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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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敏
引言：京西烽火中的历史镜像
当京西诗人、作家马淑琴在键盘上为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敲上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时，这些夜以继日从心中流淌出来的文字，让门头沟的山峦沟壑、远去的烽火硝烟、早已逝去的战友亲人犹在眼前。
作为一名多年的地方党史工作者和文学热爱者，研读这篇报告文学更具现实意义。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它更像对历史的文字纪录片。可能因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人的缘故，对报告文学里那些地名有着DNA般的亲切感。诗人作家如何对史料进行文学表达，本文挂一漏万从艺术表达、群像塑造、精神传承三个维度，浅谈红色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构建起京西革命史的立体图景。
一、党史中门头沟早期的“红”
门头沟区的红色历史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四个时期一脉相承。门头沟区尤其突出的是革命斗争史涵盖了新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四个阶段，突出贡献是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门头沟区是北京远郊区唯一一个党史发端从1920年开始 的区。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陆续派人到门头沟矿区调查工人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门头沟就有了第一位共产党员崔显芳。1927年，门头沟矿区建立了门头沟特别直属支部。1928年，永定河东岸的三家店建立三家店党支部。1932年，宛平七区田庄高小党支部成立。1933年，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组织中共宛平县委就设在青白口。
报告文学侧重表达了魏国元等人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他们”——魏国元和他兄弟就不仅仅是以血缘为界定的4人兄弟，而是以他们为范例的京西儿女用火热青春乃至生命雕塑的群像。他们是那段筚路蓝缕血雨腥风锻铸的历史的经历者和缔造者。这部报告文学将门头沟区红色历史嵌入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的宏大叙事，魏国元及其兄弟们的革命征程像极了门头沟的清水河，与贯穿区域全境的北京母亲河永定河的关系。仿佛冥冥之中，那发生于百花山的充满生命律动的清水河，流至青白口后与从百里山峡滔滔而来的永定河于此汇聚，就在昭示“小河”必将汇入“大河”；“小我”必将融入“大我”。门头沟红色历史必是党史中不可或缺的一抹红。
二、基于党史的对门头沟革命史的艺术表达
1.土地革命时期的火种潜伏（1927-1937），历史真实与文学叙事的时空缝合。
以“一元春”为例。1933年，当魏国元在青白口村开设“一元春”药铺时，中国革命已经完成城市暴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折。作品中对药铺人员构成的设定是历史真实：魏国元是掌柜，崔显芳是坐堂医生，高连勇是学徒伙计，他们的社会公开身份是对党的地下工作隐蔽斗争策略（“职业化、社会化”）巧妙严谨的落实。门头沟区作为北平西部屏障，其煤矿工人运动与农民抗捐斗争已初现规模。中共宛平县委以“一元春”药铺为掩护，恰是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典型实践。
作者通过“一元春”场景还原历史真实,宛平县委正是以药铺、杂货铺为掩护，在京西山区建立起横跨房山、宛平、昌平的交通网络，而作者寥寥数笔就像照相机的镜头推进中成像，精准聚焦成宛平县委同志办公场景实录。
报告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新闻性，魏国元们的革命历程显然都是旧闻，正因为作者这种比比皆是的“时空缝合”，给了读者现场感、紧迫感和感同身受的鲜活历史、鲜活人物。类似的表现手法在“烟袋锅胡同3号”、沿河城深山造枪都有运用。说作家之能的“时空缝合术”能够成为村史馆、纪念馆作为展览讲解的“粮仓”不为过。
2.全民族抗战时期的烽火淬炼（1937-1945），从隐蔽蛰伏到公开抗争
报告文学对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书写，绝非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通过魏国元等革命者的实践轨迹，构建起个人行动与时代洪流、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深度对话。其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以具体细节为支点，撬动对党的抗战策略、统一战线智慧及民族精神的深层阐释。
战略决策的时代呼应。“七七事变”前夕魏国元的“回乡抉择”，在文本中呈现为充满戏剧张力的叙事链条：从“北平城里再也住不下去”的焦灼，到“西直门门洞的智勇突围”，再到“襁褓藏枪”的隐秘行动。这一系列情节的背后，暗藏着党的抗战战略在地方层面的实践印证。文中特别强调，他在护送家人的同时，巧妙掩护“中共北平市委派往平西的‘民先’同志”出城，这一细节绝非偶然：它既说明了党中央“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已在基层落地，也展现了地方革命者对“隐蔽斗争向公开武装斗争转型”的精准把握。
魏国元带回青白口的“两支拆卸手枪”，在文学叙事中极具象征意义和表现张力。从襁褓中取出的拆卸手枪，既是具体的战斗工具，更是革命者“随时准备战斗”的精神定力。这种“一物双关”的笔法，让历史细节超越了其物理属性，成为承载精神内涵的文学符号。而这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武器，更是革命者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潜伏状态”转向抗战时期“武装抗争”的精神隐喻。正如文中对“一元春”药铺的功能演变描写（从地下联络点变为抗日指挥枢纽），实则暗合了党在抗战初期“敌进我进”的战术思想：——在日军占领区的缝隙中，以民间身份为掩护，迅速构建起武装斗争的支点。
