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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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入职教师工作以后，从专科到本科，从硕士到博士，从小学语文教师，到中学数学教师，再到大学数学教师培训教师，我走过了许多铺着方形瓷砖的地面、装着塑钢窗的学校里的精致、豪华教室。但是，一遇到风吹草动时，却自然地忍不住回头想起1975年杨柳圩里的那间伴着我渡过整个小学学校生活的教室。
一
那时，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杨柳公社爱国小学的那间教室是土坯墙、稻草顶的，狭窄、低矮、昏暗，这是一个复式班级教室，里面装着三十五名从二到四年级的学生——一群大大小小的农村孩子。我们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念书、写字、听老师讲课。圩区平原上的风吹着，从这间教室的漏风的窗或墙缝里钻进来的时候，连讲台上的粉笔灰都飘着秧苗、野草、柳树与泥土的清香气。
爱国小学校园四周被广袤平坦的稻田包围着，坐落在一块略高于稻田的地面上。六万亩面积的杨柳圩是国家在沿江地区的重要粮仓之一，在这一块平原上，春夏之交的风从来不会是空吹着的。纵横交错河堤上的杨树与柳树垂着一团一团的新绿，浅白或嫩黄色的飞絮像细碎的雪，漫过稻田，落在星罗棋布的田埂上、村庄里与我们校园里。早稻秧茁壮成长，正在水田里拔节，清晨静得能听到秧苗分蘖的声响，蛙鸣声裹夹着湿软的潮气，向人们扑来，河岸边间杂在杨树柳树之间偶尔的桑树也抽出来嫩条，旷野的风一吹，桑叶的清苦味儿混合着泥土的腥气，就会漫过整个杨柳圩。
我的父母亲都是特别勤快的人，天不亮就都起床做事情了，奶奶更是起得早，早饭也就比其他人家熟得早。我起床后，即刻捞一大碗厚粥，三下五除二地咽下肚去，接着，背着奶奶用大毛巾为我缝制的书包去上学。我每天早晨总是比其他同学早得多赶到那座小学校园。我们的教室有两把钥匙，班主任张业胜老师，教我们这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还有音乐，把一把钥匙给了我，让我每天早晨到学校打开教室门，迎接其他同学进教室，还有一把钥匙攥在校长张世庆先生的手里，因为校长在工作日内一定住在学校里。
张老师把我的这把铁钥匙的柄上缠了两圈已经发黑的旧胶布，经他手留在胶布上的粉笔灰，直到现在还有些微末嵌在那里，黑中泛出了淡淡的点点白颜色。在早晨上学与晚上放学用过钥匙以后，我每天把它揣在最贴身的衣兜里，每当我跑动的时候，这把钥匙隔着内衣轻轻地触碰着我的肉体，已经被我的衣服磨得发亮了，那块缠上去的旧胶布也毛边四起。我心里清楚，这把钥匙代表着揣着班主任张老师对我的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二
在这春夏之交的时节，那天清晨与这个季节其他的清晨没有什么两样。铺天盖地的杨絮与柳絮在风中飘舞，随着东风闯进了我们的小学校校园，我很早就来到我们的教室前，掏出钥匙打开教室的双扇门门锁，习惯性地轻轻一推，教室门便“哇”一声向两边分开。就在我抬头看向黑板的瞬间，浑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凝固了起来——木制的那块不大的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像，两只眼睛被人使用尖锐的东西狠狠地戳破了，摆在那里的是两个黑黝黝的洞，在清晨微弱的光线下，像是两个没有温度的窟窿。
这就不自觉地引起了我心理上的强烈反应，我所参加过的，或者听人说过的那些批斗地富反坏右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残酷场面，立即投射到我的脑幕上，我的两腿不由得抖了起来，两手发冷，浑身酸软了下来，整个大脑一下子蒙圈了。傻傻地站在教室门口，僵在了那里，几乎连呼吸都忘记了。
风从土坯垒就的窗缝里钻进教室里，吹得那幅毛主席画像的边角轻轻地晃动着，往常听惯了稻田中的蛙鸣，此刻，仿佛是从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传来的，但是却像是很大的声音在震动着自己的耳鼓。虽然如此，我的心里还是非常清楚的，没有想到如何立即修复这幅毛主席像，甚至没有敢往教室里多走一步，便反手“咔嚓”一声将教室的门锁死，手里紧紧攥着这把带着体温的教室钥匙，沿着村落与田埂连结而成的乡间小路，脚不沾灰地向班主任张业胜老师家飞奔而去。
露水打湿了我的赤脚，没有感到清晨的寒意。平时裸露着两脚走在带着野草的田埂上，往往通过眼睛仔细观察地面，选择落脚的地方，而此刻，尽管地面上坚硬的东西被踩在自己的光脚掌下，也感受不到刺痛，秧叶上的露水珠蹭得裤腿全是泥点，我也无法顾得上这些细节了，一路上连头都不敢回，总是觉得背后有什么人和东西在监视着我，就这样慌不择路地飞奔到张老师的院门前。此时，我上气不接下气，话都难以从嘴里说出完整的句子，对着张老师，只用手指向了我们学校所在的北方。
张老师正在院子里刷牙，感觉到了我心里的反常，立即停止了刷牙的动作，嘴唇上满是牙膏形成的泡沫，微微地对我笑着，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那意思是让我不要紧张。然后，他漱了口，用手擦了一下嘴巴，等着我说话。
