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上

我住过的地方，算来也不少。居住超过一年的，总有个十来处。出生之后寄养在外婆家，幼时全托在南京军区一一七幼儿园，少年时住在空军虹桥机场的军官宿舍和空四军司令部的军官宿舍，中学毕业又去上山下乡，住在了农场的宿舍里。这些地方，想来都不能算是自己的家。

英语里头，“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family，那是“家庭”；一个是home，那是“住宅”。那些幼儿园、宿舍，至多算个栖身之处，都算不得是我家的住宅。

我记忆里，能算作“家”的地方，共有四处。头一处是千爱里四十二号。那时父亲还在空军部队，父母、我、大妹，还有外婆，都住在那儿。后来军长看上了这幢房子，我们便搬到了千爱里另一幢小楼。那便是我的第二个家。

千爱里是山阴路和四川北路交叉路口的一条日式里弄。

山阴路在虹口区的北面，长不到七百米；若算门牌号，也就三百来号。这条短短的山阴路，名气却不小，说起上海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史，总会提到这条路。

我从进幼儿园起就住在了山阴路，那时每星期一早上去虹口公园大门对面的黄渡路口乘“小包车”去淮海路上的一一七幼儿园。后来，去幼儿园的人多了，就改坐“大巴士”了。小时候不知道“小包车”“大巴士”是啥意思，参加工作以后还把小轿车叫“小包车”。

我在山阴路住了小三十年，如今虽然已经不住在那里，但因为老房子还在，所以依然经常去山阴路那里看看。大约是年老怀旧，每次走在山阴路上，脚步都会变慢，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曾经的画面。

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11年越界修筑的一条马路，南起北四川路路口。所谓越界筑路，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法租界当局在屡屡扩充租界的同时，不断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华界修筑道路，并进而在事实上取得一定行政管辖权而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习惯上称之为越界筑路。

“施高塔”是1893年至1897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担任总董的詹姆斯·利德戴尔·斯科特（James Lidderdale Scott）的姓氏“斯科特”（Scott）的汉式人名形式。当时好像很流行这种译法，就像《飘》里面的郝思嘉、白瑞德等等。

山阴路建筑风貌异彩纷呈，为沪上道路所罕有。自四川北路折入山阴路，路口即是日式新式里弄千爱里，一路延展，西洋风格的山阴大楼、高墙深院的石库门群落四达里与恒丰里、自带花园的大陆新村与文华别墅，以及181号、242号独立花园洋房，次第排布。留青小筑、松云别墅、东照里等新式里弄，更是上海罕见的面对面、背靠背联体建筑。纵使同属一种建筑类型，亦有简繁、奢朴之分。短短数百米，竟汇集如此丰富的建筑样式，堪称海派民居的“露天博物馆”。

我读小学时，山阴路是一条静谧的小路，没有公交车，甚至连自行车都不多见。

道路两边的行道树，是挺拔的白杨树，我们千爱里边上的甜爱路也是这种树。白杨枝繁叶茂，绿意葱茏。入夏却扰苦行人，杨树易生沪上俗称“杨辣子”的毒毛虫。此虫色彩斑斓，遍体金绒，毒刺毛随风飞散。落于皮肤上，便会隆起硬红疙瘩，正中留有虫刺黑点，又痒又痛，徒手触碰，痛感尤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路边的白杨树全被挖走，山阴路改种法国梧桐，甜爱路种的是水杉。当年新栽上的只能算树苗，大约一人多高，光秃秃孤伶伶的，没有一根分岔的枝杆和一片树叶。现在山阴路上的梧桐依然根深叶茂，但是绝不是筑路之初就种上的。

过去山阴路上的住户，除了一些资本家、买办外，主要是医生、律师、教授、文人，但更多是大公司、大银行的高级职员。解放后，又加入了南下干部，而且多为高级干部。使得山阴路上的住户成分加上了红色的成分。

