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庄的星空

　    马淑琴

多次走进这个村子——田庄。过去曾叫田家庄，还因地处京西山区北部，也被称为“北沟”。

白天参观了“京西山村第一党支部”和崔显芳纪念馆，又到第一党支部旧址和崔显芳故居探寻历史的感受。晚饭后的座谈会结束了，参加北京市文联和北京作协“百名作家进百村”活动的文友们走出会议室，谁也没回宿舍，不约而同地走向村子狭长的大街，走向这山村梦幻般的夜晚。

村的四周被山包围，大山在夜色中膨胀，离村子更近了，晚风吹来阵阵山花野粟夹杂苍松翠柏的清香。

“快看，星星！”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的头都随喊声抬起，把目光投向那深邃的夜空。这里的天是那样低，星星是那样亮，不仅能看到北斗七星，就连位置间轨道都十分清晰，还有周边数不清的星群，浩浩荡荡，比银河更宽阔，是星海。

我凝望满天星斗，他们也望着我，似曾相识。星星们在我的眼中变幻，在我的心中变幻，变成一副副生动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真切。

是的，真的是他们。多少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这里坚守，还在这里聚集，还在放射着坚韧的光芒。那颗小星就是田庄高小窗台上的那盏油灯吧，那片密密麻麻的星光不正是当年“提灯会”的满谷灯火吗，那一路震荡山川之夜的口号与呐喊呢，已经被大山珍藏在书页般的皱褶里。

我又一次沉浸在这真真切切的历史现场，沉浸在漫漫长夜里一颗颗鲜红的初心点亮的夜空。我曾以一颗虔诚崇敬之心，在浩繁的文字中千百次地打捞他们的名字；在走访中紧紧追踪他们的故事；在构想中仔细还原他们活生生的细节和场景；在心灵的烛台上，用我燃烧的感动与激情，举起他们不灭的精神之光。

在这些打捞与追踪中，我惊喜于诸多认知的突破与拓展，惊喜于我本不知或不为人知的发现，惊喜于平西乃至北平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与这些人，与这个曾经叫做田家庄或北沟的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惊喜于将宏观、概念、口号，变成鲜活、具体和细节的生动，变成艰苦卓绝的奋战，变成默默无闻的献身，变成抛头颅、洒热血，变成“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慷慨与悲壮……

山村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崔显芳是田庄人，也是京西山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他1888年出生，小时在村读过私塾，1922离开家乡，就读于上海国语专修学院，1924年结识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着《共产党宣言》等书籍返乡，用真理锤锻淬火成伟大的宏愿，撒下宝典中的种子，在故乡的土壤上，长成一篇滚烫的宣言。 1926年，崔显芳将家中两间房辟为教室，创办了田庄完全小学。1927年，又在青白口村与魏国元合办完全小学，作为在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1931年春，中共河北省委保定专署特委派中共地下党员贾汇川到宛平八区清水高小任教，以教员身份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9月，崔显芳将被敌人盯上的贾汇川请到青白口任教，历史的邂逅，使山村板结的土地悄然复活。

1932年秋，中共宛平临时县委成立后，为隐蔽，青白口高小转移到田庄崔显芳家那座四合院，校长崔显芳与另一位保属特委特派员、地下党员马建民等以田庄高小为中心，继续点燃星星之火。 收获的9 月，在田庄高小教室里，宛平西部山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田庄高小党支部宣告成立！那面铁锤和镰刀紧紧相握的旗帜，在平西十万大山的海洋里，竖起一面红色的风帆。

崔显芳对贪官土豪嫉恶如仇，常发文揭露批判，并试图利用法律武器起诉状告，因此成为反动政权的眼中钉，不断以各种“罪名”入狱。1931年组织百人请愿团到青白口分驻所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1932年替长沟峪煤矿工人打官司，救出田庄沟20人，取得反对“关门锅伙”斗争的胜利；1933年9月参与策划组织了“提灯会”，晚上百余人高擎松明火把，一路撒传单，贴标语，喊着“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屠杀！”“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等口号在村里游行，又到淤白、苇子水、下马岭，雁翅等村宣传，山村农民革命激情的熊熊烈火点亮了沉寂的大山，并向四周扩散蔓延。

