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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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霞 王洪福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回忆和缅怀那些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置生死于不顾奋战在隐蔽战线上隐姓埋名的这些无名英雄们，其意义不仅重大，而且深远。今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足迹，走进矿山烽火，领略他们的风采，去开启那段红色的记忆吧……
革命火种点燃矿区
大台煤矿从辽代开始，就是城区重要的煤炭供应地。从小煤窑到煤矿，从人拉肩扛到机械化作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大台煤矿所产的煤，是我国著名的优质无烟煤，该煤具有低硫、低磷、低氮、低灰、高发热量等特点，而这一切早已被日本侵略者盯上。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京西的沃土。
1938年秋，为了掠夺地下煤炭，日军从东向西分别在京西清水涧、板桥、千军台、王平口等村驻扎了伪军满铁部队，在落坡岭和大台村驻扎了日军，还有四、五十名日本骑兵，并在大台南山上架起了数门大炮，在落坡岭建立了宛平县警察局第九分所，在大台设了警察分驻所，还有以朱田为矿长的十多名日本职员，负责日本煤炭株式会社大台煤矿的开采工作。组建了一百多人的矿警队，由日本人渡边指挥驻守在矿区四周。与此同时，用三个月时间抢修铁路，火车直通大台，在西桃园村建立了大台警务段，大台村王家后院还设有随军妓院。整个矿区成了日军统治的天下。
抗日战争进入决胜期，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也进入到最疯狂的阶段，他们气焰嚣张，不仅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而且还烧杀掠抢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斗争进入白热化。共产党不屈不挠，率领人民军队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较量。战场上刀光剑影，敌后方暗流涌动，奋战在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与日伪军展开机智巧妙周旋，将一份份珍贵的情报发出，成为插向敌人的利剑。
一
一天清晨，一位20出头，身材健硕，中等身材，身着浅兰色大褂，头戴黑礼帽，脚蹬千层底布鞋的年轻人出现在日本军占领的大台矿区。他的出现如一盏明灯将矿工的心点亮。这个人就是时任宛平县城工部干部中共地下党员孙秉兆。
孙秉兆，京西大台庄户村人，1922年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从小放羊。1938年，八路军到庄户村，他被推选为村青救会主任。
1939年，经本村韩祥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担任村长、党支部书记、小区（包括千军台、庄户、东西板桥、木城涧、禅房、宅舍台和潘涧子等村）武委会指导员。1942年初，受第十一分区和昌宛县委的派遣到敌占区大台开展工作，秘密建立地下交通站。
在董学勤《敌工人员孙秉兆》一文中了解到：1942年初，孙秉兆同志由中共昌宛联合县委敌工部指派，奔赴大台矿区，到敌人戒备森严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建立党的组织，收集敌人情报，开辟进出货物渠道，接送根据地和敌占区抗日工作人员及进步学生，征收敌占区粮款等。
性情豪爽、为人仗义、胆大心细和机智灵活集于一身的孙秉兆，在大台地区人脉甚广，朋友众多，不仅有平民、矿工还有许多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如：伪矿警司令孙斜眼（外号）、火车站警务段警务长张文早、警察所所长宋清元，翻译张兰礼、兰西庆、郑天章，以及地主绅士等一大批上层人土，并在矿警和铁路警察中建立了关系网，安插了眼线。这些关系不仅成为掩护工作的酒肉朋友，更是收集敌人情报的主要来源，为后续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从这条线上收到的情报，均由交通员孙秉兆的堂兄孙秉花送到县委敌工部，十一军区司令部或送至北平市内大栅栏一客栈。