我所居住的千爱里在山阴路的编号为2弄，我没有见过山阴路1号或1弄。于是2弄就成了山阴路第一个门牌编号。

2弄又叫千爱里，1928年由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建造，为砖木结构，红瓦灰墙呈半圆形，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房。每幢楼前有一个小庭院，或者说小花园亦可，木护栏或矮围墙。建筑风格洗练简洁，小巧玲珑，为上海目前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日本小筑。

有人说这些房子的外墙是水泥拉毛，其实不然，外墙是用蚕豆大小的鹅卵石，我们称之为“石溜子”。小时候，把石溜子扣下来，当弹弓的子弹。后来大修，就把石溜子墙全部改成了水泥拉毛。

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

当时在此居住的都是日本人，我小时候听到的是这里住的都是日本军官的家，我住的那个门牌里住的是一个少佐。

其实，千爱里的大门应该是在甜爱路上的，对面就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东部守备营区”。抗战胜利，日军的司令部成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解放后，这个守备营区成为公安部队的军营，现在住的是武警部队及其家属楼。我小的时候，每天都可听到部队的起床号和熄灯号。

千爱里开在甜爱路上的通道很宽，足可以开进一辆小汽车。24号院子里搭有一间临时房，住在里面的人叫阿根，原来是给日本人看大门的，家里养了好几只猫。据说，原来他养的是大狼狗，日本人投降了，他的狼狗全被没收了，只好养猫了。现在他的房子已被改建并在甜爱路上开起了小店。

千爱里住户里知名度最高的要算是内山完造，他是鲁迅的好朋友。1929年他把他的小书店迁到施高塔路11号。从此，内山专心致志经营书店业务和从事写作。他的寓所也从北四川路的魏盛里迁到了千爱里。他住的3号，正对着书店的后门，从住所到书店非常方便。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赵家璧等寓居虹口多伦路、山阴路、溧阳路一带，内山书店与千爱里住所遂成中日左翼作家及进步人士的聚会之所。内山完造屡次掩护鲁迅于危难，助遭通缉的郭沫若东渡日本，陶行知被缉时曾避居书店；许广平被捕，经其担保获释；开明书店经理章锡琛、总编夏丏尊被捕，亦赖内山营救脱险。

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千爱里还有这样的故事，更不知道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旧址设在四川北路2048号工商银行，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工商银行的位置上原来是一家理发店。理发店到甜爱路口确实有一家书店——新华书店。我当时就一直没搞懂为什么书店都叫“新华书店”。千爱里弄堂口还有一家试剂商店。

千爱里还居住过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女性张琼，入党介绍人是杨开慧、刘少奇，后来还当虹口区的副区长。但是我不知道她住在几号。

其实她这个级别和类型的人在千爱里并不少见。千爱里的住户都是有些花头的，我不知道把这些“花头”写出来是不是算是暴露人家的隐私，还是不说为妙。那些住在后弄堂的部队干部，现在多数都已经搬走，说说也无妨。我自己原来住的42号，就住过空四军的军长周建平、政委江腾蛟，还有张副军长。张副军长有六个孩子，我和小六子和他的姐姐一起玩过。弄堂里还有一位姓狄的老头，整天在弄堂里骂骂咧咧，据说是受到彭黄的影响赋闲在家。30号和34号两条弄堂里住过几位局长，文革期间，在他们家门院墙外面墙上贴过很多大字报，我们也被迫知道了他们的名字。我们小时候，从来不敢称呼长辈的名字，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讳。

我们后来住的的院子里，有三棵法国梧桐，是东野的一位师长搬进来时栽下的，后来枝叶繁茂，遮挡了房屋的采光，住在33号的杨伯伯拿来了一把东洋军刀，一刀把中间的那棵树拦腰斩断。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把刀是他从一位日本少佐那里缴获的，首长特批他收藏此刀。

