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形象

姚喜岱

直到京西煤矿来接人的大卡车启动的那一刻，看到一同插过队的哥哥为我送行时眼里涌出的泪水，我才蓦然意识到，我将独身远行，到我所向往而又陌生的环境中去生活了。仲夏清晨，京北县城，留给我的却是些许寒意。

一

这是我的最终选择。当北京矿务局大台煤矿的劳资人员到我插队的京郊延庆县张山营村招工时，我一下就认准了它——煤矿，国家重要的能源工业企业；矿工，中国产业工人，响当当的“领导阶级”！以至于此前虽有“可去海淀区商业系统”的优先选择，都没有让我动心。招工人员几次提醒我：“煤矿艰苦，下井很累。”我的回答既实在又坚定：“不怕，有这四年农村插队的吃苦劲儿，没有什么干不了的！”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决心是基于一种排除孤独、渴望集体生活的心理。因为自从1968年深秋我与哥哥一同插队后，我们就在那个与河北省相邻的村庄落下了户，每天与农民劳作、生活在一起，形影不离。两年后，哥哥被招工到一家市属工厂，从此与我分开，走向了不同的生活圈。我则独居在山村的一间民房里，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知青生活。

我们那拨知青属于最早响应领袖号召插队落户的，当时没有集体伙食点。刚刚成年的我最发怵的事情竟是：一整天的农田劳作之后，还要坐在灶锅前，拉着风箱烧着柴草自己做饭，即便仅仅是大铁锅沿上贴饼子、锅底熬点白菜汤的简单“一锅出”，也让我感觉苦不堪言。此时，邻近乡亲们家家灶屋冒出的袅袅炊烟，在我看来就是亲人聚会蒸腾出的团团热气，就是其乐陶陶宴庆时点燃焰火升起的曼妙雾霭。

照实了说，我的心里还深藏着一个潜意识。“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父亲就因“地主家庭出身”而被所在电线厂“革命造反派”揪斗，全家人陷入了恐慌之中。9月初那天，已是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正在上中学的我和哥哥，以及正上小学的弟弟、妹妹，在一个悲凉的早晨，含着眼泪把书本文具装入纸箱留下，然后跟在父母身后，一起被押上厂门口的一辆大卡车。除了已在城里工作的大姐之外，全家人被遣送山东老家务农，成为被“劳动改造”而又无法归纳为哪类对象的非“黑五类”特殊家庭。虽然仅仅八个月时间，全家就获平反回厂了，但那段经历却成为我青春成长期的刻骨记忆。“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又让父亲陷入被复查的境地，以至于我离家远行他都不能来送我。此时，我就想赶紧“转入”工人阶级队伍，彻底洗濯一下自己的形象，摆脱“问题家庭”的影响。

1972年8月20日，我与19名同在延庆插队的知识青年，带着当了几年农民铺盖的被窝卷，坐着矿上派来的几辆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位于门头沟区中心西北三十多公里远的大台煤矿。

二

矿区隐身在太行山脉的妙峰山至百花山之间的髫髻山的狭长山沟里。山沟两侧黛绿斑驳，岩石刺眼地裸露着，到处可见被削去完美的保护层、截去了青山曲线的山体，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片片高耸的不规则几何体。汽车沿着沟底向西行进，忽而爬上山腰曲曲弯弯徐驶，忽而从悬崖路旁冲下去疾行，让我们这些平时久作在田野里的“青年农民”感受到了强大的离心力。我不由胆战心惊地蹲坐在卡车里，扒着车帮用眼睛攫取着以前不曾见过的景观，已然感受到的却是越来越浓郁的工业化气息扑面而来。