石良璞与孙秉兆是同时期的共产党员，板桥村人，抗战时期任门头沟六区区长。负责敌占区的斗争工作，大台作为当时重要的能源基地，日伪军在大台一带不惜重兵把守。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如何在矿山点燃革命火种，夺取矿山斗争胜利，成为当时一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也是上级党组织交办的重要任务。为此石良璞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乔装改扮，以商人身份来到矿山，秘密深入到矿工中及村民家里，宣传革命真理，壮大革命队伍，为建立起一条从村到矿、从矿到部队的秘密交通情报网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与孙秉兆同志有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石良璞更多的是建立安插在敌人心脏的秘密情报站。孙秉兆、石良璞二人成为在大台矿区开展地下工作、夺取斗争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二
1943年7月，是火热的季节，受十一军分区和昌宛房联合县委派遣，孙秉兆以商人身份到大台矿区从事发展党员，收集日伪情报工作。孙秉兆在矿工、矿警、警务段这批关系人中，经过培养和考验，发展了大台矿中以西桃园村矿工为主的第一批党员，并成为内线人员，包括在矿工作的穆怀春（西桃园村人）、厂面电工王永喜（西桃园村人）、矿变电所值班室王永来（西桃园村人），矿变电所电工白永亮（西桃园村人）、矿测绘科穆万增（西桃园村人）；在矿警中发展了乔明玉（西桃园村人）、在铁路警务段发展唐亚泽、张文藻等人，电工穆春水（西桃园村人）等。此后，孙秉兆又在桃园及清水涧、色树坟等地发展了多名党员，壮大了党组织队伍，建立起党在矿山的组织体系，通过党的地下党组织在桃园村建立秘密交通站，以物资转动的公开业务为掩护，秘密传送情报和运送物资。至此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在矿山的与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序幕。
地下工作风生水起
为了能够准确及时掌握日军动向，有针对性地予以还击，确保京西矿区安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敌占区，孙秉兆、石良璞等同志，通过建在大台矿情报网，组织抗日物资，开展对日斗争，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开了一系列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工作。
一
开展情报收集，掌握敌情动态。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工作，西桃园村年仅14岁的话务员王木铎，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他在攻打大台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木铎生于1929年7月1日，姐弟8人，四个弟弟因病离世，一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妹妹在1937年夏天日本鬼子搜山时，因为哭叫不止，为了避免敌人发现，为了洞里三十多名群众的安全，竟被母亲用手捂死。王木铎的父母是农民，其父种过地、也赶过牲口，后做过买卖。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曾担任敌我两方面村长与日本人周旋。抗战时期，地下党人每次夜间来村时他都精心安排和掩护；利用到北平、天津卖干鲜果品和木炭之机，为地下党购买电报机上用的电池、印刷用的铅字，还有药品、食盐及办公用品等物品。他花钱为儿子王木铎谋到了大台煤矿（当时称日本煤炭株式会社大台煤矿）话务员一职，王木铎后来成为中共抗日情报战的重要成员。
王木铎从小经历了躲避战乱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生活，目睹了母亲为了山洞内村民的安全，将哭闹的妹妹捂死及日军机枪扫射村民的惨状，这一切都在他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颠簸流离的过程中，在八路军抗日救国的宣传下，在唱着“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寇进攻我芦沟桥，亡我国，灭我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畔……”等抗日救国的歌声里，14岁的他便投入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2年11月初，王木铎经本村地下工作人员穆怀春介绍，投身到地下情报工作中，他以年龄小的优势，专门为晋察冀边区第三军分区（后改为第十一军分区）宛平情报站传送情报，宛平情报站的侦察员化名赵常山（真名赵连任）、张广仁给王木铎做情报工作时取了化名叫孔英，代号为02，正是这个“孔英”为当时地下党组织传送了许多重要情报。
