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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村的夏天是被蝉鸣粘住的。日头白晃晃地照着那片空了的校舍，野草疯了似的窜，早已吞没了操场边缘的跑道线。唯一的篮球架生了厚厚的锈，朝一边歪着，像是累了，再也撑不住了。风吹过空荡荡的教室，破了的窗户纸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哭。
周明站在校门口，铁门上的锁早已锈死，他是从旁边坍塌了一段的矮墙跨进来的。他退休十年了，在城里儿子家住了十年，却总觉得魂有一半丢在了这里。今天不知怎的，非要回来看看。
他走向那排红砖平房，那是他待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教室的门窗大多没了玻璃，像一个个黑窟窿。他推开自己当年那间办公室的门，一股混合着尘土和霉烂气味的暖风扑面而来。灰尘在从窗口斜射进来的光柱里，上下翻飞，亮晶晶的，像极了当年搞大扫除时，孩子们扬起的、那些数不清的金色粉末。
他记得清楚，建校那年，他和老师们在校门口两边各种下一排小松柏。那时树苗才齐腰高，细弱得风一吹就乱晃。如今，它们早已高过了一楼的窗楣，墨绿的枝桠有些都探到了二楼的窗口，粗壮得一人合抱都勉强。时间啊，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把一切都改了模样。
操场尽头，那面记载着学校荣光的灰墙上，还用残留的钉子挂着半张“优秀少先中队”的奖状，纸页卷了边，字迹和印章的颜色褪得几乎看不清年月。旁边依稀能辨出几张运动会集体奖状的痕迹，如今只剩一些顽固的浆糊印子。
周明踱进自己最熟悉的那间教室。讲台还在，只是蒙了厚厚一层灰，角落里结着蛛网。他下意识地伸出袖子，想去擦那台面，就像过去无数个放学后所做的那样。袖子拂过，灰尘被抹开一道痕，露出底下暗红色的木头纹理。忽然，他在讲台角落一个不起眼的裂缝边，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是一本用旧画报纸仔细包了书皮的大本子，边角已经磨损，露出了里面的灰板纸。
是那本毕业留念册。他轻轻吹开封面上的灰，翻开。一页页泛黄的照片滑出来，那些稚气未脱的脸庞，穿着如今看来土气的衣服，对着镜头笑得一脸灿烂。有光着脚丫的，有戴着夸张大红花的，有在校园那棵老槐树下勾肩搭背的。他一个个指认着，名字几乎要脱口而出：狗娃、山子、彩凤、建国……这些孩子，如今都在哪儿呢？听说有的在南方开了厂，有的在省城当了官，最不济的，也在县城买了房，把孩子送进了“更好”的学校。
翻到最后一页，夹层里，掉出一张对折的纸。不是照片，像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用蜡笔画着的。
他弯腰捡起来，小心地展开。
画技很幼稚，用色却大胆浓烈。画的是他们这所村小，但比现实中的要气派得多。教学楼高高的，有好几层，楼顶飘扬着红旗。操场又大又平整，不仅有篮球场，还有足球门。天空蓝得炫目，太阳笑得露出了牙齿。最奇怪的是，校门口还画着一排小汽车，方头方脑的。
周明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翻过画纸。
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是刚学写字的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用了很大的力气，透到纸背：
“长大后我要回来让学校变大十倍。”——张宏伟，1998年6月。
张宏伟。
周明想起来了。那个总是拖着鼻涕、衣服邋里邋遢，却有一双异常明亮大眼睛的男孩。家里穷，兄弟多，他是老大。人有点木讷，但特别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这幅画，是当年“我的理想”主题班会时画的吧？别的孩子都说要当科学家、当老师、当解放军，只有他，张宏伟，涨红了脸，半天才憋出一句：“我……我要让咱学校变大！”
同学们都笑了，觉得他没出息，理想都围着这土操场打转。周明当时却鼓励了他，说“建设家乡，很好”。
后来呢？张宏伟小学毕业去了镇上的中学，听说成绩很好，再后来，考上了大学，是村里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学的是土木工程。这可是轰动全村的大事。周明记得他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还特意来学校向自己报喜，脸上洋溢着的光，比画上的太阳还亮。他说：“周老师，等我学成了，一定回来给咱村盖最漂亮的学校！”
那年月，这样的话听着就让人心里滚烫。