那高耸的井架、运煤的火车、巨大的煤仓、高架的皮带走廊，还有楼房宿舍，职工食堂、浴室，邮局、商业服务区……不久就尽在我写给家人的信中排比而出，被我描绘成“沸腾的矿山、火热的生活”的高大象征，就连那身矿工装束也觉得气派无比。领到刚发下来的蓝色劳动布工作服，我迫不及待地穿上身，还戴上胶壳帽斗，扎上灯带、头灯，蹬上胶靴，和几位伙伴跑到矿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威风凛凛地照了一张二寸长的全身像，它成了我给一同插队的朋友和当地农友频频写信的核心邮品，也是我颇感自豪而恣意抒情的谈资。

这一身新工作服，我根本没舍得穿着下井，而是把它作为下班后的休闲服，甚至还是出席工友婚礼时的“礼服”。一个月后，我美滋滋地穿上工作服回家看望父母。在矿区火车站上车时，恰巧看到从丰台区插队来矿的一位仁兄豪情更飒，不仅穿着矿工服，还蹬上了下井的高腰胶靴，我们一同乐颠颠儿地登上开往市区的列车。当我颇为得意地来到插队的村庄，向农友展示一位产业工人的形象时，看着我戴着亮闪闪的黑帽斗、蹬着耀出贼光的“马靴”的照片，曾经的小伙伴们忍不住笑起来：“哟，怎么一副日本鬼子进村的打扮？”

悻悻之时，想到甚至于我的那位蹬长筒胶靴的仁兄，下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再倒几趟公共汽车回家，我又不禁哑然失笑了，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再想到我前不久居然寄出这张照片，向一位插队进城到外贸商店工作的女知青传递某种信息，我又不由得汗颜了。

别人不屑，我最多以后不将照片示人罢了，令我难堪的是自身形象的苍白，这无法避人。我原本皮肤不黑，终日下井捂着，上井后又搓又洗，还常窝在宿舍里不出去，在农村种地时的黝黑被漂洗，就闹成一副白兮兮面无血色的脸孔，用手掐一把都不泛红。那会儿我的饭量大增，体重长了二十来斤，似乎要对饥饱不定的插队生活作出补偿，颧骨突出的脸颊被新增的脂肪填得圆鼓鼓、亮光光，竟被我所在生产段保健站的女医生直呼为“瓷娃娃”，这就更让我自惭形秽。因而我就开始琢磨着，缺少了阳光，就没有了健康肤色，我得想办法让脸色红润起来。

住煤矿宿舍的矿工都是单身汉，每逢上中班，早上一起来，就一溜一溜排坐在街边宿舍楼前的台阶上晒太阳，而无数双眼睛的聚焦点却在过往的女人身上。一旦有年轻女工从大街一过，那些眼光就开始随之一百八十度转动起来，肆无忌惮地对她行“注目礼”，且嘴里还与身边工友窃窃议论，热烈地交流“打分”的结果。

我刚过二十岁，不习惯像远离家人的老矿工那样直勾勾盯人。从“广阔天地”来到黑暗的地下，我感到稀缺的是野田耕作时被视为“毒日头”的阳光。我往往就在夏秋日上班前，待阳光照进山沟之后，爬上矿区北侧百十米高的山丘，靠在向阳土坡上，敞开衣襟，慵懒地享受那被山沟缩了水的光照。这时，我会把家人、朋友，特别是有朦胧意向的女友的来信小心翼翼地撕开，抽出信瓤，细细品味其中的滋味。

有时下夜班，吃过早饭后，我就独自沿着四层宿舍楼上的顶层木梯，爬上楼顶。在铺满沥青的楼顶上，我铺上用来包裹下井换洗衣服的包袱皮，把身上脱得仅剩一条小裤衩，然后四仰八叉地仰面躺下，任上午和煦的阳光涂抹我的全身。时至中午，也不去吃午饭，只扯过一条报纸来盖住脸，套在两耳上，遮住头部。直睡到午后两三点钟，身上火辣辣，身下的沥青暖烘烘地发软发烫，才起身回到宿舍。