一个日本占领的矿区地下情报收集与传递的严密体系建立起来，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王木铎利用接电话的有利条件，对敌特机关的电活进行窃听，一是注意日伪军在平西地区调动的情况，二是收集敌人活动动向，并及时向情报站提供敌情动态。秘密发送敌情有两条渠道：一条是地下交通员张明学以宅舍台村玉皇庙老道身份，将带回的情报压在一处石头下面，趁每天上午八至九点钟从西山游击区往敌占区大台火车站运送木炭的机会，情报员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位置，取走情报；另一条是王木铎通过电话监听，将敌情秘密告知王永来或白永亮、穆万增（联系到其中一人即可），再由他们设法派人将敌情传递给宛平情报站。
1944年8月起，王木铎父亲被日本鬼子抓去，受尽折磨，王木铎辞话务员，多方营救。几经周折将父亲救了出来。之后，王木铎与父亲一起经商，执行新的任务，利用从大台地区收购木炭运往北平出售之机，在大台和北平西直门外合记货栈、前门外大北客店、天桥张文秀(原系大台铁路警，后为地下工作人员）住所等地从事传递情报工作。
那时他的主要任务，一是调查北平西直门至大台地区驻日伪军的情况，并多次亲手绘制了落坡岭日军兵营、落坡岭警察九分所和色树坟警务段炮楼的地形图，继续向宛平情报站提供敌情报告；二是配合、掩护宛平县城工部干部孙秉兆同志在大台、北平等地与地下工作人员暗中接头联系；三是协助父亲从北平市场上为地下党及部队购买所需物品。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王木铎与孙秉兆联系密切，并共同为地下党出资出力。孙秉兆的工作任务很重，他在北平常常化装成大商人的样子，以财大气粗请客吃饭为由，进出大饭店雅坐房间，往来于城区与矿区之间，与地下工作者接头。由于活动经费不足，王木铎经常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并冒着风险掩护地下工作人员秘密联络。
1948年8月，在解放门头沟的斗争中，经宛平县公安局提议，经县委同意，让王木铎打入敌人内部，指令王木铎用逃跑投敌的方式，执行秘密锄奸行动，摸清叛徒杨述与解放区一些可疑人的联系，然后找机会把这个叛徒活捉带回解放区或把他干掉。8月23日，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时刻，王木铎郑重地提出加入党组织。根据老人家回忆，县公安局侦察股长张玉书（因杨毓秀局长去开会）与他进行了谈话，张玉书当时说：“根据党章规定，一般需要有候补期，因为你是一个人去敌区工作，情况特殊，你接受任务又很坚决，故经研究就不给候补期了，现在批准你为正式党员，希望你把誓词背下来，今后遇到困难和危险时，想一想誓词，就能增强勇气，就能战胜困难”。唐尚通帮助填写了《派遣登记表》和《入党志愿书》。入党介绍人为唐尚通、吴志清。宣誓之后，他将誓词抄在小纸条上，背下来记在心里。
二
抗战胜利，王木铎继续做着地下情报工作，并多次执行特殊任务，闯过层层险关。
1947年秋，平西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一次土改工作会议之后，时任宛平县粮食局长、兼财政科长的杨述，借参会结束回家探亲为由，携家属持枪叛变投敌了。
1948年初，蒋匪封杨述为宛平县副县长，他把宛平县各区还乡团组编成河北省伪保安第十九团，在他亲自指挥下，经常偷袭解放区，有时甚至化装成县大队人员和地方干部，潜入解放区内地进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仅杨述制造的狼儿峪惨案，就造成县、区、村干部和翻身农民三十多人被杀被捕。杨述曾向蒋匪华北剿总头子扬言，试图在短期内摧毁宛平县政府和专员公署机构。为除掉杨述这个叛徒，宛平县和公安局谋划除掉叛徒杨述的“锄奸行动”，经研究决定派王木铎去完成这项任务。
9月23日王木铎回到大峪，前脚到后脚就被大台伪乡公所特务、兼国民党二零八师五团便衣特务安小文（本村人）盯上了。下午王木铎便来到伪乡公所，接受伪乡长王永宝和乡秘书李洪志、王佩章召见审查，伪管警察所、伪二零八师五团政工室、伪军民合作站、伪军政警宪联合办事处、伪华北剿总门头沟人民服务队等单位的敌特分子一窝蜂似的轮番盘问。
“你为什么要从匪区跑到这边来?”
王木铎不慌不忙、镇定自若地说：“我原来不知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曾给他们当了村干部、区干部，后来经过土改给我家定为地主，他们分去了我家房和地，去年9月我们全家人到这边来了，家中一个人没有，地里的粮食没人收拾，我就请假回家了，以后没人找我，我也就没有再去。我早就想跑过来。”
“你既然早就想跑过来，为什么早没有过来，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来呢?”
