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几度清明

一

雨水刚过，大哥便打电话询问我说，“清明节，你与弟妹回乡的时间定了没？要去县城接你不？”

大哥的提醒让我一时语塞。我蓦地想起，春节前，我曾对大哥弱弱地提及过，“公司年底很忙，没放几天假，回家怕是要等清明节了……”

没想到，我随口一说的事，大哥却当真了。我想再推辞，却找不到理由。我怕伤大哥的心。大哥在酒后曾多次说，“弟呀，父母不在，长兄为父，有啥招呼不周的，你要讲出来呀。”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提醒我别忘了老家，别忘了长眠在地下的父母，别忘了他。

所以，过去每次回家我们都住大哥家里。以便让两大家子人亲近亲近。然而，住在大哥家也存在些现实的问题。大哥家是两居室的商品房，我们一回去，儿子就得睡客厅沙发，侄子就得睡阁楼。由于沐浴房、洗衣房、卫生间皆为一间，洗脸、洗手、洗衣、洗澡就得排队，上厕所就更不方便了。

房子是前镇粮管所改造来的，没有物业管理费，自然也没有小区，没有保安，没有绿化与门禁。居民楼与粮食加工厂在一起。楼梯又窄又陡，光线也比较灰暗，加工厂的粉尘不时逃逸出来，浮在空气中，不时地提醒进出住宅的人们戴上口罩。

大哥腿有疾，上下楼十分不便利，但大哥一直忍着。因为即便是这样一套房，也是大哥用全部积蓄加上七挪八借买的。作为暂住的我们，似乎没有资格说啥。不习惯是，晚上妻子儿子都抱怨说睡不着。原来临街而建的住房不隔音，大半夜总有大货车来来往往，沉重的负荷在坑坑洼洼的路面起落，扔下漫天尘土之余，也将沉重的喘息声炸裂在空气中。若是碰到楼上谁家喜添新丁，或者养猫养狗，那尖锐的声浪很轻易就穿透了单层的玻璃窗，摇晃与震荡像一幕热烈的床戏。住在镇上的人，似乎不以为然，或者早已习以为常。而对于从农村迁到镇上的一些新居民而言，似乎喧嚣与繁华才是有城镇生活的本来面目，而经历过的大半辈子乡下那种日月掉落深井的静谧，是他们不太情愿忍受的。

早些年，我记得大哥在镇上做着修理电器与手机的小生意，那时内地才刚刚开放，大量电器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仅修理手表便忙不过来，大哥日子倒还滋润。我回家，他总是笑呵呵地到食杂店买瓶当地有牌子的瓶装高粱酒，见人便举高高，显摆一下，就怕认识的村邻们以为他怠慢了我这个亲弟弟。

我在外打工之初，常常为了撑门面，回家总会给围成一堆的侄男侄女挨个发红包，发到囊中羞涩，两手空空。会意的大哥在临别时，总往我口袋塞路费。两三个“老人头”卷成一团，像是给我递烟。

大哥闲的时候大多是春节后，或者清明后。回乡的人潮浩浩荡荡回，浩浩荡荡散，来去如同一场以远方大都市为阵地的急行军。当街上的生意人比客人、行人还多时，便是他们下乡钓鱼的时候。钓鱼是他不能不接受的爱好。

找一水库或者私人养殖场，一呆就是一整天。钓鱼是要按时间收费的，而钓到的鱼也是按斤收费的，价钱并不比镇上菜市场便宜，无非就是消磨一下时间，过过垂钓的瘾。晚餐常在老乡家解决，一顿鱼火锅，几瓶稻谷酒，话题便从地下扯到天上去。若是微熏，那酒后的下半场，便是一两桌麻将牌。哗啦声在香烟腾起的雾气里沉沉浮浮。他们那刻最担心的便是自家媳妇来寻。那意犹未尽的感觉就像一盘将糊未糊的牌局，离开牌桌是相当难受的。

