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大多都怕举手。
老师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过,像一阵风掠过麦田。我们齐刷刷低下头,假装看书,假装写字,假装忙碌。心里却亮堂得很——不是不会答,是怕答错。怕同学哄笑,怕老师轻轻一叹,怕刹那间,四十双眼睛齐齐聚来,像四十盏小太阳,照得脸颊发烫。
那份怯,藏在童年里,藏在粉笔灰轻轻飘落的日子里。我们都以为,长大就不怕了。
长大才懂,怕的东西换了名字,模样却从未变过。
前些日子听人闲谈,某单位有个年轻人,业务平平,升迁却快。问起缘由,只淡淡一句:人家情商高,会来事。
何谓会来事?领导说什么都点头,领导爱听什么就说什么。开会时,领导话音刚落,他总是第一个鼓掌;领导落笔成文,他总能精准挑出“金句”称颂。久而久之,领导看他顺眼,好事自然落在他头上。
又有一事,更显荒诞。一个项目跨多部门,久推不动。换了一人去办,三两下便顺畅落地。如何办成?靠的不是道理,不是规则,而是请客吃饭、私下疏通,给关键人物的亲属行些“方便”。大家心照不宣,把钻营当本事,把圆滑当能力。回来汇报,竟美其名曰:协调能力强。可这所谓的协调,不过是舌头绕开了原则,话语绕过了良心。
我听着,心口发闷。
从何时起,真诚成了幼稚,说实话成了不识相,踏实做事反倒成了愚笨?
会钻营的步步高升,肯实干的原地踏步;嘴甜的占尽风光,心直的处处受困。我们一边痛骂世道不公,一边又亲手把不公养得越来越肥;一边鄙视圆滑虚伪,一边又悄悄把自己的舌头磨得越来越圆。小时候不敢举手答错的怕,变成了大人世界里不敢说真话的怕。只是当年怕的是四十双眼睛,如今怕的,是饭碗、是前途、是一家人的生计。
舌头这东西,真是奇妙。
它本应用来尝味、吞咽、说真心话。可慢慢的,有些人的舌头,生出了别的本事——会转弯,会打弯,会在不同人面前说不同的话。见领导一套,见同事一套,见下属又一套。说来说去,没一句真心,却也挑不出错处。滴水不漏,圆滑得像一颗磨了半生的鹅卵石。
只是舌头用久了,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本分?
我认识一位老木匠,打了一辈子家具,从不用钉子,全靠榫卯。他说,木头有木头的脾气,有硬有软,有易裂有易弯。你要顺着它,却不能骗它。你骗它一时,它早晚裂给你看。
社会,大概也是一块木头吧。今天顺着奉承的风,明天跟着利益的浪,后天,这块木头便歪了、裂了,再也拼不回原样。
说来讽刺。我们都希望孩子活在公平里,希望他们努力就有回报,希望他们说真话不会被穿小鞋。可我们自己呢?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我们又在做什么?
当我们违心夸赞“英明神武”,当我们为亲友暗行方便,当我们把本该属于能者的机会,留给亲近之人——我们是否想过,我们亲手搭建的,正是我们不愿孩子踏入的世界?
有一年冬天,我去杭州孤山看梅。
山脚几株白梅开得正好,花瓣薄透,自带一股清寒。我站在花下久望,身旁一位老人也在看,看了半晌,轻轻叹道:“这花开得真好,可惜太素,不讨喜。”
我问:何为讨喜?
老人指向不远处的红梅。红梅开得热烈,围满拍照的人。“白的没人拍,红的才有人拍。”
我忽然觉得,白梅像极了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会说漂亮话,不会刻意讨好,只是安安静静地开着。有人折,便被折去;无人赏,便自落尘泥。落了也是白的,落在雪里,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花。
但也有一种白梅,不插瓶中等候欣赏。它带着一身清寂,去遇见另一腔清寂,在夜色里,把洁白还给夜色。
我常想,社会说大很大,说小也小。它不过是我们每一个选择的总和。你今天说一句真话,明天给应得者一次机会,后天不趟那趟浑水——这块社会的木头,就会正回来一点点。
也许很慢,也许你看不见。也许你吃一辈子亏,也等不来那个理想世界。
但你终究没让舌头长出多余的本事。你终究,还是你。
说到底,小时候不敢举手,是怕答错。长大才明白,人生最大的错,不是答错一道题,而是明明知道答案,却一辈子不敢举起手。
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坦然举起手。
不怕说错,不怕得罪人,不怕刹那间全世界的目光。
因为你知道,你要说的那句话,是真的。
而真的东西,再素净,也是一朵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