“因为我给那边当过村干部、区干部，思想上有顾虑，怕过来杀头，所以不敢过来。不久前我老婆从这边回去了，听说山那边的县粮食局局长兼财政科长杨述过来之后，不仅没有杀头，还让他当了县长，我这才打消了顾虑，才敢过来。”
“你认识杨县长？”
“认识，我当区财粮干部时，他是县粮食局局长、兼财政科长，我每月到县里算一次帐，见过多次面，他对我家在土改中定为地主是了解的，那边对我不信任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
“你今后打算干什么?”
“下煤窑背煤干不了，想请杨县长找个事儿干。”
敌人继续问：“你准备去找他吗?”
“我不认识路，准备先写信问一下，如果他回信说有事干，我再去找他。”
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一问一答中，双方都在揣摩着对方的心里，观察着细微变化。王木铎知道，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多亏事先准备充分，否则难以招架。
轮番审问之后，乡丁又把王木铎带到伪乡长王永宝的办公室。王永宝亲自出马单独对王木铎进行了软硬兼施的审查。面对王木铎，王永宝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很长时间不说话，十多分钟过去，王永宝突然开口问：“你这次过来带的什么任务?”
王木铎装作没有听懂的样子反问到：“你说什么?”
他用眼睛仍然继续盯着王木铎：“那边派你干什么来了?”
王木铎也不甘示弱，郑重地回答：“不是那边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想过来才过来的。”
这时王永宝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屋外的乡丁故意高声喊着“去看一看埋人的坑挖好了没有”。然后他从墙上抄起马鞭子，一边走，一边挥动着马鞭子，声色俱厉地喊：“你讲不讲实话?”
王木铎也严肃认真地大声地说：“我讲得都是实话，我确实不是那边派来的，是我不愿在那边呆了，才主动跑过来的。”
王木铎将领导同志事先为他准备的从解放区逃跑的理由向王永宝反复作了有板有眼的陈述。经过巧妙机智应对，王永宝渐渐缓和了情绪，他眯着眼凑到王木铎面前，假惺惺地说：“我这样问完全是为了你，因为我与你父亲是好朋友，原来去天津卖杏仁、核桃仁时就吃喝不分，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保证不怎么着你。如果你不讲实话，将来警察所和二零八师查明了，可别说我不救你，你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王木铎说：“我确实是自己跑过来的，如果你们将来查明我是那边派来的，你们可以杀我，也可以活埋我。”软硬兼施过后，二零八师政工室的敌人该上场了。王木铎知道，这些敌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自己今天命悬一线，但想到自己是党组织派来的，是党交给自己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想到入党时张玉书同志的话以及党组织的信任，心里便激动不已，他默默地把入党誓词背诵了一遍，顿时，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敌人的层层审查，没有发现破绽，无奈，王木铎被放了出来。但在这种情况下，门头沟的敌特分子对王木铎严密监视也没有取消，除伪军、政、警、宪人员三天两头查户口以外，夜间还经常派特务到他的住地进行监视，还乡团特务安小文也天天以同乡的关系到他家了解情况、观察其言行。在未见到要除掉的杨述本人，也未能打入敌人内部，王木铎改变工作方式，一方面给杨述写信（共6封），暗中联合一些逃出的青年，再找几个地富分子为幌子，以组织所谓第二批还乡团作掩护，等待杨述来门头沟视察的机会，活捉他并押回解放区。另一方面，从门头沟乘火车去西直门购买粮食时的所见所闻，门头沟地区伪军、政、警、宪的活动情况以及到敌区后的情况，用密写方法向宛平县公安局报告情报。
