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陈金林

上海新力中学的岁月，像蒙着层薄纱的旧照片，在记忆里总泛着温软的光。陈金林老师，便是这照片里最清晰的一抹身影——初入学时，她是王霓先生身边的副手，话不多，只静静帮着料理班级的琐事；待王先生退休，她便接过担子，成了我们的班主任。

陈老师教的不是语文、数学那样日日相见的主课，是“工基”，也就是工业基础知识。说来惭愧，那些课上她究竟讲了机床的构造，还是电路的原理，我如今竟半点也记不清了。可她于我人生里留下的印记，却像春草漫过堤岸，不知不觉间就蔓延了一辈子。

是她把我拉进了班级的政宣组。组里拢共三个人：启明主笔，写文章又好又快；沈利誊抄，写的一手好字；我则负责画些报头尾花，填补空白。后来参加工作，我竟也从宣传委员做起，想来便是那时埋下的根。

那会儿的男女同学，像是隔了道无形的墙，见了面也只低着头像陌路人。我性子本就腼腆，更是连跟同学说话都要红耳根。偏陈老师看透了我的局促，硬叫我加入文艺宣传小分队。在队里，我试着写些三句半的段子、活报剧的本子，倒也慢慢放开了些。有一回写了段相声，陈老师捧着稿子笑，说：“既是你写的，不如就自己演来。”我的第一次上台，便是在学工的上海纺织瓷件厂。那时写的相声还生涩，便选了电台里播过的《红梅》。没有现成的脚本，只能守着收音机，一句句听，一字字记，手忙脚乱的，倒误打误撞练出了些记忆力和速记的本事。

再后来，陈老师又让我当了组长，也算班里的“中层干部”了。记得有回评三好学生，学校正狠抓教育质量，陈老师便在教室里贴了张学习成绩排名榜。政宣组的那位沈利同学，六门课考了满分六百，稳稳排在榜首，同学们都打趣叫他“六百工分”。我们小组推选候选人，自然第一个想到他。可陈老师却让我们全组去办公室重新投票，一进办公室，众人反倒都噤了声，你看我，我看你，只有我像个失了方向的球员，孤零零站在原地——那是我头一遭实实在在见识到人心的曲折，比课本里的道理更叫人茫然。陈老师没说什么，只静静看着我们，可那沉默里的体谅，我后来才慢慢懂。

没过多久，“狠抓教育质量”竟被批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的操场上，一夜之间贴满了批判的大字报，红的纸、黑的墨，看得人心里发沉。我们政宣组的三个人，私下里都不认同这话，憋了几夜，终于写了张《读书真的无用吗？》的大字报，没敢署真名，只落了个“洪涛”的化名。这事很快被校方注意到，说我们是“为回潮招魂”。陈老师认得我们的字迹，也熟稔我画的版式，可她自始至终，没点破半个字，就像护着三只受惊的小鸟，悄悄替我们掩过了这场风波。

中学毕业那年，按政策，我是家里老大，要么分去“市工”——本市工矿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要么去“市农”——市郊的农场。妹妹是77届，我想着让她能留在上海，便咬咬牙选了市郊农场。临行前，陈老师找了我，说要发展我入团。那天的阳光很软，她把团徽轻轻别在我胸前，说：“到了农场，也要好好干。”

多年后在连队，领导偶然跟我说，当年看我的档案，见字写得工整，便觉得这孩子做事踏实；再一看出身革命干部，还是团员，便多留了份心。我听着，心里忽然暖烘烘的——原来陈老师当年的每一份用心，都在未来的日子里，悄悄替我铺了路。

又过了许多年，再见到陈老师，她忽然跟我说：“当年你是有机会留在上海的。”我笑着摇头，说：“历史的事儿，就交给历史去评说，您从来没做错什么。”她听了，也笑，像从前那样，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颊，掌心的温度，还和记忆里一样暖。

二〇〇九年，毕业三十四年后，我们搞了场同学聚会。推开会场大门的那一刻，我一眼就看到了陈老师——她头发依旧整齐，眼神还是那样清亮，看上去竟和记忆里没什么两样，依旧是那个温和又坚定的模样。原来有些美好，真的不会被岁月磨旧，就像陈老师于我的那些恩情，永远都鲜活在心底，从未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