在张老师面前，我的心里有了一种松弛感，冷静了下来，跳跃性地向他诉说今天一早教室里出现的突发情况，他终于理解了我想要说出话的意思。于是，张老师略一思索后，没有叫喊，没有埋怨，没有慌乱，甚至于他的脸上没有显示心里突然激起的波澜，显得十分冷静。用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量，低声地对我说了一句：“别声张，跟我来。”转身拿了一条板凳，迅速地站了上去，从自家堂屋的墙上，极其细心轻轻地揭下了那幅端端正正地挂了多年的毛主席像，然后，用他正在阅读的一张新报纸小心翼翼地包裹好，夹在胳膊下面，带我一起直往学校奔去。
此时，大面积的圩区这个季节早晨特有的雾气逐渐散去，天已经大亮了，生产队社员们在队长下田劳动的哨声督促下，三三两两从家里出来，自觉地汇成了队列，奔往田头去劳作。一路上，人们不断地与张老师打着招呼，张老师却没有显出一点点慌乱，恰如平时与他们相遇一样，他笑盈盈地应答着社员们的问候。
一望无际的杨柳圩上的风逐渐地加大了，带起了杨絮与柳絮的飘动，风里依旧是满圩的禾苗、野草与泥土的香气。来到了教室门前，我迅速打开了门，张老师没有让我靠近放置黑板的那面墙，他自己站在板凳上，慢慢地把墙上的已经破损的画像揭下来，再把自己带来的那幅画像，端端正正地挂回到原来画像的位置。然后，用指尖轻轻地把画像的四角或边缘一一抚平，正如平时整理我们的躺在它的办公桌上的作业本那样仔细。
张老师做完这件事后，这间土坯墙稻草顶的教室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从板凳上跳下来，拍了一拍手与衣服上所沾染的墙灰，淡淡微笑地看着我，声音像是落在草叶上的露水一般轻：“这件事，就我俩知道，以后你不要与任何人提起，包括你的家人。”我会意地点了点头，把那把缠着胶布的铁钥匙重新揣回到我的衣兜里。到此，张老师回家去取准备今天上课的教学材料了，教室里剩下我一个人，就像平时一样，在安心地背诵古诗。一天的乌云就这样地瞬间散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同学们才断断续续地从家里来到教室。张老师与我刚刚紧张地忙碌的那些事情，在教室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那天以后，我们教室的门依然是由我每天早上来打开，柳絮依旧会飘进窗台，落在由土坯垒成的墩子，墩子上平放着比较宽的长条木板搭成的简易课桌上。学校以外，一大田一大田的早稻秧苗，一天比一天兴旺，稻穗已经渐渐地含苞待放了。
三
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已经藏了五十多年了。那时，我无法想到张老师的紧张心情。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为张老师的急智所深深震撼！试想，在那种激烈政治运动形势下，我只是一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十岁孩子，没有成年，在学校班级教室里出事，虽然由于我保管了钥匙，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毕竟只是接受教育为主。而张老师则完全不同，这把钥匙本应该由他自己保管的，让我每天早晨来开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此他有推卸不了的责任。虽然张世庆校长那里还有一把备用钥匙，而张世庆是公办教师，如果追查到他身上，那更是一件惊人的大事，因此，从张业胜老师当时的心理处境来看，这项牵涉到张世庆校长的更大压力依然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因为，在当时，“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意味着什么，张业胜老师自己是再清楚不过了。
后来，我见过了许多更大的场面，经历过不少更急的风浪。每当遇到某些关键性的艰难节点之时，总是忍不住想起杨柳圩上的那个春夏之交飞絮满天的早晨——一个少年手里攥着一把自己班级教室钥匙的慌张心理，和一位教师不动声色稳妥的心理定力。对我来说，这个现场是一堂极好的教育课。张业胜老师的急智，没有让一件猝不及防的意外事件，变成为压在一个孩子心头一辈子的石头，他选择使用最平静的方式，把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风波轻轻地揉进了杨柳圩软乎乎的春夏之交的暖风里，从而随风而逝了。
如今再回到杨柳圩老家，那座土坯墙、稻草顶的教室已经没有留下一点踪迹了，被两幢三层楼，并且打造了围墙的崭新小学校园所取代，可广袤的杨柳圩上润湿的风，从一望无边的平展展的稻田吹到校园里来的时候，禾苗、野草与泥土的气息，还是与1975年时的一模一样。直到今天，我终于敢说出这个藏了五十多年的秘密，不是为了揭开什么旧伤疤，也不是到了值得庆幸的时候，而是想告诉远在时光那一头的张业胜老师：1975年的那个春夏之交，您替一个四年级的孩子守住的不只是一幅画像，更是这个孩子的整个一生，最初也是最完整的清白。
附言：张业胜老师简介：1937年生，档案上的出生年份是1942年，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国安村人。1956年开始做耕读教师，1999年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2002年退休，是我们爱国大队（现国安村）那个年代所有学生的老师，他对我们的启蒙教育，为我们村培养出了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2026年依然在世，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