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南山

记得第一次见吴爷爷是2009年的初秋，他一头稀疏的短发，穿着一身黄黑色工装，那是干活专门穿的衣服，袖口和前襟已经油黑发亮。向吴爷爷问好后，我就躲在爸爸身后不再说话，只是用好奇的望着他。

我想：原来我们都是一样的，爸爸和吴爷爷都干着又脏又累的活，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后来我才明白我们有着共同的名字——进城务工人员，不同的是我和爸爸是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吴爷爷是本地进城务工人员。

吴爷爷和爸爸私交颇好。吴爷爷打工的店铺在我家铺子的右边，我们的铺子都在郊区的南山脚下。吴爷爷是干汽修的，和两个王叔叔一起开店，三个人按当时投资比例算钱。

吴爷爷的老伴因为脑梗瘫痪在床，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不能自理，好在意识算的上勉强清醒。吴爷爷只有一个女儿，吴姐姐染着一头绿色短发，戴着大圈耳环，身上穿着非主流的皮衣和骷髅头牛仔裤，脚踩者一双帆布鞋。吴爷爷总这样形容她：叛逆不不听话，只知道要钱。

起初我觉得吴爷爷在骗人，但后来发现事实也确实如此，吴姐姐时常来铺子大吵大闹，让吴爷爷给她钱，不给她钱她就闹。吴爷爷一关心她，吴姐姐只会破口大骂，让他不要多管自己的事情。后来因为吴姐姐闹得次数太多，吴爷爷没有办法，只好预支钱，迫于无奈退出了三人合作的机制，把钱用在了女儿和廉租房上。

我当时不明白，问吴爷爷：“什么是廉租房?为什么要买廉租房啊？”吴爷爷只说：“廉租房就是很便宜的房子。买廉租房啊，就是给自己弄个家。”那时我还小，不懂这些，只是懵懂的点点头。后来才明白，有了廉租房，吴爷爷也就有了一个属于他的家，他和吴奶奶也会住的好一些。

没去过吴爷爷家时，我一直以为他有着一间同普通青海人家一样的农村小院，可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第一次去吴爷爷的家是2012年的深秋，那晚秋风很冷，冷的我直打哆嗦。走着走着，吴爷爷走在前面，爸爸牵着我走在后面，这时我才发现我们走在一个杂乱而窄小的巷子里。

巷子的尽头是一个老旧的筒子楼，吴爷爷家在一楼走廊尽头拐角的第一间。是个单间，只有一个屋子，屋子里有着一张大床，一个棕色老式衣柜，一张同色系木桌和两把掉了漆的铁皮凳子，一个架着口小锅的蜂窝煤炉子，虽然它们依次紧靠着四周的墙，但留出来的通道依旧狭窄，勉强够我和爸爸站下，吴爷爷则贴着床边站着。小小的木桌上堆满了药瓶，没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还好有小炉子，屋里不算太冷，我也不再打哆嗦。灯光昏暗泛黄，墙皮发黑又因脱落而显得斑驳，墙角太过潮湿而长出了霉斑，四周一切都好像笼上了一层纱。

吴奶奶坐在床上，吴爷爷给她介绍着我们父女俩，说到我时，吴奶奶突然指着桌上的一处喊着：“吃，吃……”我们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原来是桌上被小心包裹着的油纸包，在我和爸爸都不明所以时，吴爷爷将油纸包拿给了吴奶奶，而吴奶奶却指着我，嘴里念叨着吃。

吴爷爷安抚的拍了拍吴奶奶的手，向她会意一笑，紧接着将油纸包打开递了过来，原来是糖山楂，红色的山楂裹着一层雪白的糖衣，白白胖胖的，在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格外好吃，看着为数不多的糖山楂，我连忙摆手拒绝。

吴爷爷说：“丫头，你吃，可甜了，老婆子不说呀，我都要忘了。这糖山楂是前些天买的，好着呢，没坏，你别嫌弃，吃吧。”我不好再拒绝，只拿了一颗吃进嘴里，酸酸甜甜。看着吴奶奶的笑转头又看见堆叠着的花花绿绿的药瓶，我想：这或许是这么多苦中唯一的甜吧。这样的苦，吴爷爷和吴奶奶吃了很多年吧。我不敢再想。

离开的路上，我不禁回头去望着这条窄巷子，脑海中浮现出吴奶奶的身影，再想到那颗糖山楂，便觉得心里发酸，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涩用上喉间，抬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我不再回头去看那条昏暗的小巷。那是我唯一一次和最后一次去吴爷爷的家。

后来吴爷爷离开了汽修铺，没有了音讯，只听得他不干了，回老家了。再听得时已是2016年的冬末，吴爷爷去世只几天，遗憾的是离廉租房批下来仅仅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只差一个月，但是吴爷爷就先走了，留下了吴奶奶。

我无法想象，面对老伴的离世，吴奶奶该怎么办。那一年爸爸和我由于奶奶生病，回了老家，没有在西宁，也错过了吴爷爷的葬礼，这个消息还是隔壁汽修的王叔叔告诉我们的。

爸爸说，吴爷爷埋在了南山的公坟。坐在去往西宁的火车上，我听着爸爸讲述着他和吴爷爷的过往的交情，只觉得好遗憾，只差一点点，他也可以享福了，哪怕是住一间环境不错的屋子。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忽然想起爸爸说过的一句话：“今晚睡下，明早还能起来穿上鞋子吗？”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事情谁都无法预料。

2019年的冬末，爸爸带着我去了南山公坟。吴爷爷的墓在山腰，墓前放着两束白菊和一些贡品，显然是有人刚刚来祭拜过了，我还在疑惑怎么是两束白菊，细看才发现碑上刻着吴公永福暨德配张孺人之墓。那是我和爸爸最后一次和唯一一次去祭拜吴爷爷和吴奶奶，此后种种原因，又隔千里，未曾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