为了不使敌特分子发现，平时王木铎躲就在里院一间小屋秘写情报，爱人在前院放哨，约定如果敌特分子来了，她就借进屋之机将事先放到台阶上的大铜脸盆踢倒，这样王木铎就能及时听到。再者，写情报时，先用毛笔沾墨汁给伪县长杨述写一封半截的信放在一旁，然后将笔洗净，再沾密写药水写情报，如敌特分子来了，就装作给伪县长写信的样子。为了将，写好的情报及时发出去，王木铎买了两桶茶叶，将其中一桶里面垫桶的白纸取出，将密信写在白纸垫上，并故意在其盖子上划一道痕迹，自己带上这两桶茶叶到通往解放区的路口处等待熟人带去解放区。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王木铎把有情报的茶叶桶埋在路边的干树叶里，没有情报的茶叶桶拿在手中，如遇敌特分子盘查，就说等熟人给亲友带桶茶叶。一次，王木铎连续等了三天，才等到带他出来的贺万宝从门头沟卖猪后回解放区，王木铎见他走来了，迅速把有情报的茶叶桶刨出来，请他务必送往小店子村情报战，然后交给县公安局唐尚通同志。
北京解放后，王木铎原来所在的村干部及群众不明实情，曾给当时他所在的长辛店公安分局写举报信，要求对王木铎予以惩处。后经组织上复信并派人专门去做了解释工作，全村干部、群众才恍然大悟……
三
开展情报收集和转递工作是地下交通的两个重要环节，以实体作掩护，建立情报转运站，在当时情形下是当务之急。
大台火车站，客运量和货运量都相对较大。孙秉兆经过考察，在大台火车站东北角以货栈名义建立秘密交通站，对外名称大台火车站货运栈，公开工作是物资转运，所收购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京城，换回物品再秘密运往根据地。
1943年，也就是民国三十二年的大灾之年，加之日军占领后，施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地区老百姓为避免杀身之祸，逃往深山，躲进山洞，以野菜度日。还有些人纷纷逃往口外。
按照县委指示精神，孙秉兆以其合法身份帮助当地老百姓寻找生路，利用山野林木资源，在大台矿以西的千军台、庄户、板桥村一带烧起了木炭，村民们将木炭运到大台货栈，然后再由交通员孙秉花赶着牲口运往京城，再从京城运回粮食分给他们。这一举动很快引起铁路警务、矿警、翻译、警察等的注意。为避免怀疑，孙秉兆只得采取请客送礼方式掩人耳目，孙秉兆以货栈作掩护，不仅向解放区传递情报、运送物资，还多次通过地下党组织为秘密护送革命同志前往根据地保驾护航。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经请示上级党组织于1945年9月，经过石良璞区长选址、物色人员，在大峪村建立一处情报转运站——“久兴隆”杂货店。确定石良璞的表弟刘仕恒为地下情报员，以店老板公开身份经营这个杂货店，组织上特派一名叫田正森的地下党员到大峪村，共同开展对敌斗争。
刘仕恒1910年2月6日出生，千军台人。他从小家境贫穷，九岁时父亲死在小窑里。他先后给人放羊，到小窑背煤。十几岁参加北伐军到达武汉，军需上士。北伐失败后回到老家。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士成立抗日同盟军，他又参加了吉鸿昌的抗日队伍，历任排长、连长，后任吉鸿昌副官。在与日本鬼子作战时身负重伤回到老家。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田正森，给地下工作筹措资金，刘仕恒把大峪村村南五亩地卖了3000块钱，以开办“久兴隆”杂货店为掩护，建起了以自家为中心的地下交通站，并认识了曾来他家里找过田正森的共产党员孙秉兆和刘显成。“久兴隆”杂货店不仅是转运情报的秘密联络站，也是地下党员田正森及孙秉兆、刘显成等地下共产党秘密开展工作的联络地点。1948年，刘仕恒为更好地掩护他们在还乡团眼皮底下开展工作，还给孙秉兆、刘显成办理了本地户口。期间，刘仕恒郑重地向田正森提出入党申请。
解放后，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让刘仕恒担任东辛房河南街艺园戏院经理，并且不公开自己的身份，继续做情报侦察工作。刘仕恒为肃反等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直到九十年代落实政策前，许多人甚至所在单位都不曾知晓的原因。
