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林有凤，振羽于明（小说）

浙西汾口镇云林村的晨雾刚散，余维亮便提着布帚，细细清扫村头“司马第”石坊下的浮尘。　

青石坊身历经五百年风雨，棱角已被磨得温润，坊上刻字却依旧风骨凛然。耄耋之年的余庆田拄着藤杖，缓步立在坊侧，目光落在石坊深处，似在凝望一段尘封的岁月。专程前来考据乡邦文史的乔红波，捧着一册整理好的史料，静静等候老者开口。

余庆田没有说话。

他抬起手，用指腹摩挲着“司马第”三个阴刻大字。青苔从石缝里钻出来，被他蹭掉了薄薄一层，露出底下灰白的石理。

乔红波起身，往他茶盏里续水。落座时，檐角一滴隔夜的露水砸在石板上，啪嗒。

“五百年前的事，”余庆田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从石缝里渗出来的，“从一盏油灯讲起。”

八百余年前，余氏先祖自龙津乡柏林迁徙至此，取“望云思亲，不忘柏林”之意，为这片山环水绕的土地定名云林。耕读传家的祖训，如同村前流淌的溪水，代代浸润着这片乡土，直到弘治辛酉年六月初五，余凤降生在余氏老宅的耕读小院里。

余凤字文瑞，号梧冈，父亲余廷銮是乡中义官，一生秉性良善，笃信诗书传家。他上有兄长余鸾，下有幼弟余鸢，一家老小守着几亩薄田、半屋书卷，过着清苦却安稳的日子。

幼时的余凤，最喜蹲在村口的老梧树下读书。晨雾打湿粗布衣襟，晚霞染亮泛黄书卷，山涧的流水声与林间的鸟鸣，是他少年时光里最动听的书韵。

那一夜，油灯芯子爆了一朵灯花。

余廷銮用针挑了挑，火光又稳下来。余凤从《孟子》里抬起头：“爹，书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孩儿要是这辈子都‘穷’呢？就在云林耕一辈子田、读一辈子书？”

余廷銮没有立刻答。他把针插回窗棂上，望向院外黑黢黢的山影。　

“耕田是养命，读书是养心。命养足了，饿不死；心养足了，不被欺。”他顿了顿，声音比灯花还轻，“这两样都在眼前，不必等‘达’才去做。再说——”

窗棂外，夜风把梧树枝叶摇响。

“云林也是天下。”

余凤没再问。他把那盏油灯往自己这边挪了挪，继续读下去。

油灯很暗，但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贴在土墙上，像一株正要抽枝的树。

嘉靖七年，戊子科浙江乡试开考。

四十六岁的余凤背着简易书箧，踏过崎岖蜿蜒的山路，奔赴杭州考场。他此行无求于功名利禄的浮华，只为践行书生本分，不负半生苦读，不负乡邻期许。

秋闱放榜之日，报录的快马冲破深山雾霭，一句“余凤高中浙江乡试第三十三名”，让寂静的云林村瞬间沸腾。溪水欢腾，山林作响，全村老少聚在余氏老宅前，眉眼间尽是藏不住的荣光。

春和景明的鹿鸣宴上，监临官张问行亲赠鹿鸣宴词，赞其山野出贤才。解元金华姜良翰亲赴云林，为村中嘉会堂作记。

是夜，嘉会堂掌起灯烛。

姜良翰斟满一杯家酿米酒，递到余凤手边：“文瑞兄，四十六岁登科，迟是迟了些，可我看你脸上并无狂喜之色。”

余凤接过酒，没喝，只是捧在掌心暖着。

“狂喜是二十岁的事。二十岁中举，觉着天下事都可做得；四十六岁中举，只觉着天下事都该做得。”他低声道，“做得做不得，是另一回事。”

徐楚在一旁搁下笔——他刚替余凤写完赠序，墨迹还没干透，借着烛光还能看见笔锋的湿痕。

“那你还去做么？”

余凤把酒饮尽了。　

“去。”

同科才俊李本、分水何云雁纷纷铺纸研墨，赋诗相贺。墨香飘满小小的山村，纸上的字句滚烫，像要把这一夜的烛光都收进去，让五百年后的人还能摸着余温。

乔红波的指尖划过史料中记载的乡试录，上面余凤的履历清晰如昨：祖余玑，父余廷銮，义官，子余应元、余应选。　

短短数行文字。

余庆田的茶已经凉了，他捧在手里，没有喝。

“应元、应选……”乔红波轻声重复。

“老祖宗中举那年，应选刚满三岁。”余庆田低头，看着茶沫缓缓聚到盏边，“他离乡赴吉安那年，应选二十岁。父子再未相见。”

