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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滇东北褶皱深处的一个注脚——镇雄县以勒镇以勒村田湾组。那里的岁月，是用山坡的陡峭程度和包谷饭的稀稠来丈量的。
我生于1974年。记忆的底色，是昏黄而温暖的。不是夕阳，是煤油灯。一盏如豆的灯火，在土墙的裂缝间摇曳，将父母佝偻的身影放大，投射在斑驳的墙上，像两座沉默的山。光线微弱，却足以照亮母亲纳鞋底时手上密密的针脚，照亮父亲卷旱烟时额上深深的沟壑。那时的夜，黑得纯粹，静得能听见柴火轻微的噼啪声，和着远处几声寥落的狗吠。这灯火，是那个贫瘠年代里，家最温暖的印记。
饥饿，是儿时最具体的记忆。尤其是青黄不接的四五月，包谷饭里掺的野菜越来越多，米粒成了稀客。母亲总会把锅里略稠的那一碗，盛给父亲和我们几个小的，她自己碗里，几乎能照见人影。夜里，常被饿醒，听见父母在隔壁低声商议，明天该去哪家亲戚开口借半升米。那声音里，是窘迫，也是不屈。山一座连着一座，像巨大的囚笼，将田湾紧紧包裹。出门便是爬坡，担水、砍柴、播种，日子沉重得如同背上的背篓。村里的玩伴，像山间的野草，一茬一茬，大多读完小学便辍了学，散落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成了父母年轻的影子。
而我，是幸运的。在我之上，哥哥姐姐们用他们更早佝偻的脊背，为我撑起了一小片可以读书的天空。父母的话不多，尤其父亲，总是沉默地抽着烟。但每当开学前，他总会默默把东拼西凑来的学杂费塞到我手里，那布满老茧的手，传递过来的是不容置疑的力量。母亲常说：“娃，字认得进去，就莫要让它再跑出来。这山旮旯，总得有个盼头。”煤油灯下，我写字，母亲做活，我们共用着一片光，那片光，照亮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一个家庭近乎悲壮的希望。
后来，我果真成了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收到通知书那天，父母脸上褶子笑得像盛开的菊花。离家的清晨，雾锁群山。父母送我到村口那棵老核桃树下，母亲撩起衣角擦眼睛，父亲只反复说：“到了，来信。”我走了很远回头，两个瘦小的黑影还立在雾里，像两座移动不了的山。那一刻，离别的悲伤与远行的憧憬交织，我才惊觉，故乡，从此只有冬夏，再无春秋。
工作后，从乡镇到市里，我像一只风筝，线头却牢牢系在田湾的老屋里。逢年过节，回去得最勤。那条崎岖的山路，每拐一个弯，都能看见家屋顶上提前升起的炊烟，知道那是父母在翘首以盼。桌上的饭菜丰盛了，那盏灯也换成了电灯，明晃晃的。我们围坐说话，父母的目光，总是贪婪地落在我身上，问长问短。那时的归途，脚步是轻快的，因为知道，山的那边，有两盏为我始终亮着的灯。
2004年，母亲油尽灯枯，享年七十五。我刚及而立，首次体会到“孤儿”二字的冰凉。2010年，父亲也随之而去，八十岁。三十六岁的我，站在空荡荡的老屋里，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家”。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自那以后，故乡，真的成了“故乡”。我回去得少了。偶尔因事回去，村子已大变样：油路通了，楼房多了，当年的玩伴，或远走他乡，或已认不出彼此沧桑的容颜。我站在老屋的旧址，那里已长满荒草。山还是那些山，沉默地绿着；水还是那道水，兀自流着。可那盏为我而亮的灯，熄了。那声声唤我乳名的声音，散了。我成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在自己的出生地，寻找不到落脚的意义。热闹是别人的，我只有梦醒时分的满心惆怅。
如今，五十有一。半生奔波，双鬓已染。故乡的山水，在回忆里被反复擦拭，愈发清晰，也愈发遥远。我常常想起那盏煤油灯，它其实从未熄灭。它化作了我在城市书房里的一盏台灯，化作了我在迷茫困顿时的内心之光。父母给予我的，不仅是挣脱山野的力量，更是面对所有山野的沉静。他们是大山的一部分，而他们的目光，是我一生的行囊。
那山，养育了我，也困住了我的童年；那灯，照亮了我，也在我心上烙下了永远的乡愁。我走出了那重重山岭，却终究走不出那盏灯温和的凝望。故乡，是一首无声的诗，开篇是贫瘠与苦难，结尾，是融入骨血的悲悯与力量。山水依旧，物是人非，这其中的苍凉与丰盈，大约就是一代人共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根。
【注释】本文背景位于云南滇东北山区，是中国典型的高原贫困地区。文中提及的“包谷饭”即玉米饭，是当地主食；“考出去”指通过高考改变农民身份，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代农村学子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承载了家庭乃至村庄的集体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