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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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拿郑家的家规当过治国蓝本。韩国郑氏跨海而来，认祖归宗。但世人少有人知，那个被皇帝赐名“江南第一家”的赫赫郑氏，在千年之前，曾有两支骨肉分了家。一支留在了浙西的深山里，一支走向了浦江的平川。两支人各自守着一本族谱，一千年没说一句话。
一千年后，2019年清明，淳安汾口。郑德茂把从猪圈阁楼上寻回的那本老谱，放在了祠堂的供桌上。这本被遗忘近百年的旧书一翻开，郑家断了千年的那根线，将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接上。
一、祠堂里的猪叫声
清明那天，浙江淳安汾口镇的郑氏宗祠里，供桌上摆着猪头、全鱼、白切鸡。香烟缭绕中，族长郑德茂颤巍巍地捧出一只木匣。
木匣打开，里面是一套发黄的线装书——《川南郑氏宗谱》，光绪十二年重修，距今一百三十三年。
这套谱原本藏在隔壁老郑家的猪圈阁楼上。八十年代老郑要拆猪圈盖新房，郑德茂死乞白赖花了两条香烟换回来，当时老郑还嘟囔：“这破玩意儿，垫猪食盆都嫌软。”
郑德茂不吭声，回家一页页翻。翻到卷三，他手开始抖。
谱上清清楚楚写着：“始祖凝道公，仕宋为歙县令。子自牖，官侍御史。自牖生安仁，安仁生涗，是为川南始祖。安仁之弟……安仁之弟生淮，迁浦江……”
郑德茂不是没文化的人，高中毕业，当过民办教师。他盯着“迁浦江”三个字，脑子里“轰”地一声。
浦江。郑义门。江南第一家。
他连夜给在杭州工作的儿子打电话：“你快帮我查查，浦江郑义门的老祖宗，是不是从我们这儿迁出去的？”
儿子第二天回电：“爸，查到了。浦江《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记载，他们的始祖叫郑淮，北宋元符二年从遂安迁到浦江。遂安就是我们这儿啊爸！”
郑德茂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
他想起小时候爷爷说的话：“咱们家老祖宗在北宋当过御史，后来犯了事被贬到遂安。他生了十九个儿子，有一支去了浦江，那一支后来不得了……”
爷爷说这话时正蹲在门槛上剥毛豆，语气像在说邻居家的事。
郑德茂那时候才八岁，一边写作业一边“哦”了一声，根本没往心里去。
四十多年后，他才明白——爷爷那句“不得了”，轻描淡写地，割开了一千年的时光。
二、北宋那场雨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
遂安县，川南村。
郑家老宅的堂屋里，一母同胞的两兄弟正在对峙。
哥哥郑涗，三十岁，浓眉方脸，说话慢，走路稳，村里人都说“像他爹”。弟弟郑淮，二十七岁，瘦高个，眼睛里永远有团火，像随时要干架。
他们的父亲郑安仁去年刚去世。临终前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分则死，合则生。你们一个守土，一个开疆。记住——孝义第一，清廉为本。谁要是忘了，死了也别进祖坟。”
说完就咽气了。
郑涗当时就哭了。郑淮没哭，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来问哥哥：“哥，爹说的‘开疆’是什么意思？”
郑涗擦了把眼泪，从柜子里拿出一卷帛书，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那是他们郑家从郑桓公传下来的家训，历经几十代，增增删删，如今已有百余条。
“爹的意思是，”郑涗说，“咱们郑家不能窝在这山沟里一辈子。必须有人出去，到更大的地方去，把郑家的名号立起来。”
“那我去。”郑淮想都没想。
“你想好了？出去不是享福。外面不太平，盗匪四起，官场倾轧。你这一走，可能再也回不来。”
郑淮笑了。那种笑郑涗记了一辈子——不是苦笑，不是傻笑，是真真正正的、跃跃欲试的笑。
“哥，”郑淮说，“咱爹当了半辈子官，得罪了人，被贬到这山沟里，临死还惦记着郑家的门风。我不能让他的心血烂在土里。”
郑涗沉默了很久。他知道弟弟说得对。郑家的家规太严了——严到他们这一支在遂安住了三代，族里没出过一个贪官，可也没出过一个像样的官。地方太小，人情太重，想做清官反而得罪人，得罪了人就没法往上走。