对敌暗战风起云涌
把控一条线，布下暗战网，歼灭日伪军。这是当时矿山斗争的真实写照。
当时情报员王木铎所操作的电话机，是一部三十门的小型交接机，一条主线串联起多地的信息，如一张网四散开来，除直通大台矿敌伪各科室和驻色树坟、门头沟办事外，还联通门头沟电话局、宛平县警察局第九分所、大台警察分驻所、大台矿警司令部、大台日本守备队、大台警务段、落坡岭和大台火车站等。
一
扫荡是日伪军对付抗日武装的惯用伎俩，也是他们不惜一些代价，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秘密军事行动。那时，日伪军每次去平西地区扫荡时，门头沟的敌人都事先给大台日本守备队、大台警察分驻所、落坡岭警察九分所打电话，令他们在大台、西桃园、东桃园、清水涧等村抓民夫，以便在日伪军抵达大台站火车时有人接应，为他们搬运进山扫荡的弹药和物资。
而每次敌人从门头沟出发之前的行动，都被王木铎窃听。之后，他向驻门头沟办事处询问开往大台的火车增加了多少车厢，以此来判断出日伪军的大约人数，然后迅速传递出去。
抗日烽火如火如荼，矿山的地下党也在经受着斗争的历练。从1942年11月至1944年8月中旬，敌人每次进平西山区（大台矿附近村落）扫荡，王木铎都做到了提前两个半小时向情报站发出可靠的敌情报告，确保了情报万无一失。
解放区得到他的情报后，迅速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进行转移；民兵在路上埋设地雷、山上打伏击；军分区调动部队选择有利地形择机消灭敌人，致使日伪军几次进山扫荡不仅扑了空，而且被打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几次扑空后的日伪军头目疑虑重重，开始了重点排查。
1944年秋，一天下午3点多钟。王木铎正在北屋为解放区写敌情报告，忽听外面咔咔的脚步声，他机敏地将未完成的情报夹在硬皮本里，当化装成老百姓模样的日本特务三甫撩开门帘的一刹那，他已将一页早已准备好的日语练习拿在了手上，不紧不慢地小声读起来。三甫凶神恶煞径直朝他而来。王木铎见状，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托上面有日语练习的本子，笑容可掬递到三甫面前，并向三甫主动请教，写得对不对。三甫对他上下打量一番，试探似地抬起手，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王木铎神不慌，气不喘，腿不软，冷静应对。三甫便贼眉鼠眼地审视起房间的各个角落，还到里屋转了一圈，出来一屁股在椅子上，翻起了桌上的书本。王木铎心里咯噔一下，好悬呢。实际他趁三甫进里屋之时已将那张未写完的情报装入了口袋，从容自若地把炕沿边装着核桃和大枣的簸箕端到三甫面前，趁进里屋提水壶之机将情报扔进了火炉里。
这一时期，王木铎不仅收集情报，他还与地下党员穆万增、王永来、白永亮共同合作，为军分区绘制了大台地区日伪军据点的地形图（如今此图陈列在门头沟区档案馆内）。由于地形图上地标详细，有日伪军头目姓名、日伪军人数、武器装备、炮楼结构、围墙高度宽度、电网开关位置等，所以在1942年12月、1944年8月、1945年5月，三次攻打大台日伪军据点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每一次战斗都取得了全胜。
二
1944年初，部队后方造子弹因缺少铜，大台矿的情报人员接到宛平情报站指令：要求想方设法搞到一些铜线，暗中送往解放区。
经大台矿地下情报人员研究决定，将大台矿通往清水涧矿的三千三的火电切断，通过发动群众收割和运送，可提供铜三四千斤。一切按计划进行。
一天夜间，他们带领东西桃园和清水涧村三十名青年群众执行这项任务时，因穆怀春思想麻痹，在“欣赏”情报站侦察员杜××的手枪时，不慎走火，被敌人发现，机关枪雨点般扫射过来，所有人员被迫撤离，不仅影响了任务完成，还造成穆怀春同志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
三
