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囚徒

她是在十六岁那年的春天第一次坐上南下火车的。窗外连绵的黄土坡逐渐被青翠的水田替代，李秀玲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数着一个个隧道，心中满是对新生活的期待。初中毕业证在她怀里捂得温热，那是她全部的学历证明。母亲说：“去了南边好好干活，挣钱寄回来，给弟弟上学。”

电子厂的流水线像是没有尽头的银白色河流，李秀玲的手在电路板间穿梭，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上千次。第一个月发工资时，她握着八百块钱，手指颤抖——这比父亲在家种地一年挣得还多。她买了一条红裙子，在宿舍镜子前转了又转。

认识王明是在第三个月。他是车间主任，比秀玲大两岁，却已经是管着五十多人的中层管理。王明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会教她怎么调机器才不伤手，会在夜班时悄悄塞给她一盒牛奶。他们的恋爱简单得像工厂后院那棵木棉树上开的花，纯红，没有杂色。

转折发生在那个周末。王明带她去市中心的商场，说要给她买生日礼物。秀玲穿着新买的红裙，却在一家奢侈品店橱窗前，看见了一个穿着银色连衣裙、挎着小皮包的女人。那女人手指纤长，涂着鲜红的指甲油，正轻轻抚摸着一个标价五千块的包包。秀玲低头看自己洗得发白的帆布鞋，突然觉得身上的红裙廉价得像地摊货。

“看什么呢？”王明走过来。

“那个包真好看。”秀玲说。

王明笑了：“等我升了经理，给你买。”

秀玲没说话。等她？那要等多久？流水线上女工们的窃窃私语在她耳边响起：“小芳跟了个小老板，现在不用上班了。”“阿美认识了个香港人，每个月寄钱回家盖楼房...”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夜。秀玲辞去了电子厂的工作，在发廊里学洗头。老板娘阿珍四十多岁，风韵犹存，脖子上挂着粗金链子。“女人啊，靠男人不如靠自己，”阿珍吐着烟圈说，“但要是能找到既靠得住又能让你靠的男人，那才是本事。”

林老板就是这时候出现的。他是发廊隔壁小超市的老板，四十五岁，离异，有点小钱。他常来洗头，每次都点名要秀玲服务。他的手有意无意地碰触她的腰肢，夸她年轻漂亮。秀玲起初躲避，直到林老板塞给她一个红包，里面是五百块钱——相当于她大半个月的工资。

“跟我好吧，”林老板低声说，“不用你上班，每个月给你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

秀玲犹豫了三天，这三天里，王明找了她两次，说父母催他们订婚，但他想先攒钱买房。秀玲看着他脚上开裂的皮鞋，突然觉得未来渺茫得像雾。她答应了林老板，却也没和王明分手。林老板给她租了间小公寓，她骗王明说搬去和表姐同住。

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名牌包、化妆品、时髦衣服......秀玲沉浸在物质的满足中，直到她在林老板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和其他年轻女孩的暧昧信息。原来她不是唯一。

“我得有自己的保障。”秀玲对着镜子涂抹口红，鲜艳的红色像血。她开始悄悄存钱，同时在夜校报了个会计班，林老板对此嗤之以鼻：“学那些有什么用？我能养活你。”

第三次转折是认识陈总。他是夜校同学的叔叔，五十五岁，做建材生意，手指上戴着一枚沉甸甸的金戒指。秀玲刻意坐在他身边，问些“天真”的问题，眼睛睁得大大的。陈总喜欢她的“单纯”，带她去高级餐厅，送她名牌手表。秀玲半推半就，心里却盘算着：林老板的小超市怎么能和陈总的公司比？

她开始同时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和王明吃大排档谈婚论嫁，和林老板过着小资生活，和陈总出入高档场所。谎言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她买了三本不同的日记本，记录三段“恋爱”的细节，生怕记混。夜深人静时，她也会对着镜中的自己发呆，那个北方农村来的单纯女孩，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

秘密是在一个暴雨夜被揭穿的。王明加班后想给她惊喜，买了她爱吃的烧烤去“表姐家”，却撞见林老板搂着她的肩出门。争吵、推搡、电话响起——是陈总，说在她公寓楼下等着。三个男人在雨中面面相觑，秀玲站在中间，浑身湿透，红裙贴在身上像褪色的血。

“贱人！”王明第一次对她大吼。

林老板冷笑：“老子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陈总最平静：“把礼物都还回来，包括那块表。”

秀玲失去了所有：公寓、礼物、存款，还有最后一点尊严。她试图解释、哀求，但男人们看她的眼神只有厌恶和嘲讽。她吞下一整瓶安眠药，被房东发现送医。醒来时，只有冰冷的输液管和空白的天花板。

从医院出来后，秀玲变了。她不再涂鲜艳的口红，不再穿红裙，一身黑衣混迹于酒吧赌场。就是在“暗夜”酒吧里，她认识了龙哥。他四十出头，手腕上有狰狞的疤痕，眼神却异常温和。他请她喝酒，听她倾诉，不说教也不评判。

“人生就像赌博，”龙哥摇晃着酒杯，“有时候你得完全投入。”

秀玲开始帮龙哥“送货”，小小的白色粉末装在塑料袋里，轻得像羽毛，重得像命运。报酬丰厚得超乎想象，她很快又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甚。龙哥对她很大方，带她住进别墅，给她买奢侈品，只是不许她过问生意细节。

别墅的衣帽间里，秀玲重新拥有了满柜的名牌衣物。她最喜欢一件真丝红裙，价值上万，龙哥说她穿着像“红玫瑰”。她对着镜子涂抹最鲜艳的口红，却总觉得镜中人的眼神空洞得可怕。深夜，她需要越来越多的白色粉末才能入睡。

最后一次交易前夜，龙哥难得地跟她聊起过去。“我前妻，”他吐着烟圈，“也爱穿红裙子。她说红色吉利。”他顿了顿，“后来她死了，吸毒过量。”

秀玲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她想问更多，龙哥却摆摆手：“早点睡，明天有重要的事。”

行动比想象中来得快。警方破门而入时，秀玲正在卧室里整理一箱现金。手铐冰冷地扣上手腕，她被带出别墅。记者们的摄像机像黑洞洞的眼睛，闪光灯此起彼伏。警车驶过繁华街道，霓虹灯在她脸上投下变幻的光影。

在拘留所的第一个晚上，秀玲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十七岁，坐在南下的火车上，窗外的黄土坡连绵不绝。母亲塞给她的煮鸡蛋还温着，她小心翼翼地剥开，蛋白光洁如玉。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温暖而真实。

醒来时，眼角有泪。同监室的老女人哼着不成调的曲子：“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

秀玲蜷缩在冷硬的床板上，突然想起离开家乡那天，村口那棵老槐树开满了白花。母亲站在树下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飞扬的黄土中。

“我要回家。”她喃喃道，声音轻得像叹息。

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闪烁，红的、绿的、蓝的，交织成一片永不停歇的光海，吞没了一个又一个渴望被照亮的灵魂。而黎明，还在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