我当初以为这三株悬铃木就是古书中说的可以招引凤凰的梧桐树，所以就把自己的书屋叫作“山阴桐楼”。在这里我曾和一些文学青年组了一个诗社，像《红楼梦》中的诗社那般吟诗填词，互相切磋。

这座桐楼，这个诗社，营造了文学气氛，把我引上了文青的写作之路。

我有两个同学就住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他们的家长都是银行的职员，看来这幢房子是银行的资产。

千爱里的主出入口对着甜爱路，我们讲的甜爱路是指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甜爱支路的这段。这段路是1926年筑，是北四川路通往新靶子场公园的一条小路，取名公园靶子场路。因与千爱里相通，又称“千爱里路”，抗战胜利后，根据谐音改称“甜爱路”。

因路名“甜爱”，民间便衍生出一段附会传说：此地旧名田家宅，曾居一户财主。财主之女田爱，自幼知书聪慧，长成后才貌出众，远近闻名。宅中放牛少年祥德，机敏能干，兼做小姐陪读。二人两小无猜，情愫渐生，传为一段爱情佳话。于是在山阴路旁边就有了甜爱路和祥德路。

甜爱路被视为浪漫爱情之地，不是因为现在来道路两侧可以看到的二十八首中外著名爱情诗篇组成了“爱情墙”，而是在改革开放前这里是一条不通公交车的小马路，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这里路边昏暗的路灯十有八九都不亮，大都是被人用石子弹碎的。恋人们每对占据一棵树，既保持了距离，又互不干扰。

甜爱路59号曾是陶勇的住宅。其后一直是海军上海地区一二号首长的住所。

甜爱路上没有什么商店，路口新华书店有一家比较大的点心店，四大金刚都有，可以堂吃。路的西侧有一家剃头店，只有三个椅子，价格也很低，一毛五剃一次，我小时候一直是那里的常客。

紧挨千爱里的一幢大楼叫山阴大楼，建于1940年，属于装饰艺术派，三层钢筋混凝土公寓，配有铸铁珐琅浴缸和抽水马桶。建成时名为施高塔公寓（Scott Apartments），在山阴路上的门牌编号为16号。山阴大楼下有一家医院，解放初期叫联合诊所，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原来私人诊所里的。私人诊所在公私合营后变成了长春路地段医院，后来地段医院搬到了多伦路，再往后我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山阴大楼对面的单号，现在已经被拆迁重建了。只记得原来有一家菜场，大人们都叫它“代销站”，有四五开间的门面。旁边有一条弄堂，弄堂口里面有一个公共厕所。这条弄堂虽然口子开在山阴路，但另一头开在溧阳路，门牌号也是挂在溧阳路，是溧阳路1377弄的主弄堂。因为两头通畅，不少机动车常年“借道”穿行、甚至把这里当免费停车场，这条弄堂经常被堵死。但按照当时的管理体制，警察管不了里弄，居委会又没有执法权，这里就成了久治不愈的管理盲区。

2005年，四川北路街向市地名办申请，把这条弄堂正式“升格”为市政马路，这样交警、市容等专业执法部门就能按照交通管理的规定来管理乱停车、乱设摊的问题。于是山阴路的转弯角上的一条弄堂就变成长山路。

山阴路在这里拐了个弯，从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单号这边有连续几个弄堂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弄堂之间的小巷看似四通八达，其实却似走进了迷宫，从这个弄堂口进去的，转了一圈却从另一个口子出来。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像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

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然而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

四达里从1912年至1936年分批建成，砖木三层结构，三条支弄平行铺开，坐北朝南，联排式三层；外立面为红砖清水墙或水刷石墙面，屋顶为红瓦坡顶。现在的门牌为山阴路57弄。

各支弄的石库门檐花饰各不相同，其中一条支弄檐饰为仿古埃及石雕，另一条支弄檐饰为希腊风格装饰，是四达里区别于周边里弄的标志性细节。可惜我小的时候并不懂这些，完全分不清这三条弄堂的区别。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1929年左翼文学青年杨朝熙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1932年以“沙汀”笔名出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退出辛垦书店，从北四川路四川里迁居四达里。同年由周扬介绍加入左联。