这是个死结。
而要解开这个结，必须有人走出去，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把郑家的规矩原原本本立起来，让天下人看看——郑家不出贪官，不是因为没机会贪，是因为从根上就不认这个账。
“好。”郑涗站起来，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一掰两半。半块塞给郑淮，半块自己揣进怀里。
“这是爹留给我的。咱俩一人一半。将来不管隔了多少代、隔了多少里，只要两块玉佩能对上，就是郑家的后人。”
郑淮把半块玉佩攥在手心，攥得生疼。
窗外下起了雨。遂安的秋天雨多，一下就是三天三夜。
郑淮是第二天天没亮走的。没带行李，只背了一个布包袱，里面是那卷帛书家训的抄本。
他走的时候，郑涗在堂屋里坐着，没去送。不是不想送，是怕一送就走不了了。
后来郑涗跟孙子讲起这件事，说了一句特别不像他风格的话：“你二叔公走的那天早上，雨停了，东边天上有道彩虹。我就知道，他一定能成事。”
三、浦江的那把火
郑淮到了浦江，在白麟溪边落了脚。
起初几年，日子苦得没法说。他带着几个跟来的族人开荒种地，冬天溪水结冰，手伸进水里捞石头砌墙，十个指头冻得像胡萝卜。有年大雪封路，粮食接不上，郑淮啃了半个月树皮，硬是没动那卷家训帛书。
有人劝他：“淮叔，咱们先活命要紧，那些规矩是不是可以先放一放？”
郑淮把那人骂了一顿。原话后来被写进了《郑氏规范》，变成了第八十八条：“家规者，立身之本，守之则存，废之则亡。虽颠沛流离之际，不可一日或忘。”
那人被骂得灰头土脸，但后来成了郑淮最忠实的追随者。
郑淮的厉害之处，不是他自己多能吃苦，而是他能让一帮人跟着他一起吃苦，还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意义。
他每天干完农活，晚上就着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家训。抄完给族人念，念完再一条条解释。有人听不懂，他就打比方：“你们看这溪边的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就能挡水。家规就是石头，咱们就是垒墙的人。垒得越紧，洪水来了也不怕。”
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郑淮的头发白了，背驼了，但白麟溪边的郑家越来越成气候。田地从几十亩扩到几百亩，人口从几十人增到几百人。
到他死的那年，郑家已经四世同堂，没分过家。
郑淮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前，说的跟他爹当年说的一模一样：“分则死，合则生。记住，孝义第一，清廉为本。”
说完咽了气。
郑淮不知道的是，他立的那些规矩，在他死后被一代代郑家子孙增补、完善，最后变成了168条《郑氏规范》。而他最担心的事——子孙出仕贪污——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多余的。
因为郑家后人的官做得越大，越不敢贪。不是不想贪，是贪了之后，族谱上要除名，祠堂里没牌位，死后无家可归。这种恐惧，比任何法律制裁都管用。
四、朱元璋的算盘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坐在南京的金銮殿上，面前摊着一本书——《郑氏规范》。
他翻了十几页，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这哪里是家规？这分明是一部治国法典。
里面写“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比他大明的《大诰》还狠。他写《大诰》吓唬老百姓，人家郑家几百年前就用“死后没牌位”来管子孙了。
还有“子弟未冠者不许入市”“女子不出中门”“男女不共食”……每一条都写得明明白白，比朝廷的律令还细。
朱元璋问身边的翰林学士：“你说，这郑家要是派个人来当官，会不会贪？”
学士想了想：“皇上，郑家自宋以来，出仕者百余人，无一人以贪墨闻。”
朱元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好。好！朕要见见这家人。”
郑家第八世族长郑濂被召到南京。朱元璋问他：“你家同居几代了？”
