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驳壳枪

       李金明

人到夕阳，会一次一次的深情回望流年。少年的幻想与读书声一道，消失在清晨的烟雾里;青春和幻想如兔子一样钻入茂密的草丛，再无归期；中年的事儿繁杂，已经成为纷乱的线团……这些风花雪月对于我来说，越来越模糊。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是父亲那把闪着蓝色光辉、大张着机头的驳壳枪。资料上介绍是德国产毛瑟枪（C96 BOIO），也称之为“速射型(Schnellfeuer)”，枪的尾号是22Y20。压满弹夹装10发子弹。当然，这支驳壳枪与我一家人的命运也有关联

一

父亲这支驳壳枪，竟然是“插枪”得来的，不但悲壮，还沾染着平原上的鲜血。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游击队和部队，都知道一个特殊词：“插枪”。游击队员、部队伤病员被日本鬼子包围在村里，或者游击队、部队在野外作战，有可能被俘。此前将自己的枪支插进猪圈里、灶台下、沟坎内、庄稼地中。等形势好转了，再回去取。这不违反战场纪律。也不作为开小差或逃兵。

1937年12月，日军打来，父亲扔下锄头，拿着国民党军败兵丢下的两手榴弹，进入青纱帐，开始了游击队员生活。1939年秋，父亲担任了区游击队一班班长。他用着一支马步枪。那是鬼子骑兵通讯员使用的枪，枪管不长，使用方便，精度高，但子弹很难找。形势紧张时，父亲每天睡觉时都把马步枪放在枕头下，随时准备开火。那段时间，他说右眼总是跳，心里估计着是不是要出事啊！ 10月的一天，游击队活动到蠡县北辛庄村。刚刚住下，哨兵杨大嘴就从猪圈上跳下来，像村里的毛驴一样大叫：“李班长，你娘来了！”

父亲正在土炕上躺着，他骨碌一下坐起，对着窗棂问道:“到哪里了？”

杨大嘴说:“正从东街往这里走，估计快进院了。”

父亲吓得屁滚尿流，慌忙跳起，他的马步枪都没有拿，打开后窗户跳了出去。

奶奶进到院里，喊我父亲的乳名：“老惑，出来！”

杨大嘴虽然与奶奶家不是一个村的，但也是八杆子能够着的远方亲戚，他赔着笑脸：二姑，他没在这儿。

奶奶不信，到各屋找了一遍，果然没有见到人，她就在院里破口大骂，数落了父亲一通。临走时，她说了一句很恶毒的话“你不回家，早晚被日本人打死!”没想到，一语成谶。

三天后，通信员通知到王队长那里开会。游击队员是分别住在几家农舍中。父亲没有耽搁，立即来到村西头一家老乡屋里，王树藩队长正盘腿坐在炕上看一份油印文件。他看到父亲，示意他坐下。父亲等大家到齐，没有事，就随手拿起王树藩的那把驳壳枪，“巴拉”一声打开大机头，说道：“什么时候给我用几天啊？”

驳壳枪闪着黝黑的烤蓝，枪口准星像耕牛高耸的犄角，随时准备迎战。下插梭子则挺立着，给它增加了无尽的气力。王树藩笑着把擦枪布扔给他，笑着：“等我死了，就是你的……”父亲一只手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说了。父亲有点迷信，不让他说下去。过命的战友，不能说这种不吉利话。

这支驳壳枪是王树藩哥哥的，他是第二十四团连长，春季反“扫荡”时，为了掩护团机关突围壮烈牺牲。他死前交代，将这支驳壳枪送给弟弟王树藩。团首长答应了。战后，特派团司令部参谋曹江骑马送来的。曹江参谋骑得日本大洋马又高又大。父亲自小喜欢牲口，围着转了几圈。曹江参谋出门后看出来了，他把缰绳扔给父亲：你骑两圈吧！父亲骑着大洋马围着村子转了一大圈，村民们都来看，父亲出尽了风头。曹江参谋给王队长送驳壳枪的具体细节，父亲后来才知道的。

不一会儿，几个班长来了。王队长说：“刚才交通员送来县委通知，说咱们在这一带活动太久了，让咱们到南边躲避一段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大伙儿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明天的伏击还打不打？”

王树藩果断决定：“不能错过时机，夺下粮秣再走！”那段时间，游击队供给困难，全靠各村筹集粮草。

父亲的右眼又跳了几下，他当时想问一句：情报准吗？可是没有问。我长大了，参军到部队的后。父亲多次给我们讲这个细节，他后悔自己没有提问，后悔的肠子都青了。父亲说，王树藩比我大三岁，是抗战前的党员，跟我是过命的战友，我如果问一声，他会告诉我。也许，我们就放弃了这次行动。

