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已不在灯火阑珊处

那人已不在灯火阑珊处

江西 彭映水

南昌的元宵节，城里没有爆竹声声。

我站在新建城三十三层高楼的阳台上，向下望去，街道寂寥，灯火稀落。远处有几朵烟花零散地升起，在夜空中绽开，又迅速熄灭，像是谁在黑暗中叹了口气。这个城市的元宵夜，安静得让人心里发空。

想起茅盾先生写北京的春节，那是何等的热闹——火炽而美丽，男人们约好互拜，女人们忙着接神，孩子们口袋里装满杂拌儿，街上跑着各式各样的灯。可南昌的元宵，不是那样的。这里没有大士院的人声鼎沸，没有万寿宫的香火缭绕，秋水广场的烟花秀要等到晚上八点才有，而滕王阁上，此刻想必也挤满了看灯的人吧。

可我挤不进去。不是不能，而是不想。那些热闹，是别人的。

我老了，七十九岁了，腿脚不便，经不起挤了。更重要的是，就算挤进去了，又能看见什么呢？灯火再璀璨，人流再涌动，也照不见我想见的人，涌不出我想看的景。

于是只在这三十三层的高楼上站着，像个局外人，看着这座城市的元宵夜，看着自己的余生。

楼下有孩子提着灯笼跑过，笑声隐隐约约地传上来。那灯笼是塑料的，装着电池，亮得刺眼，亮得没有温度。我想起我们那时候的灯笼，是纸糊的，里面点一小截蜡烛，风一吹就灭，得小心翼翼地护着。可就是那样的灯笼，照出的光，暖得像母亲的怀抱。

无论茅盾先生写北京春节元宵庙会，那是何等的热闹、火炽而美丽，可他却没见过远在万里之外的江南鄱湖边，余干古埠的《盆栽烟花》，那才真的叫绝，如果说古埠《盆栽烟花》出现在更早些年，京城皇宫想必也会出现轰动。

可我小时候最爱的却是撑《秆把嘞灯》。“上灯嘞上，进画堂，画堂里头出对子，对子里头出状元郎。”这是余干元宵节撑秆把嘞灯的土话童谣。你撑过秆把嘞灯吗？不知你能听懂多少余干土话歌谣？对于元宵节，人人必有许多值得留念的神秘回忆。如果朋友有兴趣，你可上中国作者网，查阅我2023.3.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秆把嘞灯》，让你也找回儿时的童趣。

五十年前的事了。

余干琵琶洲，那个鄱阳湖南岸边上的小县城，元宵夜是整个正月里最热闹的。洲上的芦苇割尽了，留下一片开阔的沙滩，正好舞灯放烟花。天一擦黑，四乡八村的人都涌来，有提灯的，有舞龙的，有踩高跷的，有卖糖人儿的。沙滩上插满了竹竿，竿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灯——兔子灯、鲤鱼灯、走马灯，还有用柚子皮做的素灯，透着一股子清香。

那年我二十二岁，在润溪煤矿挖煤。煤黑子的日子不好过，井下暗无天日，上来也不见得多亮堂。可元宵夜不一样，回到县城北门口，元宵夜能看灯，能看烟花，还看见了爱瑛。

爱瑛是梅港人，在县城某学校当赤脚老师，教书的，人长得挺漂亮，说话细声细气，走路轻轻的，像是怕踩疼了地。她父亲原是剃头匠，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立了功，被炮弹壳削去了一只耳朵，回乡多年后才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在当地口碑载道。我认得她，她不一定认得我。我在矿上干活，她在县城教书，隔着一条鄱阳湖的支流，两无来往。

可那天晚上，我们开始来往了。

琵琶洲上人太多。沙滩上挤得水泄不通，烟花一放，大家都仰着头往天上看，我就被人群推着往前走。走着走着，手不知怎么的，就牵住了一个人的手。那手软软的，凉凉的，小小的，我以为是同去的三妹—雪仂的手，就一直没松开。

等烟花放完，人群散开，我才发现，牵错了人。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连说了三遍，脸烫得像井下的煤层。

她没恼，只是笑了笑，说：“没事，我也以为是我哥。”

就这一句话，我们算是认识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是跟着她表哥来看灯的，人多挤散了，正着急，就被我牵住了。她说她当时想挣脱来着，可瞧我看烟花看得那么认真，就没忍心。

“你看烟花的样子，像个懂事的孩子。”她说。

我被她逗笑了，就这一句话，我慢慢爱上了她。

那之后的三年，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三年。

矿上放假，我就去学校找她。春天，我们在鄱阳湖边看草洲返青，看候鸟北飞；夏天，她给我送绿豆汤，我给她摘莲蓬；秋天，我们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散步，踩着稻草吱吱响；冬天，雪落下来，她把冰凉的手塞进我的衣领里，笑得像个孩子。

她给我讲书，讲《诗经》，讲《楚辞》，讲辛弃疾。我第一次听她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时候，不懂是什么意思。她就给我解释：

“就是啊，你找一个人，找啊找啊，找遍了所有热闹的地方都找不到。等你累了，回过头来，却发现她就在你不曾注意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站着。”

我说：“那我不找，我一回头就能看见你。”

她低下头，不说话，耳根子红了。

那些年，我以为这辈子就是她了。我想攒够了钱，盖两间房，把她娶过来。她教她的书，我挖我的煤，老了，就坐在鄱阳湖边晒太阳，看草洲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可命运这东西，不跟你商量。