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镇上居民大量外迁，大哥钓鱼的时间更多起来。大外甥回乡做起汽车修理的营生后，他俩成了一对相当契合的钓友或者牌友。之前是租三轮车下乡进山，后来便是坐着新买的万元级微型电动汽车出发。尽管电动车牌照仍在申请中，但在城乡结合的镇上，并不防碍代步车出行。

闲下来的大哥虽然话仍多，眼神却明显黯淡下来。修电子产品是个精细活，极考验视力。用眼时间长了，眼睛老花速度就加快。每次看大哥伏案修理，眼睛总眯成一条缝。眼角纹、鼻背纹、眉间纹、抬头纹山峰般包围过来，一双凹陷的眼似了一口深井。而我给他买的能看近看远的老花镜，他却舍不得用。总说他还是中青年，老花镜留着，等再过几年。

尽管大哥生意不济，我们回家的用度开销，他却坚持包揽。每次大哥问我妻儿吃住习惯与否，我总替他们说，“习惯，习惯，习惯呢。”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总想起一位在酒后向我吐真言的老家邻居。

原来，邻居大哥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城里做生意，不久前一大家子回乡祭祖。弟妹们嫌乡村老屋住不习惯，让他这位大哥帮助预订镇上的旅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弟妹们十来口人，野鸡野鸭野味吃饱喝足，麻将掼蛋娱乐数日后一个信息都没发便悄然离去。等旅店老板察觉，便慌慌张张地一个电话把他请了过去。当看到账单上一长串消费数字时，靠种田为生的邻居大哥傻了眼——大几千元呢，得种半年的地。他不明白，为啥弟妹们在城里生活有房有车，早就超过小康级了，这点账单，咋就……哎，当老大，可真不容易。或许这他这个老大心里，从此开始害怕弟妹们回家了吧。

此外，对出门在外的许多人来说，曾经非常亲切的“回家”二字，也不知不知觉中发生着某种变化。

记得早些年，大哥是这样问的——“弟，你与弟妹什么时候回家？”对——“回家”！再过些年，问话变成了“弟，你与弟妹什么时候回来？”

从“回家”变成“回来”，继而变成现在的“回某个地名”。前者发生在我结婚生子落户福州后；后者则是我在福州买房定居后。如同，唤我“弟弟”30多年的姐姐，忽然有一天在回乡接风宴上管我叫“舅舅”。我十分的错谔，没有马上应声。从“弟弟”到“舅舅”，乍听词性没变，对象没变，而词境、语境以及身份、关系都变了。从姐弟变成了娘舅，从亲人变成了亲戚，关系反而疏远了。接下来，刚给小孙子喂完饭的二姐夫补了一刀，“以后可不能再叫‘姐夫’了，当着孙子的面，得管我叫‘二姑父’了。”二姐夫的话还没落地，我忽然感觉有一种东西击中了我，再也不无法挽回了。

亲人能变成亲戚，家乡自然也能变成“家”与“乡”，变成了各种履历表格上的出生地（也就是籍贯）。这似乎是非常自然与无可奈何的事。

二

清明回家，镇上是第一站。站在这条古老的十字街，似乎站在中国地图的圆点，看它一头牵着东边的省城，一头拉着中国大西部。县城在它北边，大洪山麓脚下。百年来，它似乎是静止的，又似乎是流动的。它一头拴着渴望，一头孕育梦想，围绕周围的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近几年，小镇趁着撤县改市的春风有了扩容的冲动，街道延着十字形马路开枝散叶，向外也向里伸展。多了几个巷子，几排商铺，也多了一些小洋楼。搁置太久的半边环镇路也渐渐有了雏形。这让雨天一身泥，晴天满天灰的小街多少有了拨云见日的样子。一些法国梧桐、香樟、银杏开始从四面八方移上街，马路有了小城的感觉。

尤其是乡村振兴项目启动后，镇上招商引资，乡贤回乡办厂的事件多了起来。环镇路旁一个工业园区已破土动工，虽然规模还很小。听在党校工作的姐夫说，每年的清明与春节，镇里的父母官们都会行动起来，他们每人都会领到招商任务。在外做生意的老乡还未回家，他们早就把招商对象的行程摸了个遍，也早早地张罗好了接风宴，准备好了土特产与投资方案。因此，每年春节或清明前后，都会有批乡民选择留乡发展。

