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京老城

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当地华人效仿“北京”的名字把斯德哥尔摩称为“斯京”，这名字里藏着三分故土情结，倒像是把北京城的魂儿，轻轻落在了波罗的海的风里。

斯京主城如同一串项链，把十四座岛屿与一个半岛连在了一起。东面是波罗的海的浩瀚，西面则是梅拉伦湖的温柔。斯德哥尔摩，名副其实的“北方威尼斯”，在水光潋滟中，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座城市的历史，源于比尔耶尔伯爵（Birger Magnusson）的远见卓识。1280年，他以摄政王的身份，建立了这座城堡，旨在抵挡外敌的侵犯，保护梅拉伦湖畔的锡格蒂纳城。那时的城堡，虽由圆木构成，却如同一座坚固的守护者，确保了湖与海之间的通道安全。

比尔耶尔或许不曾想到，这座用粗糙圆木搭就的壁垒，会成为瑞典心脏的起点。“Stockholm”在瑞典语中，前半部分的“stock”代表着圆木，而“holm”则意指岛屿，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木头岛”。先民的智慧就藏在这直白的名字里——取林木为甲，以岛屿为盾，在水网交织处辟出一方安身立命之所。梅拉伦湖在这里汇入波罗的海，湖水与海水交融，却又各自保持着独特的色彩。老城的西侧是清澈的淡水，东侧则是咸咸的海水，仿佛在诉说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交响。

这座城市正式建立最初只有两条长街——西长街（Västerlånggatan）和东长街（Österlånggatan），仿佛两条蜿蜒的河流，承载着商贾的梦想与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岛上的商铺街（Köpmangatan）和鞋匠街（Skomakargatan）逐渐繁荣，成为老城区最早的商业街。

瑞典人说的老城（Gamla Stan）位于城岛（Stadsholmen）之上。城岛差不多是一个边长为600多米的等边三角形，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比我家门口的虹口公园略大。面积虽小，却浓缩了瑞典的历史与文化，宛如一座历史的宝库，静静等待着人们去探寻。

我曾多次踏足这片古老的土地，尽管有人把老城写了个透，我仍想用我的笔触去描绘它的前世今生。

从前老城外围就是乡郊野外，所以老城称为“Själva stan”（意思是“那城自己”）。19世纪以后，地图和文献开始把老城称为“桥间之城”（Staden inom broarna）。

老城的街道，曾是人们生活的舞台，黑暗的夜晚里，街道没有路灯，只有星光与月影相伴。人们称呼街道的方式简单而直接，后来的小巷才以著名人物的名字命名。市中心的露天市场，伴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被永久建筑包围，演变成如今的大广场。

早先的大广场就有通往四方的道路，商铺街往东连接水边的渔人广场（Fisketorget），黑人街（Svartmangatan）和鞋匠街则往南连接未于岛上南端的金融中心。当时的金融中心位于铁广场（Järntorget），东连锅炉桥梁（Koggabron），西达梅拉伦湖船只的入口粮食港湾（Kornhamn）。窄巷（Trångsund）比现在看到的还要窄。

城门是城墙中最脆弱的地方，所以当时的人不想多建城门，中世纪的城墙只有4个窄门，东墙的门从岸边通往商人街，另外3个门的都连接西长街，分别在现在的大教堂斜坡（Storkyrkobrinken）、危楼斜坡（Kåkbrinken）和德国斜坡（Tyska Brinken）。

为了让马车可以顺利通行，主要街道的宽度必须达到8厄尔。厄尔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差不多是成人前臂的长度。但是每个人的前臂长度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北欧人乃将1厄尔定义为25英寸。8厄尔大约折合现在的5米。横街的阔度则没有限制。由于城墙里面过于拥挤，14世纪开始人们在城墙外的岸边修造新房子，岸边桥梁间的小屋越来越多，逐渐在窄巷间形成一条条长街区，成为今日老城的特色。

古老的街道依旧保留着中世纪的风貌，石块铺成的路面，诉说着岁月的痕迹。街道两旁的商铺，隔着窗户做着买卖，仿佛时光在这里凝固。如今的老城，许多建筑皆为17至18世纪所建，各具特色，红砖砌成的教堂，古老的雕塑，都是历史的见证。

穿过王宫前的大广场，进入小街，石板路泛着幽光，方形的石块铺得齐整，踩上去硌脚的触感，倒让人想起老上海的弹硌路，只是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多了几分历史的重量。窄巷蜿蜒如迷宫，三四层的小楼比肩而立，罗马柱式的门面刻着时光的浮雕，巴洛克风格的墙面线条如舞者舒展，屋顶的老虎窗俏皮地探出头来，仿佛在窥看往来行人的脚步。

老城原来叫桥间之城，与外界连接的就是桥梁。

诺尔布罗桥（Norrbro，瑞典语意为“北桥”）是王宫向北通向海尔根德岛的一座拱桥，新古典主义的拱柱里藏着建筑师埃里克·帕尔姆特德（Erik Palmstedt）的巧思——用驳船沉底做桥基，这般因地制宜的智慧，倒像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金桥一个世纪整修一次，第五代新桥由中国匠人跨海而来，钢铁的骨架里凝着中瑞的情谊，通车那日国王剪彩的丝带，怕是连起了两个半球的彩虹。最妙的是中央桥，路桥相衔，地铁穿梭，现代的喧嚣与古老的城墙擦肩而过，却又和谐得如同交响乐团里的不同声部。

斯德哥尔摩为岩石地质，坚硬的岩石地质一方面有利于房屋建设，房屋基础部分可以相对简单，一方面却又给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带来难度。于是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就研制炸药，方便工程人员开山筑路和修建隧道。这一发明不打紧，不但提高了施工效率，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杀伤力，诺贝尔本人也因此积累巨额财富。诺贝尔把他的所有财产设立一系列奖项，表彰那些在物理学、化学、和平、生理学或医学以及文学上“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这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上的奖中之王，诺贝尔本人的知名度也大大超越了同级别的其他科学家。

诺贝尔博物馆在大广场五层楼的老证券交易大楼里，沉淀着炸药发明者最温柔的遗憾。当开山的炸药化作和平的奖章，当武器的轰鸣转为颁奖厅的掌声，老城的石墙上仿佛又多了一道人文的刻痕。

诺贝尔博物馆门前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却被称为“大广场”（Gamla Stan），彩色的老房子像打翻的颜料罐，庆祝商铺街建成700年的横幅在风里轻摆，七百年的时光，就这么轻轻落在了街角的咖啡馆里，落在了游客惊叹的目光中。

大教堂的红砖墙不算高耸，却比尖顶哥特式多了份敦厚的瑞典风骨。银祭坛的光泽穿越三个世纪，圣乔治屠龙的木雕在廊柱旁镇守，麋鹿角的纹理里，刻着北欧人对英雄的想象。方尖碑立在教堂前，像是时光的指针，默默丈量着七百年的晨昏。

在老城漫步，常觉自己是在历史的褶皱里穿行。一砖一瓦皆有来历，一窗一门俱是故事，不必深挖地底，石缝里渗出的是岁月的低语，门楣上的雕塑在诉说往昔的荣光。这里不是刻意搭建的影视城，而是真正活着的历史书，每一次转角，都可能与某个世纪的风撞个满怀。

老城像一座迷宫，在狭窄的小巷中兜兜转转，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行走其间，有一种考古的感觉。这种考古并不需要进行物理的挖掘，老城的历史和故事就沉淀在地面石块的缝隙间，就蕴含在街边两边房屋的门窗里，这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不是仿古建筑能够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