再后来的消息，就断断续续了。听说张宏伟大学毕业进了大城市的设计院，又听说他辞了职，跟人合伙搞了房地产，生意做得很大，成了有名的企业家，身价不菲。村里人提起他，都啧啧称赞，说他是河湾村飞出的金凤凰。有几年，他好像还捐钱给村里修了路，装了路灯。
可学校，还是慢慢地空了。孩子一年比一年少，年轻的父母像候鸟一样飞向城市，再也不回来。先是几个年级合并，后来，只剩下低年级，最后，连最后一个老师也调走了。这所曾经书声琅琅、承载着河湾村几代人希望的学校，终于在五年前，彻底关了门。
周明捏着那张薄薄的画纸，手指微微颤抖。画上的雄心壮志，和眼前破败的景象，形成了尖锐的、令人窒息的对比。让学校变大十倍？如今，它连存在的基础都没有了。
一股无名的火，夹杂着巨大的悲凉，在他胸腔里冲撞。他要去问问，问问这个当年许下诺言的学生。
他拿出老人机，颤巍巍地拨通了一个辗转问来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那边传来一个客气但疏远的中年男声，背景音是嘈杂的杯盏交错和轻柔的音乐。
“喂，哪位？”声音里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
“宏伟，是我，周明，你的小学老师。”周明的声音有些沙哑。
电话那头明显顿了一下，语气立刻变得热情，甚至有些夸张的恭敬：“哎哟！周老师！是您啊！您老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身体还好吧？我在开会，您稍等，我找个安静地方……”
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后，背景安静下来。“老师，您说，有什么事吗？是不是村里有什么事？”语气里的热情依旧，却透着一股程式化的味道，仿佛在应对一位重要的客户或者长辈。
周明看着手里的画，一字一顿地念出了背面那行字：“长大后我要回来让学校变大十倍。”
念完，他沉默了。电话那头，也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先前那点虚假的热闹，瞬间被这沉默冻住了。只能听到细微的电流声，像某种东西正在无声地碎裂。
过了足足有一分钟，听筒里才传来张宏伟的声音，那声音像是突然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变得干涩、陌生，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老师……您……您怎么找到这个的？那都是……都是小孩子胡写的……”
“胡写的？”周明的声音陡然拔高，在空荡的教室里激起回音，“宏伟，你看着这画上的太阳！它当初可是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你现在是成功了，发达了，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可咱们村这学校，别说变大了，它……它已经没了！没了你知不知道！”
他的声音哽咽了，后面的话再也说不下去。
张宏伟在电话那头急促地呼吸了几下，试图解释，语气变得艰难而苍白：“老师……您听我说……这……这事它很复杂。不是我不想……是……是村里都没孩子了，盖了学校给谁用？投资要考虑效益……而且，现在地价、政策……我也有我的难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变成了喃喃自语：“……有时候，梦里……我也常梦到咱们学校……那棵大槐树……”
周明没有再听下去。他缓缓合上了老人机，也切断了那头还在继续的、苍白无力的解释。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办公室，看了一眼窗外的荒草和歪斜的篮球架。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泛黄的画纸对折好，放进了自己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贴在心口的位置。
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艰难地迈过门槛，走出了这所废弃的学校。身影融入外面白得刺眼的阳光里，像一个移动的、悲伤的斑点。
在他身后，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只有野草在风中寂寞地摇曳。那本毕业留念册，还静静躺在落满灰尘的讲台上，摊开在无人注视的过往里。高高的松柏枝叶浓密，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叹息，又像是无言的诘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