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泪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掉眼泪。不管遇到多难的事儿，总是咬着牙坚持。

农历正月初十，空气里依然弥漫着浓郁的年味儿，大门口的空地上，残留着未来得及清扫的鞭炮碎屑。有小孩子的人家，开始准备元宵节的灯笼了。

晚饭后，我开始整理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赶往汽车站，跟着一群老乡远去上海打工。这一次的目标很明确，不像以往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

十五瓦的灯泡昏昏沉沉，像个疲惫不堪的老人，暗淡的光晕下，满屋子影影绰绰。母亲眼里噙着泪水，茫然地望着我。打开褪色的帆布包，我把破旧的衣物一一塞了进去。

母亲已生病八年。从最早摔折了胳膊，到染上眼疾，前年又做了乳腺癌手术。多年来药罐子不倒，还要经常去医院打针、输液。我们原本殷实的家境，就此陷入了困顿。

二十四岁，在农村已是大龄青年了。身边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多已经结婚成家，再不济也订下了婚约。可我什么都没有，好不容易得到某个姑娘的青睐，却被好事者以我们家太穷给搅黄了。为了这事，母亲心里充满了内疚，常常默默地流泪自责。

看着母亲黯然的神情，我心里一阵发酸，就强装笑脸安慰她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再说还有那么多人一起。母亲听了之后，沉默着没有接话。过了片刻，悬在她眼角的泪水，终于滚落了下来。我知道，这是勾起了她的回忆。

那是在前年夏天，我去济南打工。因为没有文凭，一时没找到工作，为了节省开支，我露宿过公园、公交站台和建筑工地。后来在远离市区的长清县，找到一份打煤球的活儿。母亲知道我这段经历后，心疼得直掉眼泪。

坐在一旁的父亲吸了口闷烟，缓缓开口道，孩子长大了，就该让他出去闯一闯。闯好了，当然好；闯得不好，也能长些见识，为他以后过日子打基础。

妹妹读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回家操持家务了。我叮嘱她好好照顾母亲，等我赚了钱给她买漂亮的裙子。

汽车站在十多里外的小镇上，我要凭着两条腿走去，八点钟跟大家汇合，然后到县城长途汽车站，搭乘开往上海的客车。天还没有亮起来，母亲就把我叫醒了，看来她一夜没合眼。她要给我做早餐，被我阻止了。她的视力早已严重下降，看东西十分模糊，并且有些重影。不得已时，必须觑着眼睛靠得非常近，才勉强分辨得出来。

父亲执意要送我到村头，母亲也要跟着一起去，我终究拗不过他们。灰白色的天空，点缀着几颗忽明忽暗的寒星。清冷的风砭人肌肤，母亲走在身后，伸手轻轻把我的衣襟往下抻了抻。平日里熟悉的那段路，突然间变得那么短，转眼就走到了尽头。

站在村头路口，西北风吹乱了母亲花白的头发，慈祥的脸上挂满了不舍的泪水。母亲哭了，只因我又一次远离她的身旁。她总是心生愧意，若不是自己体弱多病，我就不会那么早辍学，不会常年在外漂泊打工，不会大龄还没有成家。

在父亲的催促下，我转过身走了，拎着那个陈旧的帆布包。沙砾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走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到了转角的地方，我蓦然回过头，看到他们依旧站在原地凝望着我，宛如两棵苍老的古树。

我们一行十多人，准时到达了长途汽车站。但开往上海的客车，不知什么缘故，一直挨到天黑才发车。汽车穿行在茫茫夜色里，天边泛起鱼肚白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橘红色的朝霞，映照着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一座座摩天大楼直插云端，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各种车辆往来穿梭，耳畔不时传来婉转轻柔的吴侬软语。

我们满身风尘挤上了公交车，早高峰的车厢里拥挤不堪，可我们周围却莫名空出一条空隙，想必是其他乘客嫌恶我们身上散发的异味吧。以前就听说上海人排外，在他们眼里，我们无疑都是乡下人。

这是一家坐落在黄浦江畔的私营服装厂，主要给日本等外国企业做代加工。厂房是租用渔轮厂的，规模不大，只有三十多人。老板是位四十岁上下的本地女人，行事干脆利落，大家都喊她“娘娘”，上海话里就是姑姑或阿姨的意思。