魏国元学生时期就追求民主和自由，曾揭发亲舅舅的劣绅行为，并将其告上北平的法院。魏国元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夏转为中共党员。田庄高小遭破坏，崔显芳回到青白口，与担任了中共宛平县委副书记的魏国元一起，将魏家的“双合堂”杂货铺改建为“一元春”药铺，魏国元任掌柜，崔显芳为坐堂医生，高连勇当学徒，实则为中共宛平县委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站。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地域……无数说不清的相遇，成为道不明的缘分，它们让生命或生活充满了奇迹，将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融合成生态共同体。崔显芳比魏国元年长18岁，是魏国元的入党介绍人，并成为亲密战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爱憎与革命理想，并先后被捕。他们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经营救，魏国元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刑两年半，被折磨奄奄一息的崔显芳保释12天含恨离世。

魏国元出狱后，担任宛平地下县委书记，他和妻子将两把手枪拆卸后，藏在小儿的襁褓中，从西直门出城，回乡组织民众武装抗日，协调各方力量，为共产党八路军进入平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还满腔热忱地做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为迷茫中的青年指明方向。当事人的回忆中，当年在西斋堂那间小屋里，魏国元带领大家宣读抗日誓词的情景历历在目。邓华支队进平西，帮助地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宛平抗日民主政府，魏国元首任县长。崔显芳和魏国元，及他们的战友，在京西山村的革命历史上，创建了绝无仅有的第一：京西山村第一党支部；北平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魏国元又是第一任县长。他们用生命培育信仰，在血与火的征程中，每一个精彩都是血色的辉煌。

从崔显芳到魏国元，及其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山村知识分子，他们虽身在山村，却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草寇，也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造反的小农，而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把革命当成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远大的，他们的革命是彻底的，他们坚信“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他们是山村知识分子革命的典范，是党的事业得以在山村发展的关键。正如列宁的论断：“ 在无产阶级革命性尚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发挥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事业的自觉性、进步性作用，反对任何形式对自发性的崇拜和对‘自觉因素’的轻视。”他还说：“ 知识分子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到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他们的革命实践更加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唯有通过知识分子的创造、传播和宣传，掌握革命阶级千百万人的心灵，才能真正发挥理论改变现实的力量。”

又是“满门忠烈”

崔显芳、魏国元等山村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宗旨和目标后，就会为此忘我和无私。用自家房产办学校、开药铺，作为党的地下工作和联络处，甚至变卖家产支援革命，变有产者为无产者；就会让自家人一天喝两顿玉米稀粥，把细粮留给四面八方来的革命同志；他们不仅自己投身革命，还带领和奉献全家。崔显芳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儿子崔兆春、崔万春、崔阳春和侄子崔一春、崔锦春、崔逢春、崔荣春，崔乐春，侄孙女崔克勤等先后加入党的组织，为党工作。有这样一个细节，1932年，崔兆春、崔一春、崔荣春等人在田庄村入党的时候，没有党旗，他们就把真的铁锤和镰刀挂在墙上，代替党旗，面对真的铁锤和镰刀，庄严地举手宣誓。这是多么生动的场景呵，这是对党最纯正的初心，最朴素的表白，最赤诚的理解。他们和成千上万忠于党的革命志士一起，用自己的热血，将手中的铁锤和镰刀，染成了心中那面神圣的旗帜。

崔兆春1932年入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曾任田庄村党支部书记、宛平七区宣传委员、党委书记、四区书记、怀来县组织部长、涞涿县县长。南下先后任湖南省芷江县县委书记、副专员、中央储备局湖南分局局长、湖南省商业厅、服务厅副厅长，1958年11月调回北京，任北京西颐宾馆党委书记，1978年任北京工学院分院党委书记。1983年3月病逝，享年65岁。弟弟崔万春和崔阳春，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革命经历。

