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杜冶秋

杜冶秋先生，是教我学戏、写文章的老师。要说登门求教的次数，受他指点之多，旁人很难比得上。回想那段懵懂求知的岁月，多亏有他引路，好似在昏暗之中，看见了窗纸上透进来的一点微光。

中学在农场的时候，我就参加各类文艺演出，大多是曲艺和小戏。那时候没有什么理论书，基本就是照着电影、电台里的节目模仿，照猫画虎，演得也算过得去。

回城后的一个星期天，家里来了两位客人，开口叫我父亲 “韩代表”。父亲解释，文革期间部队 “三支两军”，他曾经派驻上海青年话剧团。那位女客人笑着说，当年她就是团里的联络员，叫冯庆龄，姓氏和宋庆龄不一样。她指着身边的先生介绍：这是杜冶秋，杭州人，能演能写，当年团里的简报，大半都是他写的。

原来是位演员。我这才仔细打量二人。冯老师气质端庄，眉眼间透着恬静大方，想来当年在台上，定是当家花旦。杜老师长相很有特点，一眼看过，就留在记忆里。冯老师打趣，说他模样像丑角，常演市井小人物。杜老师听了，只是呵呵一笑，并不辩解，神情里带着几分自嘲的豁达。

临走时杜老师跟我说，团里正在排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在上海艺术剧院演出，有空可以过去看看。

第二天下午，我就寻过去了。杜老师见到我十分高兴，向众人介绍：这是韩代表的儿子，又把在场的人一一引荐给我。那时我年纪轻，大多人都不熟，只认得演过吴琼花的祝希娟，还有常在电影里演反派的焦晃。没过几天，张先衡送给我几本刚刚复刊的《上海戏剧》，说我要是喜欢这一行，可以多读读。任广智也说，我们都是上戏出来的，既是校友，又是同事。

趁旁边没人，我怯生生跟杜老师说：“杜叔叔，我…… 能不能拜您为师？”

他略一沉吟，笑着答道：“想看戏随时过来，平日里我们都在安福路。”

话语听着轻，落在我心上却重如千钧。就这样，我算是成了他的学生。没有新戏排演的时候，我常去万航渡路的寓所看望两位老人。慢慢我才知道，老师不只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更是能编能导的全才。

不久，青话排《闯江湖》，杜老师担任副导演。这出戏是吴祖光先生的作品，初稿文革前就写好了，一场浩劫下来，原稿几乎散失殆尽。重新拾起来，一字一句都带着血泪。吴先生来上海那天，我坐在嘉宾席，位置就在他身后。他为人爽朗，谈吐风趣，可一聊起这部戏，便难掩悲愤。他说写着写着眼泪就止不住，只能停下笔。旧社会艺人的苦尚可想象；可像周信芳、盖叫天、言慧珠这些名角，熬过了旧社会，却在后来遭遇那样的磨难，实在令人心痛。但他又不愿一味把悲痛压给观众，只说：“乌云散了，天放晴了，还是要让大家看到希望，高兴一点。”

为排这出戏，剧团上下花了不少心力。导演田稼带病坚持工作，请漫画家丁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线条简练又泼辣。为抓住评剧的韵味，专门请来老艺人郑伯范教大家身段。那段日子，安福路就像个戏班子。清晨的草地上，总能看见娄际成、卢时初他们练 “车绺子”；屋内，廖有梁反复排练 “显灵” 的身段程式。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想把这出北派戏好好立起来。

首演当晚，我依旧坐在吴祖光先生身后，离得很近。台上灯光明灭起伏，我的心绪也跟着翻涌。仿佛从老人的背影里，汲取到一点动笔写戏作文的勇气。

那时候我一心想写电影剧本，满脑子都是伤痕文学的调子。厚厚一叠稿子交给老师，心里还暗自得意。他只粗看几页，淡淡对我说：“伤痕一类的作品，恐怕难以长久。你啊，先从小东西写起吧。”

我嘴上应着，心里并不服气。年轻人总好大喜功，一心想写一部鸿篇大作。我曾经写过一个解放台湾的剧本，厂里当初说准备开拍，后来时局变化，这事终究黄了。

后来金庸的小说在内地流行起来，老师偶然提起，查先生原是他的前姐夫。我听了十分惊讶。细问才知道，1947年，金庸在报上开专栏答读者问，说鸭脖子坚挺。当年十五岁的杜冶秋写信反驳，说南京板鸭脖子无毛，何尝不美？一来一往通信，金庸就此认识老师的姐姐杜冶芬，二人相恋成婚。只是后来金庸忙于报社事务，杜冶芬独居异乡，倍感孤寂，最后两人劳燕分飞。这段往事，由老师缓缓道来，像一出早已落幕，余音仍在的旧戏。

经历世事，吃过亏之后，我才慢慢读懂老师当年那句话。后来听他的指点，写一些独幕剧，交给工人文化宫排演，心里反倒踏实许多。

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写作该如何选题。他说：“能写出新意固然最好；若是没有特别的新意，就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别人从这个角度看，你换个角度落笔，这便是属于你的文字。”

窗外日光缓缓流淌，树影婆娑。这番话过去许多年，至今仍让我受用。人这一生，能得到师长一两句话点醒，之前一次次登门求教的辛苦，便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