“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主席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117号林鸿斌牧师家。

资料显示恒丰里始建于1905年，可施高塔路1911年才开始修筑，不知道当时住在恒丰里的人是怎么进进出出的。

恒丰里分新老恒丰里两部分，应该也不是一个年代建造的。

老恒丰里现在是山阴路69弄，早期石库门建筑，三层楼房，清水红砖，石库门门头有弧形、三角形两种样式，带天井、晒台，是规格较高的石库门住宅。

新恒丰里，山阴路85弄，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双坡屋顶、老虎窗，二层为主。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中共上海区委党校就设在此地。李硕勋、沈雁冰和杨之华等人曾在此学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号、84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

1945年5月，郭沫若自重庆回到上海，全家短暂在77号暂住；同时将重庆迁来的群益书店（群益出版社）设于此处，出版进步戏剧、文艺书籍。

恒盛里虽然门牌号码属于宝安路，但它与四达里、恒丰里形成庞大的弄堂群，在写山阴路时不可能落下它的。

恒盛里建于1930年，宝安路应该也是这年修筑的，所以就把弄堂的号牌挂在了宝安路。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30年代曾在恒盛里12号居住过。同一时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

方光焘是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曾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在留学时期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左联”。胡愈之是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亦为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章克标的名气似乎不如前两位，但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生金庸。

在三个“里”的门口两旁有几间店面，有一家三康南货店，小时候曾在那里拷过酱油。还有一家废品回收站，在那里卖掉家里的不少好铜好铁。还有一家理发店，价格似乎比千爱里口的四明理发店低一些。

对面的弄堂叫淞云别墅，从山阴路44弄和64弄，弄堂两侧，大门朝南的是正门，对面小门朝北的是前一条弄堂的后门。

44弄的弄堂口有两家一小开间的烟纸店，但从此之后山阴路双数号这边就没有店面了。

1920年代初，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在施高塔路南端拿地，建千爱里。

1931年“九·一八”后，中国的北四行之一的大陆银行资金南移，信托部以上海为重心做地产开发，在施高塔路中段连片拿地，先建了以“大陆”命名的新村，然后向南再建留青小筑和淞云别墅。

留青小筑在大陆新村南侧空地续建，1934年前后立项、1937年落成，假三层砖木、西班牙式拱形弄口、水泥拉毛、铁艺阳台。在山阴路的弄号为112弄和124弄。

1938年至1942年间日籍中共党员、红色情报员中西功与妻子中西方子住在留青小筑28号。中西功最重大的贡献是准确预判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

124弄弄堂底与千爱里仅一墙之隔，墙上开有一个小门洞，我们小学的时候去三中心的，省去了绕到山阴路头上的弄堂口拐回来的一两百米路。后来，住在这条弄堂的人觉得这样人来人往不安全，就在一天晚上组织人员把门洞堵上了。第二天，千爱里的人又把门洞扒开。一来二去，门洞终究还是被堵上了。

大陆新村在山阴路弄号包括132、144、156、168、180、192弄，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造，1931年建成。该建筑群为砖木结构红砖红瓦三层新式里弄住宅，共6排，每排有10个门牌。

淞云别墅、留青小筑和大陆新村都是大陆银行信托部筹资建造的，最早是先建大陆新村，以大陆银行的名字命名为大陆新村。

山阴路上的名人名气最大的就是鲁迅先生了。鲁迅故居就在大陆新村9号。

大陆新村的房子与山阴路上其他花园洋房或新式里弄相比，外观并不十分出众。虽然也带有花园，但面积可能不及千爱里的院子的四分之一；山墙及山花的形制很简单，没有许多漂亮的纹饰；窗户是木制的。不过，由于大陆新村6排小楼形制规整风格统一，形成一片颇具规模的红色小区，在山阴路上也是别具一格的。