回乡，哪里都不想去，就想看看一别几十年的老屋，看看我魂牵梦萦的田野。看看田野里童年曾经留下的那些足迹。尽管知道那些印记早已随着一把把野火，一缕缕春风，一场场雨水，在无数次的流转中化为尘埃与雨点。可仍然相信它还在，像是一种约定。

村里出门打工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买了代步车。他们回村，其实就是看看年迈的父母、长辈，或者祭祭祖。基本上是短暂性停留，不会在村里留宿。

村里虽然用上了镇上迁来的自来水，水质污染有了显著改善，但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人还是觉得不太方便。特别是90后一族，他们在城里买房，在城里娶妻生子，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

在武汉上班的外甥开着他新买的车，打算把我与儿子送回村子。结果，儿子不愿意跟随。对生长在城市的他来说，乡村的记忆不过是父亲母亲的记忆，回不回去对他而言其实无关紧要，毕竟他的故乡在海滨城市福州。

过去，从村子到镇上，弯弯曲曲的路要步行大半个小时。村村通公路政策落地后，村道拓宽拉直，铺上了水泥，来回成了一踩油门的事。

最后，我还是选择徒步回家。尽管知道，在不少村民家都有小车的今天，徒步对回乡者会当地人被贴上“没本事”标签。为了体面些，我拉了城里的妻子同行。毕竟，读或者听过“高祖还乡”戏曲的人都知道，香车、宝马、美人、权势，满足其一，才叫衣锦还乡。

村道两侧是新种的白杨，树身已然粗壮挺拔，像村里眨眼间长大的年轻人。白杨外是纵横交错的田野，一些鱼池、麦地、菜地零星地分散其中。老旧的村子屋前屋后杂花生树，有农妇在自家房前屋后清理着枯死的树枝，偶或一两位老汉骑着三轮电驴在跟前闪过，车上载着上了年纪的村邻。他们的神色都很从容，不知是时间的隔膜，还是习惯始然，它们不和我们打招呼，把我们真当成了村庄的陌生人。

三

对于背井离乡几十年的人而言，对于失去父母失去亲人的游子而言，在回乡的意义与回乡时间节点选择上，似乎只有清明才能证明人与土地，人与祖先血亲的链接，这怕是连“春节”都无法比拟的。

一路上，我与妻就回家的话题争论着。妻对于我的故乡，对于我家的老房子显然没啥感情，毕竟老屋装着的记忆里并没有她。唯一让她感兴趣的是，老屋面积很大，比城里房子大多了，前庭后院可以种瓜种豆种蔬菜，可以养猫养狗养鸡鸭。而且大哥还有几亩薄地，以及父母留下的众多零星的菜地，尽管它们大多是荒芜的。

妻曾把我们在城里买的每套房子当家，儿子按购买的先后顺序管它们叫新家、老家。其实妻一直知道，我心中的老家其实是故乡那栋孤零零的空房子。此刻，它单薄地站在电杆下面，像一个被日子抽掉元气风干了的躯壳。这躯壳是父母亲留下的，又像是我们自己留下的。越靠近老屋，越发感觉有种熟悉的眼神滚烫地投射过来。

青瓦白墙，春光正好，母亲仿佛依旧忙着生火做饭。她系着一件花格子围裙，像一只缩小的摆钟。她弯下腰，然后直起身子，把故乡的时辰一分一秒地播报。父亲则在禾场上晒着农作物，他手执高过人头的大竹扫把，像位武僧，清场、搬运粮食，一麻袋一麻袋，辗转腾挪，把空落的时光填满。熟悉的炊烟会把信号早早地地传达出去，把地里劳作的亲人们旗帜般一步步领回家。眼瞅儿女走近，父亲却低下眉，扬起竹棍，佯装驱赶觅食的鸡鸭。

老屋是上个世纪80年代盖的，砖与瓦都是父亲当年用土窑耗费七天七夜烧的，而盖房子的檩子椽子，是父亲打榨屋村小姨父家的山上砍回来的。五间高大敞亮的灰砖屋在土坯房盛行的年代，是颇为显摆的得意之作。而今，在小洋楼林立的乡村，它明显是落魄的。

