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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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雨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揭开“二战”序幕的日本，最终败在不畏强敌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抚今追昔。在那段写满隐忍、屈辱、苦难、辉煌的14年全民抗战岁月中，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发生了哪些震惊世界事件？亿万中国军民面对凶恶残暴、烧杀掠抢的日本侵略者，是如何奋起抵抗反击的？14年抗战胜利最终又是如何取得的？李继锋著《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2015年6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该书采用编年体形式，顺序呈现了1931年至1945年每年大势、重要事件及众多与14年中国抗战相关的关键性人物。用作者的话讲，该书“看似重点放在战争方面，但也不局限于战事本身，对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形势也有所触及”，特别是该书配发的千幅宝贵写真照片，清晰还原了与14年抗战相关的一幕幕场景，众多中、美、英、日等军政人物。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次侵略，都诡计多端，深藏阴谋，都是日本军政相互媾和精心策划的。回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后，清廷被迫与日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北洋水师何以惨败？除了国力虚弱、经济衰微，除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两大势力政见、路径、目的不同，致政局混乱，不能不说与日本从“中国内部的剧烈动荡”“经济危机带来的焦灼感”捕捉到了入侵时机，膨胀了他们对中国侵略扩张野心。及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1928年6月的沈阳“皇姑屯事件”，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乃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背后都隐藏着日本人“乘人之危”阴谋。
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军阀混战，阴云笼罩，西方帝国主义大有分割中国这块“肥肉”之势。1922年2月，由美、英、法、意、葡、荷、比、日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公约》，核心是什么？是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当年在位的日本首相犬养毅曾说，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权在满蒙（应该）都能顾及到。换言之，日本在《公约》上签字的目的，是要得到殖民满蒙、掠夺资源等利益。彼时，犬养毅与孙中山关系甚密，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时，犬养毅发挥了很大作用。犬养毅曾提醒孙中山：“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日本亦野心勃勃。”
犬养毅所言决不是空虚来风，他是从“一战”后日本经济衰微，军方实力趁机抬头的趋势分析出来的。1926年12月，时年25岁的少壮派裕仁继位日本天皇，自此将日本拖入法西斯深渊。正是那个年代，日本以军人为骨干的犹存社、二叶会、建国会、天剑党、王师会、一夕会等多个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笼，这些组织中的众多“骨干”，投身到日后入侵中国队伍里。如1929年成立的“一夕会”成员中的河本大佐、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儿、东条英机等名字，至今几乎都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而犬养毅也因与这些少壮派军官政见不同，1932年1月15日被刺身亡。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展，龌龊卑劣，且暗藏杀机。首先看“皇姑屯事件”。史料记载，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之前的1927年8月，已进驻东三省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在出席东方会议时公开主张，满洲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距离“皇姑屯事件”发生一个半月时，河本大佐在给其密友的一封信中讲的更为露骨：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张作霖与日本人在经济、军事上的交往，张作霖心知肚明，但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
再看“九一八事变”。有资料显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就已开始谋划“九一八事变”方策。“九一八事变”的策划人何许人也？恰恰是“一夕会”成员中的板垣、石原、土肥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犬养毅道出了事变真相：“九一八事变并不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而爆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中国长期漠视中日双方既定的条约，长期漠视日本应有的权利，才酿成事变。”“日本应有的权利”是什么？是对中国殖民统治，攫取资源。“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舆论对日本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对此，板垣再施诡计——指使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进而挑起了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