魏国元与国民党部队的互动细节，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实践智慧：合作与斗争的辩证艺术。前期魏国元“利用曾经的区长身份召开村长会议，号召支援国民党正规军”，体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大义。而当我方（彭城）遭遇“渡河遭枪击”等事件后，魏国元果断组建“难民代表团”，既坚持“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底线，又以 “证明信交涉”“严惩肇事者”的理性方式化解矛盾，这恰是党“又联合又斗争”统一战线原则的微观体现。“髽鬏山战役”是国民政府军为主体的对日作战，笔墨做到了点到为止。
“庞勉穿一件咖啡色格子旗袍，外罩一件紫色外搭，怀里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儿子……”读这样的文字，我会问自己：假如我就是庞勉，我会怎样。每次问，每次都有穿越感，对庞勉的每处描写就会聚拢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她为女主的小电影，然后自己泪流满面。
根据地建设的系统思维。报告文学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书写，呈现出清晰的“三维推进”逻辑。军事维度，通过“捡拾武器组建武装”“跨村游说扩编队伍”等情节，展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路径。政权维度，从“抗日大同盟”的秘密集结到“宛平抗日救国自卫会”的公开运作，记录了党在敌后建立“半政权性质机构”的探索。文中“魏国元任主任”的细节，标志着平西抗日政权建设迈出关键一步。群众动员维度，“53 人工作队怀来宣传”“组建第一支抗日自卫队”等叙事，则印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真理。
这些事例事件绝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党的战略部署形成精密呼应。当胡敬一带来朱德总司令“成立平西游击队”的指示时，魏国元将12 位同志安置在魏元明家东跨院的细节，看似日常却意义深远——这个后来被挂牌铭记的“吴伟工作队旧址”，恰是“八路军总部指令—地方党组织执行—群众基础支撑”这一链条的生动再现。
宋恩庆等青年从“迷茫彷徨”到“宣誓入党”的转变，则通过个人成长轨迹，折射出党的思想引领对青年一代的深刻影响，使恢弘的抗战叙事落地为可感可知的个体生命体验，实现了细节真实与精神象征的融合。在“建立红色交通线”、“首任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平西大村事变送部队开赴冀东”等章节，这样的手法和侧重也是很多。可以说，报告文学对全民族抗战时期的书写，实现了三重价值：作为历史文本，它以细节还原了平西抗战的真实轨迹。作为文学作品，它以意象与叙事赋予历史以情感温度。作为精神载体，它通过魏国元们的实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深层逻辑。这些书写，让平西的烽火岁月不仅是地域记忆，更成为理解伟大的抗战精神内涵的重要注脚。
3.解放战争时期的力量积蓄（1945-1949），从地方治理到战略布局的延伸
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齿轮加速转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战略防御到全面反攻的关键转折。在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魏国元及其家族成员以坚定的信仰与无畏的牺牲，在平西大地乃至更广阔的区域，默默积蓄着革命胜利的力量。报告文学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他们在政权巩固、战场救护、民生建设等领域的实践，编织成一幅宏大而悲壮的历史画卷，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走向最终胜利的必然。
魏国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轨迹，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系统性思维。他从宛平到宣涿怀联合县、涞涿怀联合县任职，后当选国大代表与晋察冀边区参议员，这一系列经历不仅是个人职务的变迁，更是党在敌后根据地逐步深化治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缩影。文中特别提到，即便离开宛平工作，他仍当选宛平选区国大代表，这一细节有力证明了他在地方民众心中的威望，以及党在基层政权建设中“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显著成效。
在平西地区担任行政督察专员期间，魏国元的工作重心从战时的军事协调转向战后的政权巩固与民生建设。他频繁奔波于桑干河两岸组织水利查勘，将永定河上下游的灌溉工程视为造福人民的关键事业。这种从“革命斗争”到“建设发展”的角色转变，与党在解放战争后期“解放一地、建设一地”的战略部署高度契合。正如文中所写，他深知“抗战胜利了，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社会”，因此全身心投入水利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提前谋划。
三、群像塑造，个体牺牲与集体信念的交织
魏国元家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牺牲奉献，堪称一曲悲壮的史诗。魏国臣在冀东战场的英勇牺牲，成为家族牺牲的开端。他在丰润县筹粮筹款时被日军包围，中弹后仍坚守阵地，将款项托付战友并高呼“任务完成”，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其牺牲更折射出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甘愿奉献一切的无私无畏。还有魏国元与庞勉婚姻的破裂，作为革命战友，庞勉是敬佩魏国元的，但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庞勉有太多对魏国元的怨不能释怀，这又何尝不是牺牲呢。
