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

阮家村的梅雨季总是拖得很长，雨下得不大，却连绵不绝，把整个村子浸泡在一股发了霉的潮湿里。曹阿翠站在灶台前，手中的锅铲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炒着。

屋外传来脚步声，踉踉跄跄，踢倒了墙角的空酒瓶。阿翠的手抖了一下，锅铲碰到锅沿，发出刺耳的声响。

门被推开，阮王宾满身酒气地闯进来，雨水顺着他稀疏的头发往下滴，“钱呢？”他劈头就问，眼睛通红。阿翠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叫：“家里哪还有钱……”话音未落，一个耳光已经扇了过来。阿翠踉跄着撞到灶台，锅里的水溅出来，烫红了她的手背。“烂匹！”阮王宾啐了一口，“你兄弟前几天不是给了你二千块？藏哪儿了？”阿翠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眼泪无声地淌下来：“那是儿子要交的书学费，还有买校服和资料的钱，明天是最后的期限了……”。“先拿来！”阮王宾粗暴地拽过她的胳膊，伸手就往她口袋里掏，“这次肯定能翻本，等我赢了，你们要啥给啥！”阿翠挣扎着，像一条被拖上岸的鱼：“不能动那钱，儿子会被学校赶回来的！”阮王宾已经摸到了那个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布包。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这不就有了吗？等我好消息。”

他转身要走，阿翠扑上去抱住他的腿：“求你了，就这一次，别动孩子的钱……”

阮王宾一脚踢开她，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幕中。

阿翠瘫坐在地上，灶膛里的火已经熄了，只剩几点火星在灰烬里明明灭灭。屋外的雨声渐渐大起来，砸在瓦片上，像是无数双手在敲打着她。她想起十年前嫁过来的那个春天。阮王宾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时他会笑着叫她“阿翠”，会在赶集时给她带一朵廉价的头花，会在夜晚搂着她，说等攒够了钱就盖新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儿子三岁那年，阮王宾跟着村里人去镇上，第一次进了赌场。起初只是小赌，后来就像着了魔，家里的东西一样样被搬出去卖，她的嫁妆首饰，新买的电视机、摩托车，甚至冬天盖的棉被。

阿翠不是没想过走。可每次看着儿子熟睡的脸，那念头就像潮水一样退去。她能去哪儿呢？娘家兄弟已经帮衬太多，弟媳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村子，这破屋，这男人，就像一张挣不脱的网。

天黑透了，雨还在下。

阮王宾回来时，阿翠正坐在黑暗里，连灯都没开。黑暗中，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像是在倒数着什么。

“夜饭呢？”阮王宾的声音干涩嘶哑。“没烧。”阿翠听见自己平静地说，“我在等你拿钱回来，儿子明天要去学校交费。”短暂的沉默后，终于传出了阮王宾爆发的怒吼：“烂匹！夜饭勿烧，就是钱、钱、钱！”他随手抄起桌上的空酒瓶砸在墙上，碎片溅了一地，“输了！全输了！”

阿翠呆在那里。这次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想起灶台下还剩那大半瓶杀虫剂，忽然间，一个念头清晰起来，要是喝下去，是不是就解脱了？可是儿子怎么办？八岁的阮小毛，瘦得像根豆芽菜，昨天还趴在她膝盖上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挣钱养你。

阿翠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那瓶绿色的液体。她拧开盖子，刺鼻的气味冲出来。然后她做了个决定去医院。在那里喝下去，抢救也来得及。她想看看，那个赌鬼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

梅雨夜的医院格外安静。走廊的灯光惨白，照在绿色墙裙上，泛出冰冷的光泽。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雨天的潮气，让人喘不过气。阿翠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攥着那瓶杀虫剂。她选的位置正对着一间单人病房，门虚掩着，能看见里面人影绰绰。她已经坐了两个小时。勇气像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漏光。每次拧开瓶盖，儿子的小脸就浮现在眼前。各种事情一齐涌来，嫁过来那天母亲抹着眼泪说“好好过日子”；儿子第一次叫她妈妈；阮王宾赢钱时难得给她买的一条丝巾；弟媳上次来时的冷言冷语：“姐，你不能总这样，我们也有一家子要养活。”

越想越伤心。手里的药瓶变得滚烫。突然，一声压抑已久的呜咽从喉咙里冲出来，像困兽的哀鸣，“你这个没良心的……以后叫我怎么活下去啊……”她边哭边骂，把十年的委屈、绝望、不甘全都倒了出来。哭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惊动了值班护士，也惊动了那间单人病房里的人。