连日炙烤的骄阳，把我身上晒得红一块紫一块，像是红烧肉一般的颜色，脸上就留下一块块褐色晒斑，酷似孕妇的“蝴蝶斑”，但我觉得这样还算光彩。只可惜我们队两个星期一倒班，日光浴坚持不下来，过了仨俩月，肤色如旧，让我失落不已。

忽有一次，在报上看到一篇短文，介绍砒霜的作用时说：砒霜可致人死地，而极少量饮用却可使人肤色红润。我不由怦然心动，竟动了念头：“喝点砒霜换肤色？”但是，到底其毒性与益处之间的用量临界点在哪里却不得而知，且那零点零几毫克如何称量也无法操作，最后只得作罢。

现在想来，假如那时真能买到此药，知其用量，我恐怕一准以身试色，或许会彻底“光辉”了。时过境迁，如今许多人皆以搽白为美，想来若去煤矿下井干上一段时间，大概会天然去雕饰，白皙若干，大不必如我为换肤色而煞费心机了。这是戏言了。不过，插队村的大爷、大娘们倒是很羡慕我这样子，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来信说：“你胖了，脸也白了，矿山真养人哪！”

矿山毕竟是男人的世界，我们这些白胖子可不是白养的。我到矿的第一个月就赶上全矿夺高产迎国庆。我所在的掘进十四队被矿命名为“青年突击队”。我跟着老师傅在井下急倾斜煤层的窄巷中打眼、放炮、掘进。为了抢时间多打几个放炮采煤循环，炮声响过，风机一开，不等掘进头上的浓浓炮烟吹出来，我们几个小伙子就用毛巾捂住口鼻，冲上掌子面。我们三下五除二地用铁耙把煤扒到溜煤板上，连蹬带踹送下煤坡，然后拉过电钻就打下一个循环的炮眼。

烟没散尽，煤尘随着电钻“突突”飞扬，掌子面就成了黑灰的朦胧世界。我的脖子上虽然整天吊着个防尘口罩，但是因为老师傅大多不屑戴那玩艺儿，说“怕死就别干这行”，所以我也好汉似的不把它戴到口鼻上，仅让它“道具”似的挂在胸前。

为了争先到掌子面扒煤，我那次被浓烈的硝烟结结实实呛了几口，赶紧夺命般地扑到风筒口上，“咳咳”地抢吸几口送上来的风。但是下了班以后就不敢大吸气了，只觉得肺里就像针扎似的闷痛，直梗到了气管上，连吸口气都感到噎得慌。工友赶紧拉我到矿医院，输了500毫升葡萄糖液，歇了一晚，第二天又接着下井。只有挺着这个劲，我才觉得酷似“最革命、最大公无私、最少保守思想”的工人阶级。

到矿的第一个月，我们小班八九名工友掘进进尺300米出头，全队共进尺850多米，创造了当时全矿煤巷月掘进的最高纪录，也因此被评为矿务局的先进队组。我上满了30天班，开支69元左右，在当月、当年都被评了先进。开总结会那天，矿团委大个头的王干事让我们聚集井口，展开“青年突击队”的红旗，照了一张大大的合影，全队工友英姿勃勃，喜笑颜开。王干事当场表示要把这照片投寄到《中国青年》杂志上，美得我们如沐春风，像盼过节一般惦记上了。事后我们屡屡询问团委何时杂志能刊登出来，却一直没给回话，从此就没了音讯。幸好王干事给我们每人洗印了一张，这张纪念照才得以保留下来。

倒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到矿拍摄纪录片《国庆颂》，给了我们不少安慰。导演、摄影师跟着我们下井跟拍，补拍突击队员井下夺高产的镜头。我和一位老师傅在掌子面，反复多次演练扒煤打眼，抢了不少镜头。摄影师还抽空邀我来到矿井上的火车运煤铁路线旁边拍照。那批一寸大小的十几张黑白照片，就成了我平生最奢侈的时代纪念，让我珍存至今。