1945年5月1日，石良璞区长秘密来到大台矿西桃园村地下党员白永堂家部署工作。乔装改扮的日军三甫，头戴礼帽，身穿本村一名商人的大褂，躲过了放哨村民的视线，也来到了白家。他推门而入，警觉地扫视着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当他发现王木铎后，八字眉立即皱了起来。又见石良璞眼生，便伸出手要其身份证件，另一只手则伸进了大褂。说时迟、那时快，石区长掏出了手枪。三甫见状掉头就跑。为避免引来更多的日本兵，石区长没有开枪，放跑了三甫。当三甫带领日本兵前来围剿时，白家大院的人都撤离了。王木铎与另一名地下党员王永来按照石区长的部署迅速奔往解放区庄户村大北山的黑牛寺，向驻扎在那里的宛平情报站领导进行了汇报。而此时的三甫率日本兵冲进了王木铎家，气急败坏地把他的姐姐及爱人带走了。威逼审讯并放狼狗咬，木棍打，逼迫两人说出实情，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第三天，我军分区派来大部队，采取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警察分驻所和日本炮楼，受尽折磨的二人才得救。
四
1943年12月，县游击大队一部和千军台、庄户等村民兵，按照县委命令，消灭驻板桥伪矿警，打通大台至庄户、千军台及根据地大道，派侦察员与孙秉兆一起，摸清矿警换防情况。矿警班长、地下党员乔明玉(县敌工部内线，大台村人)，矿内电工穆春水等向侦察员汇报了敌人活动情况，即：驻板桥矿警，每月月底与驻大台矿警轮换一次。最后游击队领导与孙秉兆共同研究制定出一个作战方案，用伏击战歼灭了这股伪矿警。
战斗胜利，伪矿警伤3人被俘20人，缴获枪支20余支，其中机枪一挺，这次的袭击胜利鼓舞了战士和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使敌人很快撤离了板桥据点，大台至根据地这条交通大道终于被打通。
1944年4月3日，县委领导率县大队三个连，100多民兵，共500多人来到千军台村西北台子处。县敌工部指示：交通员孙秉花迅速前往大台，将地下党员交通站负责人孙秉兆叫到北台子来汇报大台矿的情况。根据孙秉兆绘制的地形图和口头汇报，很快确定了作战方案。
这次战斗只用了20分钟，击毙伪矿警司令1人，俘虏伪军51人，其中小队长1人，日职员6人。缴步枪百余支，冲锋枪1支，机枪1挺，子弹6000余发，电话机12部，白面150袋，油20桶。我军战士和民兵无一伤亡，取得了全胜。
1945年6月18日夜间，宛平县大队及民兵200余人悄悄进入大台矿，在附近隐蔽了起来，这次战斗采取内外夹击办法，内线人员主要拿下矿内制高点，即敌人的五层炮楼。
6月18日清早，天刚亮，根据孙秉兆的安排，内线人员地下党员、矿警班长乔明玉，敌工部内线人员穆春水、李元会、韩维方等四人冲进炮楼把鬼子干掉，然后在炮楼顶上用毛巾向隐蔽的八路军发信号。县大队队长命令部队向指定目标进攻，将守敌大部击毙，大批物资和弹药运出，很快结束了战斗。
智取大台日伪据点
1945年7月底，河北宛平县平西一带的日伪军大部已被八路军歼灭。可是，大台至门头沟铁路沿线上驻守的日伪军仍在做着垂死挣扎。
根据大台矿地下党员王永来回忆：8月2日，大台矿区地下党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大台的日伪军要逃跑，命令要求想办法坚决予以阻击。当时，平西地区主力部队已开往平绥路沿线，宛平县大队也开往北京南郊，地下党只有3名正式党员和20多名情报人员。而驻守在大台矿的日伪军多达百余人，住守在4个堡垒内。这4个堡垒相距100米左右，火力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距这里2.5公里远的落坡岭火车站是日军驻平西一带的军火供应站，还有从各据点撤回的600余名日伪军。
党组织通过情报员在摸清日伪军的底细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了阻击行动计划。大家分析，日寇末日已到，士气锐减。保安队已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正在为他们的后路日夜不安，无意再替日军卖命。至于铁路警察，警长张文藻、副警长张文秀等早同地下党有“君子协定”。于是，决定第一步发动铁警起义。那时，日寇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闭门不出。矿区地下党组织想出了攻敌方法：在整个矿区断电，使敌人盘据的堡垒断水，迫使他们到外面的水井去打水。趁此机会，党组织同警长张文藻和张文秀接上头，他们表示愿意起义，只是在如何对付日本警长问题上不知所措。因为4个堡垒相距很近，一有动静就会惊动其它堡垒的敌人，他们凭着人多势众，火力旺，难以夺取胜利。一番商量后，他们决定智取，先用短刀刺死日警长，然后各个击破。行动时间定在晚上9点。