鲁迅故居在五十年代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馆名是由周恩来题写的。

那时候的鲁迅故居好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参观的，据说要单位介绍信之类的手续，还有就是国外的旅游团，以日本游客最多。

我家距鲁迅故居不过十米，每次有外国友人来参观，居委的通知都会来打招呼，今天不要在阳台上晒衣服。我记得故居隔壁的10号似乎也与鲁迅有关，每次有外国友人来参观，住在10号的那位叔叔就会来到9号门口迎接客人。每到傍晚，我们还会和10号家的两个小女孩隔着阳台，打手势，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据说，我们住的房子原来有特务在此监视斜对面的鲁迅家。其实鲁迅家的两旁住的都不是省油的灯，10号住的是租界巡捕房的白俄巡捕，8号则住着日本改造社驻华特派员。鲁迅晚年萌生过搬家念头，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左右邻居情况复杂”。

茅盾先生也曾在大陆新村居住过。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沪，先寓居在静安寺附近，与鲁迅等人一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任行政书记。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迁至大陆新村3弄9号。1935年3月下旬，茅盾迁出大陆新村搬到沪西居住。

1946年3月，茅盾夫妇从香港返沪，重又入住大陆新村，不过不是原先的3弄9号，而是与鲁迅同弄的1弄6号。

大陆新村8号，也就是鲁迅故居的隔壁，是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谢旦如的家，他是1957年搬来的。

著名教育家范祥雍、出版家赵家璧都曾在大陆新村居住过许多年。

留青小筑对面、恒丰里北侧有一条小路——吉祥路。这条路从头到尾都是弹硌路，纯正的天然石头铺就，马路两边都是卖菜的摊头，是一个露天菜市场。85弄人家的后门一打开，就可以步入大饼油条、甜浆咸浆、豆腐花、葱油饼、羌饼的摊子。这个露天菜场具有供应早餐和新鲜菜蔬的综合功能。

偶有几家卖鱼的水泥台子，在菜市场收摊以后，孩子们在上面摆上两块砖，中间架一个竹竿，就可以打乒乓球了。竹竿架起的“球网”高度也是依据的，当时的乒乓球拍背面都有标记网高的刻度。大家不分是哪个学校的，一律排队，一局输的就下来，换一个上去，颇像是摆擂台，有本事的就不下台做“大王”。车轮大战，直到路灯亮了，还不肯歇手。后来修改了规则，连赢三盘必须下来。

吉祥路也是有悠久历史的，施高塔路筑成后，在周围的华界也修了几条马路，吉祥路便是其中一条。住在山阴路的都要去那里的露天菜场买，这里便被视为是山阴路的一条“弄堂”。

下午三点多钟放了学，先不急着回家，约了几个小伙伴，出门向左一拐便躲进了路口的小书摊。当时，上海马路上的小书摊并不少，但吉祥路口的这样规模的小书摊却不多。首先，它建在屋棚内，装有电灯，刮风下雨，天色暗下来照样可以借阅。书架是固定的，三面墙排成一圈，上下六、七格密密麻麻挤满了小人书——连环画，“库容量”绝对充足，我们想要看的书都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书摊，使我早早地接触了古代“四大名著”（那时对《红楼梦》不感兴趣，添一个《封神榜》）。上世纪60年代初拍摄的《今天我休息》电影，里面有一场胖子关宏达为“马天民”收集菜叶去喂猪的戏，就是在吉祥路拍的，镜头里居然出现了这个小书摊人头攒动的景况。

吉祥路路口北侧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中心小学，门牌号是山阴路103号。

三中心小学创建于1920年，前身为日本第一高等女学校。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后更名为施高塔路小学，后更名为第十七区中心国民学校。解放后，改名北四川路区中心小学，1956年改现名。