前两年，雨雪将屋顶的一角压塌后，大哥与我共同出资两万元修葺过一回。将屋顶破损的老瓦片用镇上生产的琉璃瓦换了下来，同时换下了支撑屋顶半个世纪的老木料，这相当于对老屋做了回外科手术，让老屋的面容看上去焕发了几缕生机。

推开门，空空荡荡的堂屋里，摆着弃用几十年的板车、水车、石磨、风车，而一些小型农具靠墙而立，这些比我还年长的农具像是我的亲人与老友。左手是我少年时代住过的房间，不到十平米的空间，白石灰刷的墙面因长年无人居住已黯淡无光，墙体也开始剥脱，侄子儿时的涂鸦已模糊难辨。想必我离家后，这间房成了侄子的活动空间。墙上原本悬挂的书画一件不剩，老旧的书桌缺了一条腿。桌上摆放着一只小木箱，里面一封残存的书信早已腐烂。

木箱是父亲留下的遗物，曾用来保存家庭账本。小木箱原有一对，另外一只横卧在简易的木板床上，累积的尘垢，使它看上去像件出土文物。而小时候，父亲手里的木箱刷着红木漆，是他得意之物，也是我们童年最神密之物。

桌子中间摆着一枚镜子，一只牙杯，以及各种文学书籍，这些面目全非的旧物，曾陪伴着我走过青涩的岁月。

乡村的夜晚能听见果树生长、小草打结的声音，也能听到微风与溪水的对话。春夏是最适合做梦的。很多次，收完庄稼后累倒在木床上，早早地把星月关在门外。一梦醒来，窗外皓月当空，竹影摇曳，或者晨光熹微，鸟雀争鸣，那种肉体完整的感觉像是在童话中穿越。虽然后来在城市买了房买了价钱不斐的席梦思，可睡得最安稳最踏实的记忆还在是家乡的老屋，连最甜蜜的梦境也是。

母亲总是早早起床，早早地将那些赖在堂屋里的鸡仔从门洞里赶门去。几遍清扫后，母亲会将贴有门神的大门小心翼翼地打开，仿佛神明会被吱吱呀呀的声响所惊扰。而浮在空气里的春天以及火红中含着香气的阳光随即会被母亲接进屋来。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月雨雪曾无数次把目光投向这里，投向那些鲜活饱满的旧日子，也投向后来那些近乎虚无的时间。月光会爬上青石墙、木窗台，像往常一样溜进我的房间、床前，一个方块一个方块测量。它会将规则与不规则地物件，一遍遍清洗，把它们洗白、洗亮，也一遍遍地将主人的身体复制还原，还原一个虚无的存在。对于高悬着的一轮春月而言，对于门前一颗仍旧发着新芽的老树而言，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就像主人在家时一样，就像它才是主人一样。所以，老屋其实一直不缺住户。它不是装满月光、树影、雨雪，就是装满虫鸣与蛙声。

我站立在房间的中央，不敢靠近漏风走光的窗户，也不敢靠近尘埃云集的木板床与残损老旧的书桌。我感觉自己的影子爬上了床榻，躺了下去，那些拼接的床板，那些参差不齐的木条依然会咯我的背，床身依旧会随着翻身动作咯吱作响。

床似乎变得更窄了，衣柜也变得更为矮小，曾经生活起居的空间看上去无比压抑。而每一件旧物都曾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它们都长有一双眼睛，用木讷的眼神瞅我。好像对我做着某种人像识别测试，以判定我是还是当年的我。而我同样也在用陌生的影像检测着它们，以确定它们曾经陪伴过我的每一天。

我没有像最初那些年，前腿迈进门，后脚就开始打扫、擦拭、整理它们。其实，它们中的一部分早已被我陆续带离，带去遥远的都市。剩下的物件，是我无法带走或者不打算带走的。它们于我而言，是不得不放下的弃物。对，弃物！对它们而言，我是否也是？