时间滴滴答答地走着，似进军的鼓点敲击着王永来等地下党员的心，他们在焦急中等待着。住在堡垒的铁路警察，上下两层是中国人，中间住的则是日本警长和日本站长。因没有电，只好用煤油和蜡烛照明，光线微弱。
晚上9时正，张文藻和张文秀从堡垒的三层急匆匆下来，向日本警长星野报告说：外面有情况。惊慌失措的星野听到报告后，来不及多想，快步走到堡垒的射击孔，头钻进孔内向外张望。说时迟那时快，张文藻上前两步，抽出短剑向着星野背部连刺三刀，星野当即倒地身亡。张文秀立即用手电筒向外发出信号。地下党看到成功的信号，从隐蔽处迅速冲进堡垒接应。此时张文藻已下令所有铁警收拾枪支和自己的物品，听候地下党负责人安排到指定地点。行动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了。铁警起义后，王永来等人站在堡垒上观察其它堡垒动静，无异常。当时大台地区的外线电话全被地下党情报站切断，只有这4个堡垒之间的电话还能接通。在这种情况下，王永来急中生智，摇通了下一个堡垒保安队队长的电话：“我们是平西军分区独立团，现在已将大台全部包围，铁警已全部起义，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同时，让张文藻接过电话给他们讲了话，限他们在一小时内起义。眼看着一个小时到了，仍无动静。王永来再次通话，限令他们10分钟内走出堡垒，否则总攻开始。这招真灵！不到10分钟，铁门打开了，一队人影在月光下垂头丧气走向指定地点。
这次行动结束，王永来、白永亮、王木铎发动东西桃园二村四十名群众到警务段炮楼搬运枪支弹药和物资，并与宛平情报站侦察员马清波、田正森同志，将60多名起议投诚人员和大量物资连夜冒着大雨送到大台南面的安家滩村。
最后的枪声
1945年8月，全国抗战取得了胜利。智取大台日伪据点的胜利，使驻守在大台地区另一堡垒的日军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夜色漆黑一片，他们也不敢走出堡垒，只得等待天亮之时，与前来接应的驻落坡岭车站日伪军突围。
8月4日清晨，日军先把仓库点着，顿时火舌冲天，烟雾缭绕；又将伤兵抬出，院内集结。然后，500多人背起枪弹、抬着伤兵，如丧家之犬顺着铁路线往门头沟方向逃去。
为了不让日本侵略军逃走，我矿区情报员立刻通过情报站与县大队联系，请求县大队派两个主力连配合力量单薄，又缺乏重武器的区中队民兵阻击逃跑之敌。
上午10点，在色树坟，敌人进入了县大队设下的伏击圈。我军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军开火，这次突袭，打得日本侵略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往河里逃的被淹死，往山上爬的被打死，除30多名日本鬼子逃走，其余全被消灭。
至此，在大台沟一带活动的日寇，终于被赶出了宛平，八年抗战中，通过大台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策反伪军起义投诚和抗日武装攻打敌人据点，先后从大台地区日伪军手中共夺取了机枪五挺、步枪二百一十多支，手枪二十多支，炸药六七吨，手溜弹五六百枚，子弹一万多发，粮食一百多吨，这次行动策反或被俘的七八十名伪军以及伪职员，经过教育和整训参加了革命队伍。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彻底结束日本侵略者对大台矿区的占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战斗在京西大台地区秘密战线上的革命先辈们，记录他们深入虎穴与日军顽强斗争的革命事迹，就是要让我们后人铭记历史，以史为鉴……他们才是共和国的保卫者，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