魏国相的经历同样令人动容。他在母亲因躲避日军扫荡惨死荒山后，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抗战与革命工作，最终牺牲在察北战场，连尸首都未能寻回。不禁想到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些细节的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革命者的坚韧。
魏国杰在解放战争中的战地救护工作，以及他编写的《战场救治指南》等教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他在战地救护中多次立功，在战场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接连失去亲人的痛苦，以及与家人长期分离的无奈，让读者不禁为他们这样的革命者扼腕。
合上《魏国元和他的兄弟》报告文学的册页，那些在为新中国建立永远倒在征途中的同志崔显芳、王学华、刘恭、魏元明……那些迎着共和国朝阳继续战斗奋进的同志魏国元、庞勉、赵曼卿、杜存训、史梦兰、彭城、贾兰波……他们应该永远被历史铭记，被我们铭记。
四、红色精神的传承与时代转化
《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19—1949》记述，截止1949年9月30日，北京党员总人数12584人;《中国共产党北京门头沟区历史大事记1920—2000》记录：河北省宛平县和北平二十区1949年9月底之前，共有党员6767名。这一组数字不难看出，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门头沟革命老区到底有多“红”。
史书如果是河流，那么在“田庄高小”、“宝立成首饰铺”“一元春”、“烟袋锅胡同3号”、以及门头沟每个村庄每寸土地上，那些做着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的人，都是以信仰为舟，不畏险阻浪遏飞舟的人。正是因为有朵朵革命浪花的跳跃集聚，革命洪流才奔流不息。
《魏国元和他的兄弟》报告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药铺、山洞、山村”等极具地域特色的空间序列，构成了门头沟红色精神的地理符号体系。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红色精神宛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照亮着一代又一代京西儿女前行的道路。在门头沟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红色精神更是在岁月的磨砺中不断传承与转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魏国元和他的兄弟》犹如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深入了解门头沟红色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的大门。
魏国元们所处的时代，是风雨如晦、山河破碎的年代。他们
怀揣着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坚定信念，投身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在门头沟的崇山峻岭间，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这种精神，不仅仅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危难时刻的集中体现，是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当代，革命精神在门头沟依旧熠熠生辉。2023 年的特大暴雨洪灾，成为了检验门头沟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的一场特殊考验。在这场与自然灾害的殊死搏斗中，新时代的青年、共产党员刘捷、熊丽、魏承浩一批英雄人物挺身而出，他们的事迹与当年的魏国元们的英勇壮举遥相呼应，共同谱写了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赞歌。他们的事迹崭新诠释了新时代革命精神的一心为民、不怕牺牲、舍生忘死的信仰的力量。他们的英勇行为，与魏国元等革命先辈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坚实叠印。
结语：党史视角下的红色经典建构
从魏国元等革命先辈在门头沟播撒革命火种、义无反顾为革命献身，到当代门头沟人民在灾难困难面前、风雨同舟迎难而上对老区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我们欣慰地看到门头沟的“红”在这片土地上的蓬勃和发展。它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从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精神，逐步转化为和平年代的建设精神、奉献精神和互助精神。这种传承与转化，不仅让门头沟的红色历史得以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激励着门头沟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继续秉持革命老区传统、奋力开拓勇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行文至此，还要特别致敬诗人作家马淑琴，作为门头沟区本土作家的代表人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做到了她书写的先辈那样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从《为了如约的绽放》《寻找李文斌》到《改航》，再到《魏国元和他的兄弟》，她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踏在这片红色热土上，践行初心使命。所以才有了带着温度、带着信仰的鲜活文字。通过她的文字，让我们想起什么，铭记什么。在新时代的蓝图中，不迷茫、不倦怠，坚定有力地向前进。激起浪花，汇入更广阔的河流。像他们那样。
原发《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