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牙疤》

我的鼻梁上有道月牙形状的疤，是童年镰刀轻吻过的印记。今年麦收时节，那记忆深处的金色麦浪、乡野的喧腾以及土地灼热的呼吸，又倏忽苏醒于脑海——那道浅痕，仿佛也隐隐发烫起来。

九十年代初的农村，麦收宛如一场盛大而庄重的全民仪式。那是土地对人们一年辛勤劳作的慷慨馈赠，也是乡村生活中最为忙碌且充满希望的节令。布谷鸟在枝头的声声啼叫，犹如大自然吹响的麦收号角。金黄灿烂的田野，承载着农民们一年的希望，也丰盈着家国的粮仓。

“麦收有五忙，割拉碾晒藏”——这句农谚道出了传统麦收的精髓。那时没有联合收割机，全靠人力完成这不可或缺的五个步骤。天色未明，人们便早早起身，扛着磨得锃亮的镰刀，走向金灿灿的麦田，趁着清晨的凉爽多干些活。除了年迈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全家基本齐上阵。当时还有为期一周的“麦收假”，于是我这“半个主力军”也跟着姥姥姥爷下了田。

姥姥蹲在我身旁，她粗糙的手掌覆盖住我的手背，教我：“左手握紧麦子，右手镰刀斜贴着麦根，手腕用力。”她话音未落，手腕轻轻一抖，麦穗便顺从地倒下，在她身后铺成整齐的麦垛。我笨拙地模仿，镰刀却总在麦秆上滑脱，或是不经意间划破指尖。汗水流进衣领，腰背酸痛如被无形重物压弯。那镰刀似乎有了生命，带着狡黠与笨拙的我周旋——终于一次失控的滑脱，冰凉的刃口闪电般掠过鼻梁，留下瞬间的刺痛与温热……姥姥惊唤着我的小名，慌忙用衣襟按住伤口。鲜血染红了麦秆，也染红了姥姥眼中的惊慌。那镰刀割开的，是麦秆，是皮肉，更是岁月深处一道永恒的门缝——从此，麦收的气息便永远浸染着血的微腥，烙印在鼻梁之上。

待日头爬过东岗，大片麦田已然伏倒，金黄的秸秆参差排列，宛如被风揉皱的绸缎。收割完的麦子，捆扎好后便用架子车拉到打麦场。那里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打麦场一家挨着一家，收回来的麦子各自堆在场地中央，等待后续处理。暂时闲置的场地，也常借给邻里使用——那时节，乡里乡亲都是彼此帮衬的。大人们将麦捆解开，把麦穗摊铺在场院中央，形成一个厚实的圆形麦毯。姥爷给家里那匹老黄牛套上绳套，拉着沉重的石磙，沿着大圆圈一遍遍碾压。不知转了多少圈，麦粒终于脱壳而出。这圈数自有讲究，全凭经验拿捏——既要确保麦粒尽数脱出，又不能将麦粒碾碎，分寸都在农人的心里。

碾压的过程中，姥姥手持“洋叉”（一种木柄铁叉），不断将边缘未被压到的麦穗挑起，补充到石磙即将经过的地方。如此反复，直到麦粒基本脱尽。接着，再用洋叉将压扁的麦秸挑起、抖落残留的麦粒，然后堆放到场边，垛起一个个小山似的麦秸垛。场里剩下的麦粒混杂着麦壳、尘土和碎草，需要借助风力“扬场”。扬场用的是略带弧度的木锨。人逆风而立，铲起混杂的麦粒，奋力向上风头扬去。风吹走了轻飘的杂物，沉甸甸的麦粒则簌簌落下。如此反复，面前渐渐堆起一座干净金黄的小麦山。扬净的麦粒再用塑料薄膜盖严实，待第二天骄阳高悬时摊开暴晒。晒麦子需将麦粒均匀铺开，确保晒得透干，方能防虫防霉。最后，将干透的饱满麦粒铲进蛇皮袋，拉回家中储藏，一年的口粮才算稳妥入仓。

今夏回乡，几亩地的麦子，联合收割机眨眼功夫便颗粒归仓，麦粒直接装袋拉回家，这不知省却了“手工”时代多少道繁杂的工序。我儿时经历的那种麦收方式，早已成为农耕文明的一页记忆，悄然尘封于历史的册页。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鼻梁上的月牙疤——指尖所触，是岁月颁发的一枚微凸勋章。镰刀寒光一闪的惊惶、姥姥衣襟上沾染的血痕、麦场上金雨落地的簌簌声，乃至老黄牛沉重的喘息，都沉淀于这小小的印记里。它已不是童年惊惧的残痕，而是光阴窖藏的一枚琥珀，将那些与麦穗一同拔节的晨昏、祖辈掌心传递的温热、整个村庄在骄阳下共同起伏的金色呼吸，永恒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