时年的中国国民党高层、有识之士对日本侵略行径丝毫没有察觉吗？当然不是。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汪精卫、蒋介石等有所察觉，但个人政见迥然不同。1924年，孙中山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忠告日本，你们“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1934年间，汪精卫宴请蔡元培时，蔡元培对汪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1935年，胡适在《敬告日本国民》一文中讲得更为通透，他说，日本人的行动不仅会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会让日本“走向全民族自杀之路”。只有蒋介石执迷不悟，固执己见，他总以为自己“比别人更了解日本”，不只表现出妥协、讨好媚态，而且指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由此，日军不仅不顾国际联盟提出的撤退决议案，继续进窥黑龙江等地，而且肆无忌惮地把魔爪伸向了北平、天津直至南京、重庆、武汉各地。
是什么让日本人成为战争狂魔？是什么驱使日军走上了“害己害人”不归路？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菊与刀》一书中指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恶文化”的“耻感文化”。日本文化里没有“罪恶”二字，只有深入骨髓的“效忠”天皇，只有恃强凌弱。而中国人完全相反，不到被逼无奈，总是以诚相待。抗战爆发前，中国官兵求战心切、愿以死洗刷屈辱。但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的是被动应战、畏葸不前、心存侥幸，甚至提出倒行逆施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这样的政治、军事文化观，不啻为日本对我作战官兵和国民进行恐吓劝降、烧杀淫掠与军事进攻，提供了条件，敞开了大门。
中国军人并非都贪生怕死，中国人也绝非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中国军民表现出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勇气。“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童长荣、赵尚志、周保中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汇聚起数十万军民力量，在抗日作战中发挥了牵制、消灭日军重要作用。在最为激烈的台儿庄战役中，31师91旅旅长王冠石的57人敢死队，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以“我们打仗是让子孙后代别做日本人的奴隶”捍卫了民族尊严和中国军人的尊严。
1937年，日军蓄意制造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起始点，也点燃了“二战”导火索。“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是有“预兆”的。当年6月下旬，驻丰台日军频繁调集军队，以攻占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戏，目的就是通过寻衅滋事、挑起事端，发起对北平、华北各地战争。当时的中国高层有慧眼识珠、洞察风云者。“七七事变”前夕，“军神”蒋百里就在文章中作出暗示，他说，对待日本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要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归是我们的。”还有，1944年10月初上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1935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的今井武夫，在战后回忆录中毫不隐晦地坦言，当时“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传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沈阳“九一八”）一样的事件”。
果然，7月7日当晚，日军假借一名士兵失踪包围了宛平城，随后调集兵力向宛平城发起进攻。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二十四节气小暑，这一天在中国北方有祈望丰收、吃饺子习俗。但这一天给北平、给中国带来了战火，带来了灾难。面对日军的进攻，我驻宛平城二十九军将士与敌展开了激战。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命令士兵：“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旅长何基沣同时命令：“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但终因实力悬殊，二十军将士被迫撤出宛平城，赵登禹、佟麟阁等将士壮烈牺牲在战场上。28日，日军便大摇大摆进入了北平。当年12月13日，日军的身影出现在南京，这座历史古城、当年的中国首都，瞬间淹没在日军的血腥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惨遭杀害。
“七七事变”的爆发，激起全中国人民愤怒，不再屈服于日本任何压力，包括战争的威胁，全民抗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国共合作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向固执己见的蒋介石，面对危难局势，面对“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终于意识到人民对内战已厌恶至极，意识到国民党军官兵也渴望把血流在抗日战场上，而不是成为内战的罪人和“牺牲品”。
如何唤起全国军民抗战斗志？如何建立起全民族抗战铜墙铁壁？如何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就提出鲜明观点。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日本强迫民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和“九一八事变”、1935年日本唆使国民党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与日本政府谈判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等系列事件，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并提出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策略（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后，又相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全面系统阐释了全民族共同抗战战略思想、战术方法等，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决策指挥基础。