“回皇上，九代。”
“多少人？”
“三千有余。”
朱元璋眯起眼睛：“三千多人，吃一锅饭，没人闹事？你是怎么管的？”
郑濂不慌不忙：“臣家有一百六十八条家规，人人遵守。家长以身作则，子孙不敢逾越。食在一堂，寝在一院，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无事则耕读，有事则共赴。所以能同居九代而不分。”
朱元璋又问：“如果有人不守规矩呢？”
“轻则家法责罚，重则削谱除籍。削谱之后，生不为郑家人，死不进郑家祠。所以族人不敢不守。”
朱元璋听了，半天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叹了口气：“真乃天下第一家也。”
说完，御笔亲题四个字——江南第一家。
后来有人考证，朱元璋这句话不是随便夸的。他是在羡慕——羡慕一个家族能靠一套规矩管住三千人，而他的大明朝廷，那么多官员、那么多律法，贪官还是前赴后继。
他甚至让人把《郑氏规范》抄了一份，放在御书房案头，隔三差五翻一翻。
清朝学者张履祥在《备忘录》里写了八个字：“太祖立法，盖有取焉。”意思是，朱元璋制定大明律，确实从郑家抄了作业。
一个家族的家规，成了一个王朝的法律底本。这件事放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五、藏在深山的那个“秘密”
而在几百里外的淳安汾口，郑涗的后人正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
他们守着老宅、老田、老祠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浦江郑义门的名头越来越大，他们不是不知道——每次去县城赶集，都能听到说书人讲“江南第一家”的故事。
但他们从来没想过，那个“江南第一家”，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不是故意不想，是压根儿没往那方面想。
在老百姓的观念里，“亲戚”是要走动、要串门、要一起吃酒的。几百上千年不来往，连名字都对不上，算什么亲戚？
所以汾口郑氏一直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他们也立家规，也讲孝义，也把“出仕若贪，族谱不留名”写进宗谱。但他们不张扬，不请名人写序，不修大牌坊。
有人问他们：“你们跟浦江郑义门是不是一家？”
被问的人往往摇摇头：“不晓得。我们是从遂安老祖宗传下来的，浦江那边好像是另外一支。”
这话倒也没错。他们是另外一支——但那一支的祖先，跟他们这支的祖先，是亲兄弟。
这个事实，在族谱里躺了将近九百年，愣是没人发现。
直到郑德茂把那本从猪圈阁楼上换回来的老谱翻开。
六、两块玉佩，终于对上了
郑德茂发现线索后，没敢声张。他怕是自己想多了，怕闹笑话。
他先把自家谱上关于“郑淮迁浦江”的记载拍成照片，托人传给浦江郑义门的后人。那边回话说：“我们谱上确实记载，始祖郑淮从遂安迁来。但遂安那么大，不一定就是你们那支。”
郑德茂不服气，又翻谱。翻到卷首的“源流考”，上面写着郑氏得姓始祖郑桓公，往下历代传承，一直到唐代郑虔，再到宋代郑凝道、郑自牖、郑安仁……
他把这一整段抄下来，跟浦江那边谱上的世系一一对照。
每一个名字都对得上。每一代的时间都对得上。
最有力的证据，是两家家规中完全相同的一条：“子孙出仕有赃墨者，削谱除籍。”
这条规定太特殊了。一般的家规只会说“不得贪污”，但不会说“削谱除籍”。因为削谱是宗族社会里最重的惩罚，比杀头还让人害怕——杀了头还能进祖坟，削了谱就是孤魂野鬼。
而郑家的这两支，隔了九百年，隔了几百里，各自独立发展，竟然保留了同一条铁律。
这不可能是巧合。
郑德茂把证据整理好，写了一封信，寄到浦江郑义门宗亲会。
信的最后一段话，他是红着眼睛写的：
“我们两支郑氏，北宋年间分开。一千年来，你们在浦江光宗耀祖，我们在汾口默默守土。你们得了朱元璋的赐匾，我们连个像样的祠堂都没修。但你们家规里写的‘孝义清廉’，我们也在守，守了一千年，没敢忘一天。
现在我把谱上的证据寄给你们。如果你们认我这个兄弟，就回个信。如果不认，也没关系。我们继续守我们的老祠堂，不争不抢，只求对得起老祖宗。”
信寄出去后，郑德茂等了半个月，没回音。他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回音。