三

井下完活，从掌子面下来，我们就在大巷等拉人车升井。大巷的一个斜岔进去，就是井下火药发放点。那硐室里一排排灯泡烘烤着的干燥、温暖的木板座位令人神往，对于我们这些生产段的采掘工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发火药看药库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矿工，脸黑瘦得很，眼窝显得很深。他平时少言寡语，总眯着笑眼，收发完火药记完账，就靠在硐室板座上听人逗趣。青年放炮员总爱拿他开心：“老董，你懂得冒儿哇？”他也不恼，一副不与年轻人一般见识的样子，实在听不下去，才会跟上一句：“没那事儿……”

我常常坐到药库硐室门外听他们插科打诨，很少插嘴。后来他对自己女儿说对我有印象，还不错，因为我从不拿他打岔，见面打招呼必称“董师傅”。听别人讲，他的老伴刚发生意外去世了，那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共产党员，矿区居委会主任，能写会说。一说起这类家常，董师傅往往不愿多话，但有时会突然搭一腔：“妇女入组织，家里人能落下什么好？”

我从生产段借调到矿宣教科“批林批孔”写作组后的一个晚上，应介绍人安排相亲，到的家属房居然是董师傅家。第一次与他大女儿立敏见面时，她刚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工到矿不久，那张在内蒙古高原被晒得红里透黑的脸色，一下子就得到了我情感上的认可。尤其她那五年兵团战士生涯中，竟还有连队食堂炊事员的光辉经历，就这技能，对于我这个曾在农村做怵了饭的单身汉来说，简直就是当代女青年“贤能”的标签。当然，还有她那纯正的工人“家庭出身”，更像是一块阶级社会里的盾牌，让我感觉足够坚实。

见面后没两天，似乎听到了什么，立敏的街坊大妈介绍人找到我单位的领导，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个人问题等情况。那年月，谁敢不重视这些可能会伴随年轻人一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呢。我在掘进段时，队里曾申报我担任井下放炮员，但竟然未被治安保卫科批准，可见罩着我的阴影不小。所幸的是，我的宣教科领导很认可我的人品，向大妈强调介绍了我的个人政治表现。幸好当时“文革”已近尾声，“家庭出身”的查证处于宽松解冻时期，所以女方了解后就不再计较，这档子事没有因我家在“文革”受到的冲击而幻灭。

没过多久，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矿区家家户户都搬离出旧家属房，找地方搭建防震棚。我下班就去河沟空场帮董师傅家拾掇棚子，接触就多起来。

董师傅的家庭当时很困难。住的是矿河沟北侧的一座简陋筒子楼，远看就是一包没有封面的巨大“火柴盒”组合。三层小楼的每层十五六户人家的炉火、厨灶，都集中在自家大门口的楼道走廊里。做饭时光，锅碗瓢勺和家属的大呼小叫一起震响，满楼弥漫着烟雾，流淌着菜水。他家就住在筒子楼二层西把边，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房间，里外间都支着通铺床板。

董师傅的老伴四十出头就离世了，留下六女一儿。大女儿就此从兵团申请“困退”，还没有被批准，恰逢煤矿优先招收矿工子女，就回矿参加工作了。他惟一的儿子在城里上技校，下面还有五个女儿，大点的过继给矿区一户无儿女的老矿工，最小的两个送到房山县老家，与董师傅的父母一起生活，直到上中学才接回矿。儿女们年龄差距非常均等，都相差两岁、三岁。买菜、做饭、洗衣，甚至买煤、刷房，全靠家里一帮大大小小女孩。每月家里要做的力气活儿是家用燃煤，这时候，就有了我常去参与表现的机会。到煤场拉煤、上山背黄土、下河沟和煤、晾晒煤饼等等，都是要表现的过硬项目。与立敏结识约两年，我们水到渠成，言归正传，董师傅成了我的岳父大人。

