住在对方家里，第二天再回家或者一起去学校。他家大门前，有一片清凌凌的池塘。开春的时候，我们沿着池塘边漫步，近在咫尺的蛙鸣声，就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听来令人如醉如痴。一些不知名的虫子，躲在草丛里低语呢喃，仿佛在诉说着它们之间的故事。
那天早上，在他家吃完饭我推起自行车回家，他照例送我一程。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缓步而行，田野里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油菜花开得黄灿灿的，一望无际的麦子长势葳蕤。他不时哼唱着邓丽君的歌，那神情悠然自得，又带着几分腼腆。
到了村头，他正好唱到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我就笑他说：“不采白不采，采了也白采。不过，有了你这棵优秀的草，我什么花儿也不采了！”他赧然一笑，就彼此挥手告别了。我们俩都是邓丽君的拥趸，她的每一首歌，我们都非常喜欢。
读完初中二年级，我因故退学回家务农了。田野里粗粝的风吹散了我的梦想，我很快成为一个有模有样的庄稼汉。我扛着犁铧牵着牛，奔劳在阡陌纵横的田埂上。
一年后，军亮到了另一个镇上上了高中。空间距离和各自的生活轨迹，使我们失去了像从前一样相聚的机会，都在埋头干好自己的事。
小涛和我同一个村子，两家住得也很近，他也在那个镇的中学读书。他长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一天晚上，他交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军亮让我捎给你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熟悉的笔迹，亲切的语言，浑身的疲劳顿然消除了。
我比军亮大一岁，信的开头称谓是“哥”，落款处是“弟，亮”——至今他依然如此。我当即捉笔回信，托付小涛带给他。从此小涛成了我们的特别信使，为我们传递着彼此的消息。一段跨世纪的友谊，就此埋下了种子。
……
不是每一枚贝壳里都有珍珠，也不是每一片沙漠上都有绿洲。好时光是藏在岁月里的纯真，是握在手心的温柔。时代的变迁，让我们拥有了很多。但那份美好的时光，却从我们的指尖悄悄地溜走，再也不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