母亲的房间靠近后门。母亲走后，床被拆除，农具等杂物堆积在那里。我打开后门，把已经开裂变形的门框拆放在一边，一个荒废的院落便呈现出来。左侧是口枯井，右侧是一间倒塌的厨房，水泥砌成的土灶轮廓依然完整。仿佛母亲裹着头巾，仍蹲在灶膛前生火做饭，一头的稻壳落尘，一脸的火燎烟熏。而不远处猪栏里饥饿的猪与走地鸡不识时务地地叫唤，一曲田园乐此起彼伏。接着便是母亲一连串的吆喝声，然后她会很生气地扯起嗓子，隔着两层窗户，朝里屋喊我的名字。

我摇摇头，这些影像与声浪很快消失在残垣断壁处。那里爬满许许多新生的小野菊，微风摇动它们的身子。此刻，它们都不认识我。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进城，如果我留在老家，仍住在老房子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是像留守村庄的同龄人一样，种几亩薄地，娶一房不会网购的媳妇，早早生两个孩子，养一群鸭子，没有信用卡，不大用银行卡，没什么欠款，也没什么存款。忙时耕云种月顶风沐雪，与谷物同在；闲时观云听雨种花种茶，与村庄终老。还是像辍学的小辈一样，在镇上开家早餐店、棋牌室、养生馆，做个小老板，每天在迎来送往的吆喝中盘算收成；在哗啦啦的麻将声、欢笑声中感受小镇缓慢地走向消亡。从此，不必朝六晚九，行色匆匆，赶货加班，害怕失业，担心还不上房贷车贷装修贷。人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波澜，日子或许平淡而幸福吧。

我想起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生活不会因为你的等待而变得更好，你必须去争取和奋斗。无论结果如何，你都会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

四

我回家的第二站，便是祭祖。

父母亲人大多埋在离村落不远的一处林场，村里人管那片土地叫“洼”。其实它是农田灌溉渠边隆起来的一块高地，是周边几里自然村公认的山水福地。在农耕文明最鼎盛的时期，那里曾是孩子与水牛的乐园。肥美的春草、 有趣的小人书、会变色的红松菇等填满了许许多多村民的童年。水渠边高高垒起的土台子，是供农田灌溉用的。柴油机早已淡出故乡好多年，而抽水泵还在，与之相连的几截铁管也还在，只是大部分已经生锈，铁管中的一部分隐埋在引水沟里。结满春草的引水沟即将干涸见底，一些蝴蝶类的昆虫成了那里的主人。

连接那片土地的是无垠的田野和零散的村落。如今春草还是那么肥美鲜嫩，却不见一头牛经过。

大哥拄着拐杖要陪我去上坟，同行的还有外甥。去坟地经过一段田春草从一的田埂。路基很软，大哥一瘸一拐的有些吃力。走过男埂，还有一段松软的丛林，更是难行。于是外甥搀着大哥，我紧随其后，我们仨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墓地方向移动。

墓区从前是个林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区种满马尾松、塔柏及水杉。护林员是位单身汉，左手有残疾，他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看守林场。乡里在林区建了三间土屋给护林员居住，于是林场中央总是冒着炊烟，那炊烟在苍翠的柏林间穿行，在红杉树的腰间缠绕。有时会裹着一颗颗松果，或者串起一粒粒柏树籽，像是挽着一串佛珠。而土豆、红薯的香味也会是常浮在炊烟里，那炊烟像雾像纱像风的影子，袅袅然，施施然，两三里都能看见。有炊烟必有人，伐木汉便会望烟生畏，闻香却步。

林场与土屋在孩童心里是相当神秘的所在。冬天，雪会落在每一枚的松针上，残损的松针安静地串起天空的冥想，一朵雪盖着一朵雪，时间开始昏昏入睡。若是春夏季节，草丛里结满白蘑菇、草菇、松菇以及各种色彩斑斓的蘑菇。密林深处是一个声音的仓库。野兔、野羊等动物啃食绿叶，踩踏落叶的声响此起彼伏，你一抬头就可能发现一只目光机警的松鼠，它正用喙与爪撬开一枚松果。而吃饱了胖头草的牛会回到出发的地方，等疲倦的你醒来。