按照她的安排，我和一同来的小伙子跟着一位老师傅学大烫。全厂就我们两个男青年，平日里搬货、装卸车这类体力活，都落在了我们身上。

临来前我的工资待遇就已谈妥，每月两百块，包住不包吃。所谓包住，就是在库房里搭起一张小床。我的主要目的是学技术，赚钱是以后的事儿，所以对物质条件不太计较。

基本安定下来后，我便给家里写信。这是我的习惯，以前不管到哪里打工，落脚之后就会把大致情况告诉家里。我虽说初中肄业，没多少文化，但可以把事情讲清楚。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文盲，勉强认得自己的名字，所幸妹妹可以磕磕巴巴念完我的信。读她的回信就非常吃力了，因为错别字太多。但凭着我对家中情况的了解，完全能明白她所说的意思。

她说，母亲经常打开我的录音机，听我吹的口琴。那盘长长的磁带里，只有一首曲子。母亲就让她教自己怎样倒带，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听，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

那台巴掌大的录音机，是亲戚家淘汰不要的。在我的央求下，就送给了我。磁带的仓门早已坏掉，用起来十分麻烦。发出的声音吱吱呀呀，如同知了嘶哑的鸣叫。

服装厂的工作很是枯燥，机械式地干些零碎活儿。由于订单太少，我们很少有机会摸熨斗，也就学不到什么技术。偶尔来了业务，我和同来的男青年闲来没事，就去帮女工剪线头。她们是按件计酬，我们二人便成了香饽饽。

渔轮厂有个大食堂，我跟大家一样，买了面额不同的饭票。我给自己限定了标准，每天生活费不超过五块钱。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能节省就尽量节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所以我最喜欢打菜窗口大盆里的菜汤，不要钱，可以随便喝。

刚发工资没几天，我去大门口收发室取信，忽然听到外面锣鼓喧天。我走过去探头一看，原来是一家餐馆隆重开业。那场面非常气派，漂亮的礼仪小姐身披绶带，笑盈盈地迎接着客人。我一颗年轻的心，顿时躁动了起来。

于是，我大摇大摆地在一张餐桌前坐下。服务员微笑着走过来，给我倒了一杯茶，又递给我一本精美的菜单，柔声问道，先生，您要吃点什么？我立马慌了神，因为我从没享有过这样高级的待遇。我假装镇静翻开菜单，瞟一眼价格，简直被吓懵了。对我来说，这绝对是天价！我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资，随便点几个菜都不够！

我感到十分狼狈，却又不好意思起身离开。恍惚间，我想起母亲惶恐的眼神，那是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的无助。我心里暗忖：母亲何时才能吃上这样一顿饭菜？

三月底，白玉兰开了，一树的雪白。家乡的麦子也抽穗了，那一串串青绿的麦穗，是农民一年的希望。再过两个月它们便成熟了，宛若黄灿灿的金子。那段时间，家家户户忙得热火朝天，花钱都请不到人帮忙。

午夜醒来，周围一片寂静。我暗暗想道：每个月这么点儿收入，只能够养活自己，虽然家里很困难，但吃饭还不是问题。关键是学不到技术，这样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况且，麦收是全家人的命根子，一年到头就指望那几天。割麦、运麦、打麦，全是重体力活儿，母亲早已失去劳动能力，年幼的妹妹帮不上忙，父亲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这份心思与牵挂，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即便说了也不会有人在意，就默默埋在了心底。

农谚说：“四月收麦四月底，五月收麦五月初”，这指的自然是农历。果然，离端午节还有不到半个月，妹妹专门来信提醒我回家收麦子。我开始盘算怎样得到老板许可，及时赶回家去。

眼看着麦子就要开镰了，厂里突然接到一笔重要订单。可同乡们都急着回家收麦子，好几个人找老板请假，都被拒绝了。我心里万分焦急，不知怎么办才好。却不敢擅自离开，不然一分钱工资也拿不到。

实在不得已，我鼓起勇气悄悄找到老板，向她诉说家里的难处。她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坚决不肯松口。也许是心中的愁苦太多，我竟一时忍不住流泪了。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实在难为情。最终，她总算答应了。

挤得满满当当的客车一路向北，穿行在广袤的田野里。黄灿灿的麦穗随风起伏，田间地头已有农人察看麦熟的程度。

母亲，我回来了。我在心里默念。

那天恰好小镇逢集，我搭着村里一辆拖拉机回家了。站在大门口，我手中的帆布包里，仍是离家时带走的衣物。我没有给妹妹买漂亮的裙子，也没有给父母带回任何礼物。三个多月下来，我只攒下一百多块钱。

母亲一个人坐在门楼下，正面对着墙壁发呆。听见传来的脚步声，她缓缓转过脸向外张望。直至我走近一些，才迟疑地喊出我的乳名。我忙不迭地应了声，俯下身把脸凑近她眼前。确认是我之后，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眼里满是酸涩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