1968年，我父亲生大病重病在上海住院治疗，家中十一个人吃饭钱也不知上哪里去找……

再后来，矿上出了事。瓦斯爆炸，死了几个人，伤了几十个。我没死，虽爬上了地平线，但也负伤了，肺里吸进去的煤灰，这辈子没能排出来。我不能干重活，拿什么养活她？

她来看我，给我带来补品。我说：“爱瑛，你以后别来了。”

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配不上你。你是教书的，我是挖煤的。现在连煤都挖不了啦，我们的条件相差太大了。”

她哭了。我第一次见她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

她说：“我不在乎。”

我说：“我在乎。”

就这几个字，我把她推开了。

后来的事，我不想细说。她来矿山看我，我把她写给我的18封信，原封未拆地交还了她，她哭了，她等了我两年，我没松口。第三年，她父亲托人给她说了门亲事，男方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人体面，有前途。她来找我，说只要我说一句话，她就不嫁。

我没说。

当她离开煤矿的第二天，恰逢元宵节，有人（李长久）给我报信，说她为我气得脱掉皮鞋用脚蹬竹尖，听了让人心痛。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煤矿井架边，坐了一夜。风夹着雨从远方奔来，像在哭。我想起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可我不用寻。她就在那儿，灯火最亮的地方，等着我回头。

我没回。

后来她嫁了。跟着那个高才生，去了贵州。听说他在贵州的一所大学教书，评了教授还当了校长。爱瑛也当上了学校工会主席，还听说她们有了孩子，有了孙子。听说过得不错。

互不打扰，相安为乐。我继续在矿上干了八年，后调医院学校、机关报社，从余干到鹰潭，直至退休来南昌定居。

有些人，遇见了，好了一阵子：分开了，就再也凑合不了了。

五十年了。

五十年的时光，长到足够让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可我没忘。不是不想忘，是忘不掉。有时候走在街上，看见一个背影像她的，心就会跳得特别快。等追上去一看，不是。有时候听见有人叫“爱瑛”，会下意识地回头。等回过神来，才想起，那不是叫我。

今年元宵节，不知道为什么，又特别想起她。

也许是老了，也许是这南昌的元宵太冷清了。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烟花，想起琵琶洲的沙滩，想起那些年的人山人海，想起那个被我牵错手的姑娘。

她现在应该也七十多了吧。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走不动路了。不知道贵阳的元宵节热不热闹，有没有人陪她看灯，有没有人给她买糖人儿。

我不敢想她的样子。一想，心里就疼。

手机响了，是侄儿发来的视频。他们在万寿宫逛灯会，人挤人，灯挨灯，热闹得很。侄儿说：“叔，你看，今年的灯多好看！”我说：“好看，好看。”

没过多久，手机又亮屏了，是三弟从余干打来的，介绍的是：“灯火余干 福满元宵”玉亭镇2026年春季村晚暨余干县元宵灯会，在余干县世纪广场精彩启幕。活动由国家公共文化云全程直播，本次活动作为全国春季村晚示范点，融村晚演出、元宵灯会、民俗互动于一体，打造独具余干特色的文化大餐，展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美好图景。          

    华灯璀璨照元宵，村晚欢腾庆丰年！让我们相聚直播间，共赴这场灯火之约，在余干的春日欢歌里，喜迎元宵，共祝美好！

关掉视频，阳台上又安静下来。

我想，我还是没去那些地方好。那些热闹，是给年轻人的。他们还能在人群中寻找，还能期待蓦然回首的惊喜。而我不一样，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回首，灯火阑珊处，都不会有她了。

她不在南昌。不在滕王阁，不在秋水广场，不在万寿宫。她在贵州，在五十年前的琵琶洲，在我永远回不去的那个元宵夜。

夜渐渐深了，烟花也停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孤零零的。

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琵琶洲的灯火又浮现出来。

沙滩上人山人海，烟花在天上炸开，照亮一张张年轻的脸。她站在人群里，穿着素色的衣裳，头发扎成两条辫子，脸上带着笑。她看见我，朝我走过来。

我伸出手。可我的手伸出去，什么也没抓住。睁开眼睛，还是这间屋子，电视里的笑声还在响着，若有若无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可我的灯火阑珊处，什么都没有。只有风，从阳台的门缝里挤进来，呜咽着，像在哭。

夜很深了。我该睡了。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这一天里，没有烟花，没有灯会，没有爱瑛。只有我，和这七十九年的光阴，静静地等着天亮。

只是在睡去之前，我还是忍不住又走到阳台上，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城市的灯火。

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亮的。

也没有一盏，是她的。

她只在我的心里，在五十年前的琵琶洲，在那个烟花漫天、人山人海的元宵夜。永远年轻，永远笑着，永远等着我去牵她的手。

而我，只能在这异乡的高楼上，远远地望着，望着那个回不去的夜晚，望着那个再也牵不到的人。

夜风起了，吹得窗棂响。我缩了缩肩膀，想起她曾经把手塞进我的衣领里，凉凉的，痒痒的，笑得像个孩子。

那时候，多好啊。那时候，她在灯火阑珊处。

如今，灯火依旧，阑珊依旧。只是她，她已不在灯火阑珊处了。

2026.3.3于南昌新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