树梢上生活着形神各异的鸟类。它们或卧或立或游戏或觅食或歌唱，若是正好养育着一窝鸟崽，那么它们既幸福又忙碌。林中，许多的光会将树影、鸟影敷在行人的脸上，像极了20世纪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提到的“光晕说”“灵韵说”——“在休憩者身上投下绿荫的树枝”。因此，晨雾、暮光掩映下的林场每天都在生产童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种梨种桔种财富的大风刮倒了一棵棵高大的松柏，一株株珍贵的红杉被连根拔起，生态林场变身为几个大橘园。

令人费解的是，此后整整十年间，橘园没结出一枚甘甜的果子。不仅如此，果园因水土不服且缺乏足够的水源，渐渐萎缩，终于毁于一场大干旱。果林悉数干死，成了真正的坟场。村民们愤怒之下，砍倒果林，种上小麦与油菜，于是乎果园瞬间又蜕变成了田野。

此后，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流失，农田又变成了坟场。近几年乡村振兴，不少农户回乡发展，荒野再次变回林业基地，林场东边，一大片渔池正泛着粼粼波光，一群群小鸭子冒出头来欢叫。历时四十年，生态林场终于找回自己，生态农业似乎也有了雏形。我与大哥谈起这件事时，大哥正看着自己脚下的地，一步一步走得小心翼翼。

林场的北面，一片片坟莹散落在林间，像小村落一般。铅色的光从林间落下来，平均分配给每一片往生的住户。墓区的墓碑高高低低，有刻着福寿安康或者动物图腾的，有刻着墓主人名讳的。受雨水的冲刷，墓主人身份越来越难以辨认。

墓区安眠的大多是村里的村邻。当然也有在外省做过大官，做过大生意的企业家，去世后荣归故里归正首邱‌的，也有生前在本地乡镇做过干部，做过教师的公家人，但更多的是，村里做过书记、村长以及劳碌一辈子的老实巴结的农民。无论风光与落魄，此刻他们此刻的身份是一样的，碑文的多寡无关紧要，所有官名荣誉不落一字。所不同的是，谁家的子女来上过坟，供奉了花篮，留下一堆纸钱以及一串脚印；而谁家的坟头，只有萋萋的芳草，白的黄的野花开满灌木丛。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白居易这首《寒食野望吟》，道尽清明千古事。一声炮仗，一声长叹，一缕烟尘。

祭拜完亲人往回走。大哥提起儿时的一些趣事。说村里人路过这片坟场时，大多是跑步状态，若是碰巧是夜里，那必须是高唱红歌，且成群结队。若是一个人，断然是不敢夜行的。坟区的萤火总会吓得行人退避三舍，且常常有人在这片区域摔得鼻青脸肿。一旁年轻的外甥紧搂着大哥，说听他母亲讲过这段经历，吓得不行。

刚走到田埂上，迎面遇见七十五岁的二堂哥。他走得有些慢，长满了老茧的双手交叉着藏在袖子里，腿脚全然没有了几年前的麻利。二堂哥的儿女早已成年，在县城工作，二堂嫂也跟了过去带孙子，偌大的老屋剩下了二堂哥。家里的几十亩地请人种，反正全都是机械化，连打农药都交给农药公司。施肥时，也会有专门的负责人下来。二堂哥说，如今村民种地比过去轻松得多，再也不是当年肩挑背驮的年代了。好日子来了，他却老了。

我问起二堂哥的身体状况，他说，肝肾有些问题。前年到县里人民医院做过治疗，医生说，可能是农村过去长期吃池塘的化肥水的缘故。如今，自来水安装到户了，厨房也得到了改造，家里还装上了净水器，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改善。他说这话时，一脸的得意。

说完他将不远处的坡地指给我们看。那是一片新建的坟场，两三个小土堆兀自立着，绕坟而立的几棵红豆杉已长出新芽。

“瞧，你大堂哥、大堂嫂就埋在那。前日，老三（刚过七十大寿的）过来祭拜，说给他留块地。”说这话时，二堂哥食指向下，指指脚上新粘的泥土，笑着说，“清明过后，又要春耕了。我早就盘算好了，那里风水好，离林场也近，死后兄弟伙还是得在一块。”