中外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战役，对决的既是国力、武器装备，更是人心向背和军人作战意志，是领袖人物战略战术思想。在14年全民族抗战进程中，就武器装备而言，中国国民党统领的军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队，与日本军队相比极不对等，总体上是一个由劣转强的态势。但是，全民族共同抗战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正义之战、信念之战，人心所向。如，正面对敌作战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百团大战，每个战役都时间长，血雨腥风，是双方兵力、武器装备的对决，而且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考验着淬炼着中国军人的斗志气节。淞沪会战，中国60多万兵力，战机180架、战车17辆；日军30多万兵力，战机500架、坦克300辆、军舰130艘。110多天的激战，军事上中国战败了，但政治上中国赢得了英、美对中国战场的支持。
英、美对中国的支持在那时不可或缺，但他们能给的只是武器，是装备国民党军队，而且是有条件的，出兵谈何容易。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向苏联提出出兵中国东北，消灭关东军请求。苏联的“条件”是什么？是“恢复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中国东北的特权”，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要拿领土主权去换取苏联出兵。
中国要打败日寇，只能靠自己，靠国共联手的全民族共同抗战。在抗战初期强敌压境、敌强我弱情势下，毛泽东独创的游击战，不仅实现了牵制、消耗、歼灭日伪军力量，挫伤日军嚣张气焰目的，减轻了国民党军队作战压力，而且唤起了广大军民抗战斗志。尤其组建起连片成线的地方武装根据地，为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不但回答了中国抗日的前途、胜利路径问题，而且深刻阐明了“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重要战略思想。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特别是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方针，迅速应用到抗日军民对敌作战中。从1937年底到1945年，八路军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从山西迅速扩展到整个华北日军占领区，建立起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江北、海南革命根据地近20个，抗日武装发展到120万人。抗日烽火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40年8月到12月的“百团大战”，就是贯彻毛泽东游击战的典型战役，战役不仅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设施，而且毙伤日军2万多人。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战线长、兵力分散，遭受了一次次重创。彼时，美国已预感到日本要向美国发动战争。据美方当时截获的日本密电显示，日军行动已箭在弦上。而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向中国驻美使馆胡适诵读他给日本天皇的“最后呼吁”——要求日本撤军，“如不见乐观，恐怕48小时内对日本海陆军即将开战”。罗斯福或许真没想到，他的“对日开战”正在变成日军先发制人的对美突袭。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350多架战机穿云破雾直扑珍珠港，睡梦中的美军12艘战列舰、188架战机被摧毁，2400余名官兵死亡。25年后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上，山本五十六的助手表示：“在军事上，珍珠港的攻击行动是当年最成功的一次，然而在政治上却是极大的错误，导致日本最后走上投降一途。”1945年8 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2颗原子弹。
日本侵略中国的14年，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抹去的伤痛和灾难，也在日本民众心里埋下孰是孰非“困惑”。日本民众何以“困惑”呢？是日本政客故意遮掩，不希望国民知晓那段历史真相，尤其是“始终不肯真心忏悔和反省，反而妄图篡改历史。”正如经历战争时期的日本《读卖新闻》总编渡边恒雄所言：“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检视过自己的战争责任，特别是道德和政治责任。”但历史是无法篡改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一手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和珍珠港等事件，残害屠杀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多国人民的战犯都罪责难逃，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板远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7名刽子手，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当天的日本主流媒体《每日新闻》在社论这样写道：“没有人宣称，他们是唯一的罪犯，而所有其他的日本人都是反对战争的……造成悲剧的责任应该由整个民族来分担。面对他们的处决，日本人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一点。”是的，被处决的战犯绝不是“唯一罪犯”，躲过审判的岸信介、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和天皇裕仁，被判为乙级、丙级的战犯都是战争罪犯。参加远东军事法庭战犯审判的中国律师梅汝璈，审判结束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中，讲了这样一段话：“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每日新闻》和梅汝璈的声音，能唤醒日本政客的良知吗？能改变日本人的“极端性格”吗？能让日本迷途知返吗？
掩卷而思，《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一书，在把我们带回那段国难重重、悲壮辉煌历史现场的同时，实则也在阐释一个真理，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珍惜和平。正如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胜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和教训，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世界各国人民永祥和平安宁。”21世纪的今天，站起来、强起来的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要坚定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