侄子崔一春是崔显芳的大哥崔显美的儿子，宛平师范毕业后当老师，宣传革命思想，在田庄东街自家南墙上写下“失业者真革命”的字迹。抗战爆发后参加平西抗日游击支队，决心“宁为抗日死，不做亡国奴。”1938年春天，魏国元筹建宛平抗日民主政府，任命崔一春为政府教育科科长，为当时宛平教育做了诸多工作。1939年，到房良县任一区区长，1940年6月任四区区长时，率队到黄山店一带恢复抗日政权，被叛徒出卖被俘。敌人把崔一春押到霞云岭，百般劝降，均遭严拒。敌人挖好土坑，准备活埋崔一春等人，崔一春高喊着“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自己纵身跳进土坑，壮烈牺牲，年仅37岁。崔一春牺牲在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地，他用生命为新中国奠基。

崔克勤是崔一春的女儿，1938年，崔一春支持女儿到几十里地以外的田寺抗战高小读书。晋察冀抗大四分校到校招生，激情澎湃的崔克勤决心到抗大四分校学习。崔一春支持女儿的决定，亲自送女儿到校报名。从此，身穿灰布军装、打着裹腿、飒爽英姿的崔克勤随学校转战在阜平、涞水、房良一带，边学习，边投身抗日工作。1941年3月，被派到河北省涞水县木井村宣传抗日。3月26日，日伪军进村扫荡，崔克勤组织村民向村北的长水涧转移，中途被敌人发现。为掩护群众，她故意向桃园西沟方向引开敌人。敌人围上来，她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用生命谱写出十六岁的血色芳华。

崔锦春是崔一春的弟弟，崔克勤的叔叔。知道他的名字，来源于故事背后的故事。

采写平西抗战报告文学时，查到1939年夏天，魏国元年仅26岁的小弟魏国臣牺牲在支援冀东的战场上，为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又看到家乡村民和陈群领导的十二团官兵，在青白口村口为魏国臣烈士举办追掉大会，全场千余人齐唱挽歌的情节，不禁热泪盈眶。

在沉重疼痛的心情中，看到魏国元的女儿，云平姐发给我的三幅照片，一幅是1940年8月25日，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二卷八期油印黑白封面，一幅是杂志目录，第三幅是111页刊载的署名崔锦春的文章《悼魏国臣 唐月樵两同志》。崔锦春何许人也？从姓氏看，像是田庄人。经查，原来是田庄崔显芳的侄子，崔一春的二弟。他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被派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秋毕业。学习期间，听到魏国臣牺牲的消息，写下这篇悼文。崔锦春从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工作，因一直在隐蔽战线工作，始终守口如瓶。妻子跟着他从涞水县计鹿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迁到易县裴庄，又搬回平山县赵各庄，又到张家口、石家庄，搬了多次家，但对丈夫的工作一无所知。有一次，妻子听人说社会部工作很神秘，便回家问丈夫。崔锦春严肃地说：“社会部是党的一个秘密部门，我们铁的纪律就是严守机密，包括对家人。所以我的工作你不要问，我也不会说。”妻子记住了丈夫的话，后来看到丈夫有了警卫员，又有了马匹，开玩笑问：“你到底是个什么官？”丈夫笑答：“是工作需要。”1947年秋，崔锦春一走20天，回家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我们的情报很准确，按情报，部队连夜急行军，抢先赶到清风店，石门（石家庄）就要解放了！”不出半月，石门真的解放了。

看到这些资料，我欣喜于发现一个京西的“余则成”，产生了继续追踪的欲望，但很快看到：崔锦春1948年9月16日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时牺牲，年仅37岁。直到牺牲，看到烈士证，妻子才知道丈夫的职务是：解放大队副政委。这时，我想起陈群，那位在魏国臣追掉会上悲愤讲话的团长，后来，也牺牲于冀东战场。崔锦春与陈群，以及更多的人，悼念别人，又被别人悼念，使我理解了何谓 “前赴后继”。

我曾写过魏国元全家的“满门忠烈”，崔显芳、崔一春、崔锦春、崔克勤，老少三代，一门四烈士，又是“忠烈满门”。

为“国民抗日军”开道

蓝色代表沦陷的国土，红色象征战斗。臂戴红蓝两色袖章的抗日队伍，人称“红蓝箍”。1937年8月，他们砸了德胜门河北省第二监狱，救出许多政治犯，队伍扩到千余人，名为“国民抗日军”，继续在海淀、温泉、妙峰山一带抗击侵略者。秋季日军伺机大扫荡，国民抗日军拟向涞源一带的八路军正规部队靠拢后休整，需通过宛平七、八区。