1965年，我从南京军区一一七幼儿园毕业后，进入三中心小学读书。虽说我是对口入学，也可能是军人子弟照顾入学，但是入学前还是问了我几个问题，好像是树上十只鸟，水中十条鱼，打了一枪，还剩多少，我大约是回答鸟一只也没有了，十条鱼还在。

上课学的是语文、算数、音乐、劳动、体育、画图。校长叫金淳，班主任叫平月珍，算数老师叫张德兴，音乐老师叫毛蓓蕾，体育老师叫张定，画图老师叫周康。我刚入学时上下课没有电铃，是门房间的马伯伯敲钟。后来又开了英语课，老师姓沈。加入少先队时，知道了辅导员叫沈功玲。

后来我的女儿也进了三中心读书。

三中心门口沿街有一家点心店，还有一家名叫大同的食品店。

再往北，在大陆新村的正对面就是东照里，是1920年由日本侨民自行建造的仿日住宅区，取名“日照里”。抗战胜利后改名“东照里”，编号为山阴路133弄。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这里在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

花园里始建于1927年，为日侨聚居区，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现为山阴路145弄。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1928年至1932年尾崎秀实任《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德国人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花园里向北是兴业坊，花园里和兴业坊之间有几家店铺，有一家粮店，还有一家居委食堂山二食堂，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居委会办的。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在这里搭伙，中午下学在这里吃饭。阿姨问我吃什么菜，然后边报数字，边从一个绣着我名字的布袋袋里拿出相应的饭菜票。这家食堂结束于何年何月，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也已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

兴业坊的弄号是165弄，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1937年“八一三”前后，兴业坊被日军占作使馆人员宿舍。抗战胜利后，由当时善后救济总署接管，后仍将产权归还兴业银行。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数月后迁至霞飞路。

左翼戏剧“大道剧社”1931年1月在兴业坊17号成立，大道剧社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直接领导的基干剧团，由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组建，核心成员包括赵铭彝、郑君里等。这里既是剧社的排练场又是剧社的办公室，也是社员临时宿舍。剧社建立后曾多次与大夏、光华、暨南等剧团联合演出《马特迦》等剧目。九一八事变后，剧社演出田汉编写的反映学生抗日斗争的《乱钟》《解放》等独幕剧。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在田汉带领下，大道剧社的演员们纷纷奔赴抗日前线。

左联作家周文、郑育之夫妇曾在87号居住。

山阴路181号是虹口区第三中心幼儿园。其前身为市立施高塔路小学附属幼稚园，后更名为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因为立面用爱奥尼柱式，所以有人将其称为“山阴路爱奥尼别墅”。该建筑只是笼统地被归入了“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我的小妹曾入托此园。

三中心幼儿园北面是山阴路191弄，说是弄堂，其实就是一个通道，两边就是一幢幢小洋房。我小时候的朋友登登，就住在紧挨着三中心幼儿园那个小院，他家有乒乓房和汽车房。小学有三个同学住在登登他们家对面，也是部队子女。后来部队换防，他们就转学走了。

接着往北是山阴路209弄，1936年建造，砖木结构花园里弄。这里原来是中央储备银行高级职员住宅，但是并没有像其他弄堂那样被称为“中央里”。

209弄与山阴路四达路口以及溧阳路的房子一样，都是青砖墙体、四面坡红瓦屋顶的英式洋房，每两幢连在一起，房屋和花园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镶嵌着砖红腰线，圆形的门窗中央都有既美观又在力学上起到坚实稳定作用的拱心石。

再回到双号这边，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向北就是文华别墅（山阴路208弄和210弄）。这是1926年由美籍建筑师设计，益丰钱庄投资建造，在山阴路上算是资格比较早的新式里弄建筑。整个建筑群为砖混结构三层，仿西式建筑。外立面凹凸多变，东向为折叠式。人字形屋架，硬式山墙，清水红砖墙，红瓦坡顶，平拱钢窗，阳台局部出挑，直楞式几何形铸铁栏杆。单体式样统一，使用功能齐全。每户设卧房、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等成套设施。室内硬木地板，柳安木装修，石膏粉饰。