单身的岳父是井下五级工，他强大的生活动力就是每天下井挣钱养家糊口，一个月有多少天就上多少天班。下了班他简单吃点饭，就穿着铁灰色的衬衣，躺到全家人居住的里间大通铺一角，头枕着铺板头上的板柜歇息。有一次饭后，我伸把手帮小姨子刷碗，岳父还眯着眼说了一句：“让她们干吧，那不是老爷们的事儿！”我才发现，原来这么软弱的人，骨子竟由“大男子主义”支撑着。

我只要抽空到他家，他就腾出空铺来让我与他女儿们谈天，他则挪到小屋铺上，叼上一支廉价的纸烟，“吭吭”地边咳嗽边抽，烟快抽完时，人也差不多睡着了。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多少年，他也没有再找老伴儿。

岳父五十出头就提前退了休，让四女儿到矿接了班。后来他把住房腾出来让女儿住，自己住到了在公共厕所旁边搭建的小简易房里，仍是每日夹颗烟，靠在被窝上养神。有精神时，他会与好听河北梆子的老工友扯扯戏段子。

他很为自己在建矿初期的矿业余剧团当过乐队的鼓镲手而自豪，还会时不时与不屑于听河北梆子的儿女、朋友叫板：“没那事儿，戏剧国粹——还得说是河北梆子！”但自从眼患白内障做了手术，他就连最喜爱看的河北梆子电视节目也免了。有时他会到石景山发电厂工作的二女儿家小住，早上起床后就靠在沙发上夹根烟慢慢吸，经常是一个位置一个姿势地坐一天。

最后，岳父患了脑血管栓塞病，直至绝症，瘦得皮包骨头。弥留之际，输着氧气打着点滴的岳父突然清醒了些。他伸出那只没有插针头的手臂在嘴边比划，做出夹烟欲抽状。守在病床边的女儿阻拦他，说“不能抽”。

不料岳父喉咙里咕噜了一阵，竟迸出了半个多月来的一声很清楚的响动：“少废话！”其语气之厉，是儿女们从没有见过的，似乎他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颠覆自己一生留给人们的“老好人”印象。但他最终还是默认了儿女们的管辖，手臂颓然掉在被子上睡过去了。

隔日凌晨，也就是1998年春末的一天，这位与我亲缘最近的老矿工病故。儿女们说他，“护犊子，从没对我们动过一个手指头”；有邻居说他，“老实得没对儿”；也有工友说他，“窝囊了一辈子”。而我每每想到“善良”“隐忍”“与世无争”这类字眼，就联想到岳父，心里立刻酸酸的。

四

入矿之初，我被分配到的第一个采煤班，也是我参加工作后惟一从事采煤的班组。班长是位老矿工，是“文革”前期就评定的井下七级工。他在我们这些最低工资等级的“小四”的眼里，“老七”的书面大名“杨富有”就有了实质意义乃至成为权威的象征。

在地面，年过四十的他好与工友们逗“色”，甚至说出让我们新来的青年脸红的话。逗来逗去，别看他话头总占先，但只要别人一说到“儿子”的话题，他立马闭嘴不吭气了。因为他养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他尤其不能听到说“绝户”的字眼，即便是开玩笑，好像那是他遭受的最大憋屈、羞辱的事。

我从没见他吸过烟，但他平时总是可劲地“嗯吭”嗽嗓子，好像气管有毛病，肺里很憋闷。却不料一到井下，他即刻精神抖擞得厉害，不住“嗯吭”的毛病就像被寒气激跑了一般。而且，他还说翻脸就翻，人们当面都叫他“杨鬼子”。

我们队掘进的小四槽，煤层中“马牙石”既硬且多，电钻头打上去“铛铛”直蹦高，十几分钟就得换一个合金钢钻头。班里有个煤校中专毕业生小杨，干活就往后捎。分配掌子面作业时，杨鬼子却偏偏点名把小杨留在自己这头。到了掌子面，他提起电钻，用胳膊把抢上前去背钻的我肘到一边，然后掰开自己捂在嘴上的防尘口罩一角，冲下厉喝一声：“小杨，上来背眼！”