他开始觉得自己可能真是在做梦。一个山沟里的老农民，拿着一本从猪圈里翻出来的破族谱，就想攀“江南第一家”的亲？人家凭什么信你？
第三个月，郑德茂正在地里掰玉米，儿子骑着电动车从镇上回来，老远就喊：“爸！浦江回信了！他们说要来人！”
郑德茂手里那根玉米“啪”地掉在地上。
七、认亲
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支车队。
浦江郑义门宗亲会会长郑松才亲自带队，开了四辆车，拉了十几个人。后备箱里装满了礼品、牌匾，还有一套精装版的《白麟溪义门郑氏宗谱》。
两边的人在汾口郑氏宗祠门口见面。
没有拥抱，没有哭天抢地。两个家族的人站在各自族长的身后，互相打量着对方，像两个阔别太久的老朋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郑松才先说话。他走到郑德茂面前，双手捧上一本浦江宗谱，翻到“源流”那一页，指着上面的字说：“郑淮公，北宋元符二年，自遂安迁浦江。遂安者，今淳安汾口也。”
郑德茂没说话，把自己的《川南郑氏宗谱》翻到同一页，递过去。
两本谱并排放在供桌上。左边写着“郑淮迁浦江”，右边写着“安仁生涗，是为川南始祖。安仁之弟……生淮，迁浦江”。
两个字对上了：生淮。
祠堂里静得能听见蜡烛燃烧的噼啪声。
郑松才突然对着供桌跪下来，磕了三个头。郑德茂愣了一下，也跟着跪下。
两个老人并排跪在祖宗牌位前，一个穿着西装，一个穿着旧中山装。他们身后，几十个郑家后人齐刷刷跪下。
郑松才抬起头，对着牌位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的话：
“郑淮公，你从遂安出去九百年了。今天，你回家了。”
郑德茂跪在旁边，眼泪掉在青砖地面上，一滴，又一滴。
他想起了爷爷说的那句话：“有一支去了浦江，那一支后来不得了。”
爷爷，你说得对。确实不得了。
但我们这一支也不差——我们替郑家守了九百年的根，一根也没断过。
八、千年之后
这个故事后来被《钱江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有人问郑松才：“你们两家分开这么久，家规还能一模一样，是不是太巧了？”
郑松才想了想，说：“不是巧。是郑家的规矩太重了，重到每一代人都背得下来、刻得进去、传得下去。不管隔了多少年、搬了多少次家，只要你还姓郑，这些东西就长在你骨头里。”
他又说了一件事，让记者印象深刻。
他说，南宋末年，浦江郑氏有一支迁到了韩国，在那边扎了根。几百年后，韩国郑氏后人拿着族谱找回来，跟浦江这边的谱一对，也是严丝合缝。2001年，韩国瑞山郑氏宗亲会正式来中国认祖归宗，在浦江郑义门祠堂里磕了头。
“你看，”郑松才说，“不光是汾口跟我们是一家人，韩国那边也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郑家从西周的郑桓公开始，三千年了，散落在天南海北。但只要族谱还在，只要家规还在，我们就总能找回来。”
记者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报道，标题是《一本族谱，三千年》。
郑德茂看到报道那天，正在祠堂里给祖宗上香。他把报纸叠好，压在供桌上的香炉底下。
“老祖宗，”他小声说，“你们看到了吗？咱们郑家，一个都没丢。”
尾声
现在，如果你去浙江淳安汾口镇，还能看到那座郑氏宗祠。不大，不新，青砖黛瓦，朴素得像一户普通农家。
祠堂门口贴着一副对联，是郑德茂自己写的：
分则死，合则生，千年祖训犹在耳
南与北，古与今，一本族谱总连心
横批四个字：孝义传家。
而如果你去浦江郑义门，会看到那九座牌坊巍然矗立，上面刻着朱元璋御笔“江南第一家”。牌坊下游客如织，导游举着小旗子，用扩音器讲郑氏家族的故事。
故事里有郑淮、有郑濂、有朱元璋、有168条家规、有173个无贪官。
但导游很少讲到的是——在几百里外的淳安山里，还有一支郑氏后人，守着同一套家规，过了一千年安静的日子。
他们没被写进史书，没被朱元璋赐匾，没修过九座牌坊。
但他们守住了郑家的根。
而一个家族的根，比牌坊重要得多。
如果你姓郑，下次回老家，不妨翻翻老族谱。也许你会发现，你的祖先也曾像郑淮一样，背着一卷家训、揣着半块玉佩，走向一片陌生的土地。他不是离家出走——他是去开疆拓土。而你要做的，就是替他看看：那半块玉佩，现在在谁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