檐外，晨雾又拢过来了。

中举后的余凤，未曾有半分骄矜。他依旧躬耕田间，教书授业，待乡邻亲和如初，守着云林的烟火，静待着报国为民的机缘。

余庆田轻抚族谱上的字迹，缓缓道：“老祖宗一生淡泊，科举登科不是他的追求，守心为民，才是他毕生的信念。”

一旁的余维亮望着宗祠内的耕读匾额，没有出声。他只是把布帚搁在门边，又直起身，把匾上积了一夜的灰，用袖子拭去。

嘉靖丁未年，秋风送寒。余凤终于等来任命，出任江西吉安府通判。

吉安乃是王阳明心学的发源地，文风鼎盛，民心淳厚，却也积弊待清。临行之日，云林乡亲聚于古渡口相送，老父执手垂泪，只叮嘱四字：守心为民。

同科举人余姚李本赋诗赠别，字句滚烫；淳安徐楚、分水何云雁铺纸作序，情谊殷殷。余凤揖别亲友，登舟远去。

舟行江上，他回望渐行渐远的云林山水，在心中立下誓言：为官一任，当尽本分，不负江山，不负黎民。

吉安府衙内，积案如山。

田赋纠纷、民间疾苦、陈年积弊，桩桩件件压在案头。余凤身着素袍，夙兴夜寐。灾荒之年，百姓无力缴纳赋税，他亲赴乡间勘察灾情，数次上书府台，恳请减免赋税；乡绅豪强欺压乡民，他不畏权势，依律秉公断案，为百姓伸张正义。

闲暇之时，他常身着便服，行走在吉安的街巷田埂。

有一回，士子来访，见余凤案头摆着《传习录》。书页翻旧了，边角卷起毛边，眉批却只寥寥数行。士子问：“通判读阳明先生，如何下得这般少？”

余凤把书合上，搁回原处。

“读十句，行得一句，便够了。”

他没有再说心学。但吉安的百姓知道，那位不爱说话的余通判，会在荒年把自己的俸禄匀给断粮的老妇，会在断案时让胥吏把状纸念三遍，确保不识字的老农听懂每一条。

彼时的嘉靖朝，严嵩专权擅政，朝堂党争不断，东南沿海倭寇侵扰，天下动荡不安。无数官员明哲保身，随波逐流。

唯有余凤，守着一方小天地，守着读书人的本心。

常年的积劳成疾，终究拖垮了他清瘦的身躯。

那一夜，吉安落着寒雨。府衙后堂的烛火烧得很旺，官烛芯子粗，烧得快，不到一个时辰已矮了三寸。

胥吏周荣立在门边，不敢进来，只探着半个身子：“通判，子时三刻了。明儿再批罢。”

余凤没抬头，笔尖在纸上游走。

“永新县那桩田赋案，批到一半。搁一宿，理路断了。”

周荣往里蹭了一步。他是跟了余凤三年的老人，见惯了通判案头积卷如山，却也见惯了他每隔半个时辰便摁一摁肋下——那是长年伏案落下的旧疾，摁重了，会疼出汗来。

“您这身子……”周荣喉咙发紧，“吉安离不开您。可也得顾着用。”

余凤搁下笔。

他没有去摁肋下，只是把案上那份公文挪正，对着烛火又看了一遍。永新县的灾民递过三回状子，前两回被驳了，第三回才辗转到通判案前。他批的是“准减三成”。

笔迹尚未干透，墨色在烛光下泛着湿润的亮。

余凤忽然笑了一下。

“云林离得开我。吉安也离得开我。”他把笔搁回笔山，声音很轻，像在对自己说，“是批完这份，我离得开自己。”

周荣没听懂，也不敢再问。

他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掩上。隔着门缝，他最后看见的画面，是余凤把那份公文又拿起，从头到尾默念了一遍，像在记诵一篇读了一生的文章。

烛火烧到最后一寸。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初九，吉安府通判余凤，卒于任所。

案头那份“准减三成”的批文，墨迹已干。

消息传回京城，朝廷感念其勤政清廉、功绩卓著，追赠余凤为兵部郎中。

云林村的乡亲们感念先祖恩德，全村出力，在里门之上建起一座青石牌坊，题名“司马第”。

这座石坊，矗立于云林村口，历经五百年风雨侵蚀，依旧岿然不动。

晨风吹散最后一缕山雾。

余维亮将石坊擦拭得一尘不染，退后两步，仰头望着坊额。余庆田的讲述刚刚收尾，乔红波搁下笔，把记满字迹的册页轻轻合上。

三人都没有说话。

石坊下，五百年前凿刻的字迹依然清晰。没有人再问余凤是谁，也没有人再问这座坊为何立在这里。

风从山谷里来，穿过梧枝，穿过石坊，穿过三个沉默的背影。

云林有凤，振羽于明。

功名可朽。

风骨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