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现代翻译家宋桂煌曾先后在该弄18号居住。

216弄建于1930年代，日式背景的联排住宅，砖木结构三层，早期多为日侨产业。新式里弄风格，早期即配备抽水马桶等成套卫生设施；水泥拉毛墙面，部分带小庭院。一共只有6个门牌，没有跳号，也许是山阴路最迷你的弄堂。

陶晶孙旧居（216弄2号），门口设有虹口区挂牌纪念铭牌。陶晶孙上世纪30年代中期定居于此。陶晶孙是左联作家、医学家，中国木偶戏早期开拓者；妻子陶弥丽是郭沫若夫人佐藤富子的妹妹。

对面是229弄，叫施高塔路时就是这个弄号。建于1930年代，典型的英式建筑风格。保留了大片青砖墙体，红瓦四面坡屋顶，立面有圆拱形的外廊设计，还设有老虎窗，整体感觉非常沉稳典雅。砖木结构，大多三层，部分带假四层，每幢自带私家庭院，红砖立面、拱券窗，海派花园住宅风格。1至6号为三栋大致相同的联排住宅，7至9号为毗连式公寓。

当初这里是中央储备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4号是台湾著名导演杨德昌童年旧居。他父亲在中央印制厂任职，母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都属中央储备银行系列单位。1949年杨德昌随家人离开上海迁往台湾。此处仅为出生地，没有虹口区官方挂牌纪念铭牌，没有旧居文保认定，仅文献史料记载。杨德昌曾和妻子蔡琴专程来此寻根。据说当时他们拿着父亲手绘的地图在弄堂里转悠，最后在热心邻居的帮助下才确认了旧居位置。

对面的226弄，建于1937年，建成后就成为“施高塔里”，属于毗连式公寓，规模不大，一共只有3个门牌。现在看到的建筑是2004年拆除老建筑以后重建的，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做到的。

226弄旁边新编一个号码228号，这幢建筑也是后来修建的，应该是和226弄的拆建是一类行为。

山阴路靠近四达路一带两边都有几栋独立的英国都铎式四面坡洋房，其中242号的房子颇为抢眼。242号过去的主人是一位上海铁路局局长，其女儿叫林晓薇，在江湾路小学读书，她中学进了外国语附中，那所中学因为政审标准特别严格，平民子弟通常很难进入，基本上都是保送的高干子弟。林晓薇是66届初中毕业生，文革中她上山下乡去了黄山茶林场，在1969年7月的一次山洪爆发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不幸身亡。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黄山十一位知青英雄”。

与242号洋房隔路相望的是四达路上的一栋独立英式洋房里，曾住过海军政治部秘书长柳夷。他也是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海军报社社长。柳夷有个儿子，我小时候人们叫他“柳胖”，他是海空军干部子弟组建的“海鹰大队”的参谋长，海鹰大队还有“Large”、“刘阿斗”、“红皮鸭蛋”等人，我曾去柳胖家玩过。

四达路原名巨籁路（Julia Road），与施高塔路（Scott Road）一样，也是一条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马路。1943年汪伪当局接收租界、清理洋名，改名“四达路”，取“四方通达”之意。

柳夷家隔壁有一家聋哑学校，然后是一片住宅区，是海军的家属区，我们都称之为“海军大院”。再往东就碰到宝安路了，就与山阴路不搭界了。

275弄在山阴路并不算太有名，但它也是1930年代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期建造的花园里弄住宅，一共4幢，均为三层楼房，设计者为原田，偏向英式花园住宅风格，红瓦四坡屋顶，屋顶折线丰富，设置多种老虎窗，局部带有八角形凸窗体量，每栋自带小型庭院绿地。建成之初是较高档出租住宅，多为中产阶层租住。

