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泥巴的人”

“姥爷，给你拍张照，”三表姐拿着方形的老式相机对着爷爷说，舞动着轻巧的动作，向爷爷身边走去。她穿着浅色的衣衫，留着长长的秀发，飘来飘去，脸蛋稍圆，面色白里透红，在那时候的老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美女了。爷爷看了看她，淡淡地说：“还是别拍了，都要进泥巴的人啦。”说罢，轻轻一笑，脸庞上苍老的皱纹和斑痕舒展了很多，平静地看着我们。三姐没给爷爷拍照，倒是给我拍了几张很不成样子的照片。那些照片质量很差，没有好好保存下来。

爷爷的笑，爷爷的那句话，让我想了很久。多少人都想拍张照片，留个永久的纪念。而爷爷却不想，不在乎，还对此轻轻一笑。我甚是不解。他的笑，他的话中或许有着对生命有着不同的领悟吧，那时年幼的我是无法理解的。留下的照片或许将来某一天也会像没有生命的躯壳一样，埋在土里，消失在大地中，没有一点痕迹，不会有人留意的。

奶奶和大爹有时候会讲一讲爷爷的往事，而爷爷却只是少言寡语，一如年幼的我，总是望着周围的一切发呆。一提起爷爷，奶奶时常会说，“你爷爷是死过一回的人啊。”这句话中，似乎有着多少的沧桑和苦难。

奶奶和大爹告诉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时常推着独轮车装着几百斤的食盐走南闯北去卖。那时候，世道很乱，盐成了很紧缺的东西，爷爷的辛劳换来了很大的回报，几乎每次带回来沉甸甸的洋钱，把大把的钱撂在家里，自己再带点本钱出发。不知怎么的，我们家让周围的土匪盯上了。一天，一伙土匪闯进了我们家的小院。太奶奶听到动静，赶紧从里面闩上堂屋门，捂着二爷和姑奶奶的小嘴巴，不让他们出声。土匪们院子里呼里哗啦翻了遍，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他们丧心病狂，使劲儿踹我家的堂屋门。太奶奶悄悄拿起长长的扁担，从门边缝伸出去，对准土匪的头狠狠地打。土匪被打得直冒鲜血，哇哇大叫。姑奶奶很小，受到了惊吓，喊了一声“娘！”土匪正要走，一听到这个喊声，马上拐回头来，对着门边缝开了两三枪，太奶奶就倒在了地上。土匪们又踹了几次堂屋门，没能踹开，扫兴地走了。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心难以平静。生活在这个太平安稳的时代，我们是多么地幸运啊。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都会心潮澎湃。我们家有一位烈女，一位女英雄。她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了我们一家人这么一个道理：凡是到我们家来闹的，要付出血的代价。人是站着活着的，就是死也得站着。

爷爷的腿早就不灵了，只能双手按在地上，靠着腿上一点微弱的力气慢慢地爬动着。他没法到灶台上来端饭，奶奶或姑姑做好饭，我送到他手里。他端着碗，用筷子夹点饭菜，放在嘴巴里。嘴巴里牙齿都掉光了，只能动几下，慢慢地咽下去。有时候，我吃完了，就一点点地喂着他吃。吃完饭，触碰到他的手指，总觉得他的前两节手指不听使唤，好像没有连在手上。闲的时候，我会对这几根手指感到好奇，不停地摆弄它们，它们已经脱离了筋骨，只是有一层皮包在上面罢了。爷爷看着我只是呵呵地笑。一旁的奶奶说：“你爷的手假掉了，腿脚也不行了。那都是以前跑反逃亡的时候，大冬天过河冻坏的。”后来，奶奶还告诉我,“你爷脖子根上那道深深的印儿你看到没有？那是鬼子捅的。”奶奶讲的东西好像很遥远，我不怎么懂。

大爹也经常给我讲爷爷被拉上战场的事儿。民国那些年，到处打仗，老百姓没有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政府经常到乡下抓壮丁，弄得鸡飞狗跳。连结亲娶媳妇这种大事都不敢张扬，得悄悄地办。有人在刚入洞房的时候，被抓了过去，拉上前线，再也没有回来。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当兵，哪个寻常百姓家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到枪林弹雨中一去不回？