病房里，陈孝的妻子林淑芬正给昏迷的丈夫擦手。半个月前，叱咤风云的房地产老板突发脑梗倒下后，就再没醒来过。医生下了三次病危通知，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白，做好准备。林淑芬擦得很仔细，从指尖到指缝。她想起三十年前，陈孝还是个泥瓦匠时，那双粗糙但温暖的手。那时他会在收工后，用这双手给她揉酸痛的肩膀。“老陈啊，”她轻声说，“你再不醒，这个家就要散了。儿子女儿天天吵，公司里那些人都盯着你的位置……”床上的人毫无反应，只有监护仪上的曲线平稳地起伏。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哭声。起初是压抑的，后来渐渐放开，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旁若无人。林淑芬皱了皱眉，正想叫护士去劝劝，却突然看见陈孝的手指动了一下。很轻微，但她确定自己看见了。

“医生！医生！”她冲出门外。

主任医师匆匆赶来，检查了一番，又看了看监护仪，喃喃道：“真是奇迹啊……脑电波活动明显增强了。”陈孝的儿子陈建国和女儿陈丽也赶到了。一家人围着病床，既欣喜又困惑。“我们天天在边上叫唤，也毫无作用，”林淑芬若有所思，“这女人一哭，他居然动了。”

沉默在病房里蔓延。一种可疑的猜想像藤蔓一样爬上每个人的心头。

陈建国先开了口：“妈，你说爸会不会……”

“在外面有人了？”陈丽接了下半句，声音尖利。

林淑芬没说话。她想起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晚归，想起陈孝手机里那些删得干干净净的记录，想起他钱包深处那张陌生的女人照片，她假装没看见，因为不敢看。

“去问问。”她终于说，声音干涩。

一家子走出病房时，阿翠还在哭。她哭得浑身颤抖，头发黏在满是泪痕的脸上，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绿色药瓶。

林淑芬走过去，尽量让声音温和：“妹子，什么原因如此伤心？”

不问还好，这一问，阿翠哭得更凶了。十年的委屈找到了出口，她断断续续讲起赌鬼丈夫，讲起儿子的学费，讲起那个看不到头的明天。陈家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在她们听来，这故事有了另一种解读，一个被抛弃的情妇，一个私生子，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

林淑芬的心沉下去，又奇异地浮起来。沉的是猜测被证实，浮的是终于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别哭了。”她打断阿翠的哭诉，声音变得冷静，“我是陈孝的妻子。”

阿翠抬起泪眼，茫然地看着眼前这个衣着精致的女人。

林淑芬朝儿子使了个眼色。陈建国从公文包里掏出支票本，刷刷写了几笔。

“爽快点，”林淑芬接过支票，递到阿翠面前，“二百万，够不够？”阿翠愣住了，眼泪挂在睫毛上，更显楚楚动人。

“拿着钱，马上走人消失，别在这地方了。”林淑芬把支票塞进阿翠手里，动作干脆得像在完成一笔交易。阿翠低头看那张纸。上面好多零，她一时数不清。

“我……”

“还不够？”陈丽的眉毛竖起来，“你别得寸进尺！”

“不是，我……”阿翠想解释，却被陈建国打断了。“我们会安排人送你回去收拾东西。今晚就离开阮家村，永远别回来。”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如果让我知道你再出现在附近，或者试图联系我爸，这钱你怎么拿的，就怎么吐出来。”

阿翠被半推半请地“送”出了医院。雨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地上积水映着破碎的月光。她站在医院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轻飘飘又沉甸甸的支票，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她面前。车窗降下，是陈建国的司机：“曹女士，陈先生让我送您回去收拾东西。他说，天亮前必须离开。”阿翠机械地上了车。车子驶过湿漉漉的街道，驶向那个她以为永远离不开的村庄。

阮王宾在家睡得死沉，鼾声如雷。阿翠轻手轻脚地收拾了几件衣服，拿出藏在米缸底下的户口本，最后走到儿子床边。小毛在睡梦中咂了咂嘴，呢喃了一句“妈妈”。阿翠的眼泪又掉下来。这次她没有哭出声。

她抱起儿子，用薄被裹好，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灶台上干涸的油渍，墙上阮王宾砸出的坑，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然后她转身，走进了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车子在晨雾中驶离阮家村。阿翠抱着还在熟睡的儿子，回头望去，村庄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场即将醒来的梦。司机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曹女士，陈先生交代，送您去省城。那里有一套公寓，我会在这几天过户到您名下，这是钥匙和地址。”他递过一个文件袋，“建议您换个名字，重新开始。”阿翠接过袋子，没有说话。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用二百万买来的一天。

车子消失在公路尽头时，阮家村的公鸡开始打鸣。阮王宾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喊：“阿翠，烧早饭！”没有回应。他睁开眼，看见空了一半的衣柜，和桌上那张字迹歪扭的纸条：