大个头的杨中专缩着脖子用毛巾堵住嘴鼻，发怵地用肩背轻顶电钻尾部。殊不实，背钻越是虚劲就越是不进眼，电钻还会蹦着高地在肩颈上震动，让人剧痛不已。杨鬼子也不急，手提着电钻让小杨背炮眼，不背完一个眼就不换他。若是看小杨蹲下身，不想往起拱劲，他接着就是一句断喝：“不想干出去，没你的道儿！”考勤表上这一道儿，黑哥们都说“换上窑衣下来就算有了半道儿”，谁愿意就这么被“抹道儿”？

说起来他应该挺看重我，下了班还鼓励我写广播稿投出去，但翻起脸来他就不管是谁了。有一回，我与一位不常上班还好打架的新工友被分配运料。在井下料场等掌子面响了掘进炮再送料上去的空当，我不识时务地喋喋不休，劝说工友须要强，谁也没注意听到远远的炮声响了。不一会儿，有人匆匆下来喊我们：“杨鬼子等料等急了，要抹你们道儿！”我们急忙战兢兢地拖料到掌子面，只见一盏矿灯往我们脸上扫了一扫，“杨言”已到：“出去吧，没道儿了！”我们呆立在反坡口不知所措，他自顾带人支护巷道，不再理我们，别人也不敢吱声。

我们只好出巷升井。找到段长，我的话音都哆嗦了。我让领导相信，我是在做正事，做“后进青年”的思想工作。段长指出我们应及时供料，延误掌子面支护容易发生塌冒。但段长还是认可我，安慰说：“我找杨鬼子说说。”

到了次月初发工资，我的出勤还是少了一道儿。而杨鬼子像没事人一样，在宿舍里该逗贫还逗，只不过我没有那心情接他话茬了。到了年底评先进，班里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开会，他眼神盯着别人却自己先表态：“大伙都说说。我提小姚……”公然让大家一致评功摆好，结果就这么定了。

说起来，他对我确是很“重视”。一位被称为“老五”的师傅（因五级工而得名），上班提钻头落在后边，打炮眼被耽搁了一会儿。完活后在巷硐休息室，他训老五影响了进度，然后点名让大家发言。“小姚，你先说说！”

怎么刚入矿就让我批判“师道尊严”？我愣了半晌，眼看躲不过去，只好咽口唾沫，说：“我刚来，还跟‘老五’师傅是山东老乡呢……不过您的手脚是慢点儿，误了放炮循环……”杨鬼子接着又点另一放炮员名字：“你也说说！”臊得老五把帽斗压得低低的，眼睛鼻子都遮在里头，以后再不敢拖拖拉拉了。

我愿意相信，杨班长是在用自己的办法聚敛“人气”，所以“刺头”到这个班之后都会被摆平。后来这个班出去了许多骨干，有的当了段长、书记，有的当了工程师，还有的耍文弄墨去了，而他一直当他的生产班班长。

我调矿工会工作期间，有一天他来找我，向我咨询他退休后能按什么待遇开支。我告诉他，按照规定，市级先进生产者退休可增加5%的退休金，全国级劳动模范可增加15%。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是矿务局先进生产者，好像还没有增加退休金的奖励。过了些日子，我想找他问问办理得怎样了，才知他到矿劳资科已办妥退休手续回家了。

杨师傅的家就在门头沟区城子附近的“七棵树”，距矿30多公里。后来我调到矿务局工作，距那个地段并不太远。虽然我没去过他家，但要打听他的住址其实不难。

一别十多年，杨师傅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敢往下想，因为那“嗯吭”的咳声总在我耳边嗽响。这矛盾的心态，一如从我矿毗邻的木城涧矿走出去的大作家陈建功所描述的那样。陈建功那系在我心结上的一篇散文，曾发表在中国煤炭报副刊上，题目就叫《不敢敲门》。

其实，不管我想与不想、见与不见，老矿工给我留下的最本真印象，已影响了我的人生，并且永久刻到了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