北京市的老市长焦若愚，当时是地下党员，也是国民抗日军地方工作科科长。为部队顺利通过宛平七八区，他奉命带人赶到七区的田庄，找地方党组织接头，受到田庄村党支部的接待。魏国元和张又新两位县委领导从青白口赶到田庄，共同研究部队进山形势。魏国元和张又新详细介绍了宛平七区各地党的组织力量和活动情况，确认进入七区没有问题。接着，又介绍八区情况，认为地方势力较强，能否顺利进入，没有把握。

中共北平市农委书记刘杰派来的联络员王恒也到了田庄，为部队与地方接通了组织关系。

第三天，天刚亮，小股日军已窜到前山活动。王恒在回忆中写道：“为阻止日军西进，安家庄李文斌大队立即以横列散兵线抢占东大梁。我亲眼见到这支地方武装的战士们抢占的迅速、敏捷和神勇，激动万分。”又看到“国民抗日军从容地从田家庄开始行军，长长的队伍顺山势进入沟谷，蜿蜒前进，这两支队伍相互辉映，在清晨灿烂的阳光下，呈现和谐并壮观的图景。”

在田庄听了魏国元和张又新的介绍，国民抗日军迅速进入七区，和七区地方党政组织联合掀起抗战的宣传热潮。10月，进入八区提到日程。七区区公所，魏国元给八区谭天元打电话，谈了国民抗日军由于抗日需要通过八区，请他给予方便。谭天元在电话中答复：“只能通过，不能停留，不许骚扰”。魏国元则提出必须“提供食宿、保证安全”的条件，双方达成面谈约定。魏国元把他提出的条件向熟悉地方情况、又干练的彭城做了交代，派彭城陪同焦若愚前去谈判，为国民抗日军开道。

焦若愚和刘平在彭城的引领下，赶往军响戒备森严的谈判地点。焦若愚向对方谈判代表讲了国民抗日军为了抗日从此路过，不想久留，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为重，让部队进驻八区。彭城把魏国元提出的条件不打折扣地放到桌面上。听了焦若愚和彭城的慷慨陈词，对方代表连连应允：“好说，好说。”谈判结束，对方代表叮嘱：“如果一定要进驻八区，最好先打电话联系，我们好有准备。”

当天晚上，彭城带着焦若愚走进军响桑峪天主教堂，住在赵神父处。赵神父坦诚相告：“你们要想进就得快，否则就难了。”

第二天，国民抗日军吹响集合号，向八区进发。部队到达军响村口，一匹马疾驰而来，煤窝地方抗日武装头领告诉大家：“好悬啊，他们开始布置了，如果晚来一步，你们就进不来了。”

国民抗日军在斋堂停留几天，便向蔚县晋察冀独立一师的杨成武部进发。后来，这支队伍被改编成晋察冀五支队，又接受驻防平西的任务。

马建民与《青春之歌》

在历史长河的打捞中，不断会有新的发现；在浩瀚历史的星空中，不断发现新的星光。

1932年暑假后，青白口高小迁至田庄，地下党员贾汇川调离平西。一天，两个农民打扮的男人进入田庄，找到崔显芳，递上一封信。原来是阳坊交通站的交通员，把河北省委保属特委又一位特派员马建民送来了，接替贾汇川，动身之前，他们在阳坊交通站化了妆。

马建民与崔显芳在田庄高小发展党员，成立了宛平西部山村第一个党支部，并以田庄高小为中心，在附近村子发展组织。高连勇、高奉明等人在回忆中记述，在田庄高小，马建民除了教课，还开会、讲演，宣传抗日，并经常偷印传单、标语，组织学生利用夜间散发和张贴。还组织起几十人参加的农民协会……田庄高小停办后，为防意外，几个同学护送马建民到阳坊，转至昌平后乘火车，拐个弯儿回到北平。