我想起，大堂嫂生前最后一次给我们做团年饭，二堂嫂清明最后一次在给我们这群老亲戚做挂亲饭。席散时，她俩都说了同样一句话，“年纪大了，口味把握不准了，来年就不招待了。”她们说这话的意思，并非彼此不往来，而是真做不动一大桌饭了。

大哥走得身体发了热，他喘了口气说，“春和景明，又是一年清明节，谁说不是呢。日子越来越好，还是活着好呀。”

末了，大哥给大嫂打了电话，问午饭熟了没，说要请二堂哥到镇上喝一盅。

五

回家第三天，三姐从省城回来祭祖，想邀请亲人们一起聚聚。

妻说不如走路过去，当作健身。我估摸着从镇上到老家，再从老家过去三姐家，也就十里路，便答应了。

一大早起床，我们带上水壶，走向田野。回家的路，我熟悉；去三姐家的路，我也熟悉。可是走着走着就迷了路。

原来，从老家到三姐家需要走一段田埂，翻过一道坡与两个自然村。可当我们翻过那道坡时，发现连接两个村庄的村道被切断。阻挡我们去路的是纵横交错的鱼塘，以及一片片农田，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正在静静开放。它们包围着村庄，对于那些被分割成一块块的村庄而言，村庄才是它们种的庄稼。

我打电话问三姐，三姐说前些年乡里引进了一家饲料加工厂，作为招商引资的配套条件，投资方新修了一条通往镇上的柏油路，原来的那条村道便被废弃了。末了，还责怪我们为啥不先问问路。

我知道，那条新修的柏油路肯定就在前面，只是无数的蜜蜂与蝴蝶在田间飞舞，满眼的油菜花田挡住了去路。

我们索性慢下了脚步，给妻讲起老家的故事。我指给她看，哪一块田是我伯父家的，哪一块田曾经是我家的。在某处，我给春耕的父亲送过饭；在某处，我与年迈的母亲一同插过秧，收割过稻子，一起踩过水车。而在某处，我与未出阁的三姐吵过架，把镰刀、锄头扔进了水塘里。又或者，我在某处被耕牛踩伤过脚背；大哥在某处从牛背上摔下来，摔折了手臂……

我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远去，新修的机耕水泥路把田野分割成一大片一大片。这些年机械化进村，土地合并、流转。原来种满黄豆、高梁、芝麻的小田垄成了弃地，而狭长的沟渠树林丛生，大片大片的竹林占据了那里。

我想起清明前去看望过的大姐夫。他生活的大李村是个自然村，曾经几百口人，目前所剩无几，唯一留在老家且坚持种地的只剩下他一人。他家的牛老了口后，他花几千元卖了一部耕地用的手扶拖拉机。我沿着田间小路找他时，他还在地里修机耕路。他说清明过后就要春耕，拖拉机没法开进其中一块农田。那块田地势较低，靠近一条长满野菱角的河道。大姐夫指望那条河道说，“河里生活有很多种鱼，有种大嘴鱼春季里汛期时，鱼会跳到我的插满秧苗的田产卵。过去因农药使用过多破坏的农村生态正在修复，很难再看到田间有那么多鱼，我不舍得让这块地抛荒。”

他一生最喜欢的事是捉鱼，在他的认识里，赚钱养家就是捉鱼，在伏下身子伸长手臂伸展五趾的刹那。这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从大自然中凭本能获取生计的最原始的方式，却是大姐夫一生引以为傲的资本。大姐夫在亲戚中被归为没出息的一类人。但在我心中，他与土地与稻田厮守的一生，相比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中撕杀的我们，未必不是一种平凡的幸福。