“我走了。再也不见。”阮王宾愣了几秒，然后啐了一口：“走了正好，省口粮。”他倒头继续睡，并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医院里，陈孝在清晨时分睁开了眼睛。林淑芬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老陈，你终于醒了……”陈孝张了张嘴，发出嘶哑的声音：“我……梦见有人哭……哭得很伤心……”

林淑芬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更紧地握住他的手：“那是做梦。没事了，都解决了。”

窗外的天完全亮了。梅雨季还没有结束，但这一天，确实是个晴天。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转年，秋天来得早，省城的梧桐叶开始泛黄。林淑芬坐在轿车后座，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珍珠项链。“妈，到了。”陈建国低声说。

车子停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这里是他们一年前安置曹阿翠的地方，一套八十多平米的公寓，用现金交易，没留什么痕迹。林淑芬戴上墨镜，犹豫了一下：“你说，她会不会……”

“不会的。”陈建国语气肯定，“二百万，足够她安分守己了。而且我们的人一直盯着，她这一年很规矩，开了间小店，送儿子上了学。”

母子俩走进小区。林淑芬的心跳莫名加快。这一年来，陈孝恢复得很好，但偶尔还会在梦里喃喃“哭声”。每次听到这两个字，林淑芬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来。是想确认那女人没有反悔？还是想看看那个用哭声唤醒丈夫的女人，到底长什么样？

三栋二单元501。陈建国敲了敲门。没有回应。又敲了几下，隔壁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你们找曹静？”

“曹静？”陈建国愣了一下。“就以前住这儿的小曹啊，带着个男孩。”老太太说，“搬走快半年啦。”林淑芬摘下墨镜：“搬走了？去哪儿了？”“不清楚。”老太太摇头，“有一天突然就搬了，房子挂在中介那儿卖的，听说全款出手，挺急的。”

“她没留什么话？”陈建国追问。老太太想了想：“哦，对了，她走之前来跟我道别，说谢谢我平时关照。我问她去哪里，她只是笑了笑。”

门缝里透出屋内的景象，空荡荡的客厅，地上散落着一些杂物，窗帘半拉着，阳光在地板上切出锐利的光斑。

“这房子……”林淑芬轻声问。

“新住户还没搬进来。”老太太热情地说，“你们是她亲戚？要不要留个话，等新住户来了我帮你们问问？”

“不用了。”林淑芬重新戴上墨镜，“谢谢。”下楼时，她的脚步有些虚浮。陈建国扶住她：“妈，你没事吧？”

“她走了。”林淑芬喃喃道，“真的走了。”

不知为何，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她感到安心，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失落。那个女人，那个用哭声闯入他们生活的陌生女人，像一滴水消失在沙漠里，了无痕迹。“这不是好事吗？”陈建国说，“她信守承诺，消失了。爸那边，时间久了也就忘了。”林淑芬没说话。坐进车里，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五楼的窗户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刺得人眼睛发疼。

车子驶离小区时，她忽然问：“建国，你说她拿那二百万，会怎么花？”陈建国专心开车：“妈，这重要吗？”“不重要。”林淑芬望向窗外，“只是好奇。”好奇一个绝望到要在医院自杀的女人，如何用二百万重塑人生。好奇她是如何从曹阿翠变成曹静，又如何从曹静变成另一个未知的名字。

此时，三百公里外的一个沿海小城。一个叫“静心书屋”的小店里，女人正整理书架。秋天的阳光透过玻璃门洒进来，暖洋洋的。店里飘着淡淡的咖啡香，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在角落看书。“曹老师，这本《小王子》帮我包一下。”一个女孩拿着书走到柜台。女人抬起头，笑容温和：“好。”她动作利落地包好书，收钱找零。女孩离开后，她继续整理书架。午后的小店很安静，只有翻书声和偶尔的风铃声。

后门被推开，一个男孩跑进来：“妈，我放学了！”

“明明，洗手吃饭。”女人柔声说。

男孩放下书包，忽然想起什么：“妈！今天有个叔叔来学校附近，好像在打听什么。”

女人的手顿了顿：“什么样的叔叔？”“黑衣服，开黑色车。”男孩比划着，“问保安有没有新搬来的母子，孩子上二年级。”女人的脸色微微变了，但很快恢复平静：“可能是找错人了。快去洗手。”男孩跑进里间后，女人走到窗前，轻轻拉上了百叶窗。她打开了手机，订了二张三天后去往更南方的火车票。

窗外，小城的街道安静平和，梧桐叶在秋风里打着旋儿落下。女人静静看了一会儿，转身开始收拾柜台。动作不慌不忙，就像每个寻常的傍晚。只是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惊起一群鸽子。它们扑棱着翅膀飞向天空，很快消失在秋天的薄暮里。

就像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飞走，就再也寻不回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