马建民初回北平，一时没找到组织，但还坚持党的工作。庞勉记述：1932年冬，少共团员兼地下交通员庞勉，在北京大学夜校学习，经地下党介绍，结识了魏国元，1933年与之结婚。期间，地下党员马建民经常来找魏国元。魏国元和庞勉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庞勉的一只眼睛被打失明，后因生小孩被假释，住在地处地安门的娘家。马建民给庞勉写信，告诉庞勉他在世界日报社工作，让庞勉去找他。庞勉来到西单附近的世界日报社，马建民把她带到后边偏僻无人的小屋，仔细询问了她和魏国元被捕的原因、经过、狱中情况和案子审理状况，并详细记录。

马建民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高奉明回忆，“马建民回到北平后，在北大沙滩和石驸马大街一带几次和我接头，了解党的活动情况，交代党在山区的工作任务等等。”

查阅马建民亲写的解放前工作简历，连同1985年8月30日马建民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悼词，更加确信马建民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担当多部门要职，离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

后来又收到京云姐转来的马建民手写资料，下边分别注明：“马建民是我父亲，2006年夏提供给给魏京云同志。马波。”还有一份：“我是马建民的儿子，这份材料是2006年夏提供给魏京云同志的。其父是我爸的战友。马波。”看到这些文字，想到这位马波，竟然和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老鬼同名，又幻想，马波会是老鬼吗？经查，马波即老鬼，是马建民和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马建民是杨沫的丈夫，1936年与杨沫结婚。为搞清资料为何加上了马波的签字，从京云姐处知道了原委。云平和京云姐的父亲魏国元和马建民是战友，自不必说，她们的妹夫和马波是同学，这就多了两家孩子间的交往。上世纪80年代中期，魏家姐弟开始搜集父辈革命斗争历史资料，当时马建民已逝世，马建民亲笔所写在平西的资料是马波提供的。2006年，北京某区举办有关抗战历史展览，马波约魏京云同去参观。她考虑马建民资料的获取渠道，如无证明，怕以后说不清，影响史料的真实可信，于是，请提供者逐一签字。

接着，我又得寸进尺地想到，马建民1936年与杨沫结婚，成为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说到杨沫，立刻想到北京文联大厅里，立着她的塑像，她曾担任北京文联领导；又想到她的经典代表作《青春之歌》，进而想到，马建民的革命经历，连同他了解的崔显芳、魏国元、贾汇川、庞勉……会不会也是《青春之歌》的素材呢？

历史老人太伟大了，不时地走出来为我们的追溯与设想作证。京云姐郑重地告诉我，马波曾对她说，母亲写的《青春之歌》，卢嘉川就是贾汇川，江华就是父亲马建民，从文学角度，当然不是很绝对，融入了多人的经历……

我凝望着田庄夜空的满天星斗，感到越发的亲切和明亮。抗战胜利80年了，先贤英烈们又都聚集在这夜空，聚集到当初的历史现场。田庄的夜空，是历史的天空；灿烂的星光，是英雄们永远不朽的精神之光。

田庄，这座古老的山村，不仅以这块土地上的英烈们为荣，而且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后人奋力实施前人的夙愿，建设着崭新的家园。结合自身特色，2011年村内建成了“京西山村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和“崔显芳纪念馆”，2018年升级改造，扩大了面积，丰富了内容，并将革命历史遗迹开发出“第一党支部遗址”和“崔显芳故居”，废弃的学校开发成红色旅游接待处。市有关部门将田庄村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前来参观旅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举行入党宣誓等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络绎不绝。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注重生态建设，发展生态旅游，北山建成百亩苹果园，南山大小水库之间建设湿地公园和休闲谷，实现红绿融和。

村里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5至2017年，全村近400户的住房全部进行了整体翻建，街道和户内都铺装了上下水，全村实施了煤改电。村收入提高了，村民的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提高，不仅年底分红，年节发福利，还对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员每月发生活保障金。村党支部书记崔春洪说，田庄是英雄的村庄，英烈们的愿望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要牢记先烈“跟党走”的遗言，带领大家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