希望是一片田野。我想把田野的故事讲给上大学的儿子听，把我对乡村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让迷恋虚拟网络的儿子也爱上田野，爱上曾养活过我的黄土地。妻却不以为然。她认为00后是没有故乡的一代。大多农村包围城市的打工族后代四海为家，童年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或乡村，生活在城乡结合的边缘，没有发小，没有同乡，没有固定的同学与朋友。对城里人来说他们不是，对乡村人来说，他们也不是。因此他们注定是无根的一代。他们的故乡或者存在于虚拟的网络游戏里。

妻很平静地坐在田埂上，等外甥的车来接。田野吹过来的风吹动妻的长发，鼻息里，满是菜花的清香。坐累了，她便仰卧在草地上，透过微风摇动的一丛丛的又嫩又软的青草、以及一丛丛粉粉的油菜花，能窥见天上飘过的云彩，就像镜子里下的一朵朵雪。这场景总让我想起，早年母亲与姐姐们在棉花地里摘棉花，她们身上都背着一个个装满雪的箩筐。她们累了，也会像妻一样，或坐或卧在田埂、草地上休憩。幼年的我与哥哥也会躲在倒扣的大箩筐里，透过阴影部分的缝隙看这个多彩的世界。

菜花于故乡，是春天进村的信号。铜质的阳光一会从鱼池里起身，一会儿在油菜地里打滚，一会儿把春草洗得发亮。我忽然感觉有一双眼在看着我，我分不清它的位置。那双眼的主人一会儿是母亲，一会儿是父亲，一会儿他们一前一后打田埂上走过。露出铜质一般后背的父亲扛着一把铁锹，那是一件能征服天地的武器，那把铁锹总是在地里挖掘，挖坚硬的石头与血红的太阳，也挖春天与秋天。戴着草帽的母亲把帽沿压得很低，她总挎着采茶的篮子或者打猪菜的背篓，阳光在她采摘的指缝间次第发芽。我已记不清他们确切的模样，记不清最后一次与他们下地劳作，最后一次喊他们爸妈的场景。我想土地与老屋会记得。

对故乡人来说，有阳光便是春天，有菜花便是春天，而清明只是春耕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左右故乡的可能是那些草木，它们才是故乡的地理标签与时光轴。它们的荣枯比结绳记时更为准确。草进，牛羊进；草退，牛羊退。草在牛羊生，草毁牛羊亡。庄稼长在农田里，春草生在田埂上；火红的“西瓜”落在水井里，洁白的云朵挂在天空上。这里的春天，不再属于牛羊，它们与年轻人一起退出了田野，退出了春和景明的故乡。更现代化的稻田公园、现代化的农业科技将在那里兴起。

六

清明，踏青、怀人、追远。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这是一代名臣苏轼对清明的抒怀感叹。“听风听雨过清明”，这是一代婉约派词家吴文英对清明的孤独叹息。“清明过了春且去，几见狂蜂恋落花。”这是一代情僧仓央嘉措关于清明的哲学解析。

记得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第32集描述清明的场景。即将远嫁的探春与宝玉话别。她无限怀念地提及在大观园与姐妹们一起生活的美好过往，“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了，多想再放一次风筝、再结一次诗社……”探春一席话勾起了宝玉的心结，感伤中他挥笔写下“人间几度清明”。作为赠别词，“几度”两字像是追问，又像是感怀光阴循环中的命运无常。

人间几度清明？我不知道早已安眠在故土里的父母，看到他们退场几十年后的故乡，是喜悦还是悲伤。随着城里生活负担的加重以及年龄的增长，我们回乡的次数将会越来越少。而且每一次回来，都好似告别，与仍留守在村庄的父老乡亲告别，与正在变得陌生的黄土地告别。

又或者，并非我们向故乡告别，而是故乡的老屋、田野、一草一木与我们告别。对它们而言，我们只是生活的参与者，如今我们与曾经的父母、父母养育的牛羊一般，业已退出它们的生活。而它们仍然保持着前行的姿势，适应城里人下乡拍照打卡，适应少小离家的老人回乡寻根，适应汽车喇叭声代替零星的鸡鸣；也必然要适应地名代替地理原貌的史诗般叙事。而清明的雨水依旧丰沛，它将在诗行中一年又一年流淌不息，也将打湿青山深处一座又一座新生的坟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