一天晚上，爷爷刚好做完生意回到家，正要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门被人踹开了，三五个人拿着枪进来，抓住爷爷使劲儿往外面拉，奶奶也抓住爷爷胳膊，想奋力地最后拉上一把，但还是没有扭过那几个大男人的气力，爷爷被强行带走。他们这批壮丁很快集结起来，穿上了军装，拿起了沉重的步枪，看起来倒也有模有样，像一支军队。可战事紧张，没经过任何训练，就出发了。部队昼夜兼程，跋山涉水，向西南方向行进，就要靠近武汉了。走在前面的兵忽然喊了句，“鬼子来了！快跑！”大伙儿抓起跨在肩上的枪，慌张地往回撤，结果一大堆鬼子从四面黑压压地围过来。平日在家种地的人哪见过这样的场面，抓着枪愣愣地看着，一动不动。外围的人本能地开了几枪，一个鬼子也没打中。日军的指挥官大概看惯了这样的场面，一道简短的命令下去，鬼子们大步走过来，麻利地将爷爷他们手里的步枪夺下来，扔在一边。接着，另几个鬼子扯起长长的绳子，将爷爷他们三三两两地绑在一起，爷爷被绑在了后面。鬼子将他们赶到空阔的地方，把他们拉成一条直溜溜的横列。在耀眼的日光下，那位指挥官要喊了句简短的命令，手臂向前一挥，鬼子也站成直直的一列，刺啦一下从腰部抽出东洋刀来。那刀在日光下亮得让人发晕。鬼子挺着这长长的东洋刀，气势汹汹地刺向中国人的胸膛，刀身一下子就整个地穿进中国人的躯体。意犹未尽，鬼子还死死地向前用力捅。精疲力竭时，鬼子一脚踹到中国人的腹部，蹬住腹部，把刀使劲儿地拔出来。一声声惨叫，爷爷他们就这样倒了下去。爷爷被压在下面，不能动弹，失血很多，很快昏了过去。傍晚时候，钻心的痛让爷爷醒了过来。爷爷睁开眼，看到天空中的云霞和身下的土地一样地鲜红鲜红的。这支队伍里面爷爷是最幸运的，只是脖子上被刀刺了，没有大碍。鬼子走后，爷爷使劲儿翻动着身躯。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从一边传来，“老哥，救我！”爷爷循着声音的方向，滚了过去。爷爷靠近他，用嘴巴咬住绳子一点一点解开。那人得救后，也解开爷爷背后拴着的绳子。那个人受了很重的伤，爷爷扶着他站了起来。他们等了片刻，再也没有听到其他的呼救声。这支从我们老家阜阳开拔过去的部队只剩下爷爷和他的这位战友。后来，听大爹说，这位战友叫吴起慎，好像家住离阜阳不远的程集。跟爷爷一起逃亡回家后，一直杳无音信，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

97年年底，天冷得厉害，老古沟里结了厚厚的冰，爷爷老弱的身体抵不住冬日的严寒，大病一场。医生在家里面给爷爷看病，昏黄的煤油灯映得墙上出现了模糊的黑影。爷爷死死抓住床边的竹棍，使劲儿往黑影上敲过去，对着黑影喊道：“李万业，我瞧你敢过来。我敲死你。”

后来，从周围的老人和奶奶那里了解到，李万业是我们这里的恶霸，就住在古沟南岸的南小庄，身上老揣着一把盒子枪，是个难伺候的人。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他马上就掏出枪来。爷爷不知道怎么就得罪了他。他在家门前，古沟对岸，掏出枪来，声言要灭掉我们全家。爷爷的小叔听到此事，赶忙踩着古沟的冰，到了南小庄跟李万业讲和。经过明凤苦口婆心的劝解，李万业总算把枪缓缓放下，但爷爷必须马上给他奉上一袋子豆子。爷爷没再跟他争，从屋里扛了一代豆子，踩着滑溜的冰，向南小庄走去。走到古沟正中间的时候，李万业突然举起枪，明凤非常警觉，身子往枪口上微微一侧，枪声响起，子弹打在他的肩膀上。爷爷将一袋豆子交给了李万业，此事算是了结了。这位小叔救了爷爷一命，我们家一直感念在心。

听了这些故事，我深感爷爷的一生真是不易，光我知道的这些已经是惊心动魄。真希望他在太平的年月里多活些日子。

99年冬天，爷爷再次没有抵御住冬日的寒冷，犯了重病，一天一天不见好转。父亲那时候在上海做生意，家里面唯一有点力气的就是我了。我没有请假，就回到了家里，照顾爷爷。爷爷有点不好的症状，我马上跑出去找医生，穿着胶鞋的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呼啦呼啦的声响。爷爷不见好转，我连期末考试也没有参加，就一直在家里面看着他。

可那一天还是到了，爷爷早上说：“我要和红糖水。”我给前来的姑父说了下，姑父立即就感到彭店街上买了一袋回来。晚上，我和奶奶专门给他做了面余汤，放些糖，端了一碗给他喝。他喝了之后的样子看起来很安详。我和奶奶便脱下衣服，钻到了被窝里。一个钟头的样子，听到爷爷那里呼噜一声有什么东西吐出来。大爹赶紧凑到他跟前，喊道："俺大，俺大。“久久没有应答，大爹对我们喊了句：”俺大不行了，赶快过来。“我和奶奶赶紧起身，赶到堂屋，见爷爷已经紧闭上眼睛，瘦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和大大小小的斑痕。

爷爷葬在了古沟边上的田里，堆起的坟头比我当时的个子还高。

阴冷的冬日过去，春回大地，麦苗飞速地生长，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坟茔湮没在一片广阔的浓绿之中，如卑微的大地一样，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爷爷真的进了泥巴，成了这片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有着大大小小的裂纹，正如爷爷曾经的皱纹，写满了岁月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