山阴路274弄是建于1930年代的英式住宅群，建筑风格带有“安妮女王”时期的特征，外墙采用青红砖相间，配有古典窗间柱和圆拱设计。弄堂由两组建筑构成，北侧1号到7号是一幢7单元长的联排式公寓，南侧8号到11号是4幢独立式花园住宅。说是一条弄堂，其功能已经是一条路了，但是并没有像长山路那样改弄为路。它一头连着山阴路，另一头通向鲁迅公园围墙边的甜爱路，因此成了一条行人如织的交通要道。最近几年，弄堂里的住户纷纷破墙开店，从饮食店、水果店、服装店，到理发店、南货店……再加上打游击的各式地摊，把一条弄堂要道塞得满满当当。

274弄对面是277号，1954年4月由上海市电信局投资修建的三层“电信招待所”，1957年3月定名上海邮电招待所。现在为上海长寿家园养护院。

上海邮电招待所斜对面的山阴路292号是一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堪居山阴路之首。这里曾经是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的居住地。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也是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和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小时候我们从来没见有人进出这扇铁门，能见到的只是一辆黑色轿车从铁门里开进开出。铁门边有个电铃，附近的顽皮孩子老是恶作剧地去按电铃玩，他们按几下后就逃得无影无踪，等勤务兵出来开门却从不见一个人影。虽然小时候刘浩天的儿子常来我们院儿玩，但我从来没进过他们家的大门。

山阴路303弄，据说上海沦陷时期是日本军人的宿舍和马厩。在大跃进的时候建造了两幢简易的二层楼房，建造速度很快，建成后当典型组织群众参观。就算是“多快好省”，这幢房直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里面照样住满了居民。

山阴路的末端有一条叫“青庄”的里弄（今山阴路343弄），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我小的时候管篱笆墙叫“墙篱笆”，篱笆围墙大约有两种，一种是用毛竹劈成两指宽两米多高竹爿，竖着编成篱笆，一般还要涂上黑漆或柏油，我住的千爱里院墙就属于这种。还有一种是用细竹子，像织布似的交叉编成三米多高篱笆墙，我在乌鲁木齐北路和衡山路经常看到这种篱笆墙。

青庄里的住户多是与基督教有关的宗教人士。

青庄的1号住户显得与众不同，他就是著名的宗教领袖吴耀宗。吴耀宗抗战期间就常与周恩来有来往。1949年9月，吴耀宗代表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

3号住着另一位宗教领袖刘良模。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刘良模和徐悲鸿、梁思成等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

积善里南面原来有一大片空地，只有寥寥几间平房。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建造了一幢六层住宅楼，成为山阴路沿线上少见的“新工房”，弄号编为山阴路310弄。

310弄是在积善里旁一块空地上抠出来，正宗的积善里现在叫山阴路340弄。

积善里门头题字落款“乙丑孟冬”，对应1925年。砖木结构，红色平瓦坡屋顶，清水青砖外墙配红砖水平饰带，弄口过街楼为水刷石墙面。每户门楣模仿江南传统仪门，砖雕青瓦压顶，区别于后期西式门楣。弄内各户门楣刻有“积善余庆”“惟善为贵”“知足常乐”“竹苞松茂”等劝善格言，多出自清代《格言联璧》，与“积善”之名呼应。坚固的雕花石框紧箍两扇黑漆大门，门中央悬两个铮亮的黄铜环，是典型石库门样式。

弄口墙角嵌有一块刻着“MCR”（Municipal Council Road）字样的英文界碑，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代的实物印记。

界碑一侧是租界管辖的山阴路，一侧是华界的祥德路，巡捕军警以此划线，形成“同一段路，两个世界”的特殊格局。

于是这片灰色地带成为进步人士的隐蔽活动区域，鲁迅在附近大陆新村写下的《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自“租界”二字各一半，暗指这片半租界区域。

山阴路到此结束，我的回忆却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