二

父亲最初说这段事情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小男孩。给我印象最深的情形，是他在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擦拭驳壳枪。那驳壳枪依然雄壮、俊挺，在昏暗的屋里闪着刺目的蓝光。我当时是七八岁的小男孩，好奇心非常强烈，我坐在大床边观察。枪柄有一个图案，前面是一个标识。然后是几个数字，数字尾号是22Y22。他擦完枪，将五枚亮晶晶的子弹“卡卡”压进弹夹，然后“啪”的一声顶入弹仓，举起来，对着墙上的一个钉子孔，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找到他，我非打死他不行！”

我有点恐惧的问：“打死谁？”

于是他讲了当年的那起血案。

王树藩召集开会的第二天黎明，在他的带领下，父亲和队员们踏着蒙蒙晨曦，一路小跑出发。不像是走向流血牺牲的战场，倒像是奔赴收割的麦场。天刚亮，游击队来到北宗村外，埋伏在公路两侧的交通沟里。太阳升起一竿子高时，远处传来嘈杂的喧闹声，敌人的车队来了。这时，父亲突然发现，押车的人数比情报中说的要多得多，汽车上有十几个鬼子，钢盔闪闪发亮。伪军分散坐在十二辆大马车上。总共有四五十人。 撒，已经来不及了，一旦撤退，必然遭到鬼子机枪的扫射。王树藩扭头看看父亲，他有些犹豫。父亲咬咬牙对他说：“只有打他一下子，才能撤！”

王树藩被迫下达了射击命令，大家一起开火。打了几分钟，父亲突然发现后面远处出现了敌人骑兵，游击队就要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王树藩赶紧下达撤退命令，大家立即反身突围。父亲刚出大沟，一阵弹雨迎面倾泻而来，在子弹的呼啸声中，两个队员中弹倒下。这时，父亲忽觉得腰后一麻，好似挨了一棍子，鲜血顺着裤腿流下。

最危险的时候，父亲头脑格外清醒，他不断观察后面鬼子的骑兵，鬼子的骑兵在田野里奔跑，企图迂回砍杀游击队员。显然，敌人是有备而来，游击队获得是假情报。敌人企图前后夹击，将游击队消灭。

父亲和游击队员一边跑一边射击，突围当中，王树藩队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父亲带着几个队员向北冲，一颗子弹打到他脖子上，他只觉得身体一震，眼睛发黑，嗓子眼儿冒烟。片刻，清醒过来，再看半边衣裳已被血染红了。事后才知道，贯通伤从颈部动脉擦边而过，最终留下了一指多长的伤疤。父亲两处负伤，终于跑进刘铭庄，跳入了交通沟，这才摆脱了敌人。

北宗村战斗惊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传言：“区小队在北宗村打仗了，听说全牺牲了！”奶奶闻讯，叫上小外甥，一路小跑直奔北宗村。到路边一看，已经有很多人在村边。有拉着车的，有抬着棺材的。路边整整齐齐摆放着十一具尸体，奶奶一个挨一个看过，没有看到父亲，就问身边的人，大家说不知道。

父亲侥幸负伤逃出后，来到古灵山村一个表婶家躲藏。这一夜，父亲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他的心缩成一团。昨天还在一起生龙活虎的战友，从此永远分别。他在痛疼中思考：是谁送的假情报？他把他见过的人一个一个筛选，他筛选了一宿，筛选的头痛。他忍着伤口的剧痛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半个多月后，父亲见到区委领导，汇报了这次战斗的情况。不久，游击队重新组建。父亲当了游击队长。又过了一个多月，区委书记、游击队指导员翟汝胜找到我父亲，将一支驳壳枪交给父亲说：“乡亲们麦收的时候，从地里发现的，是王树藩临牺牲前，插到土里的。”

父亲接过驳壳枪，看一眼枪号，是22Y22,心里的痛苦无以言表。他用衣襟擦擦枪上的泥土，然后紧紧的抱在怀里。驳壳枪依然闪着刺目的蓝光。他说了一句：我用吧！此后，这支枪，就跟了他。父亲从此拿着这支驳壳枪，开始了一生的“追杀”。

三

父亲当了游击队长后，掖着这支驳壳枪，一边恢复游击队，一边开始了连续的报复：伏击鬼子、杀汉奸、端炮楼。但他心里却一天也没有放松，一心一意地在追杀送假情报的人，他找过区委、找过县委，找过城工部，找过锄奸科，他的战区共十八个村子。他就一个人一个人排队。究竟谁是内奸？给游击队送了假情报？

父亲拿到驳壳枪，一直想用这支枪打死内奸，可是没有找到内奸，却差一点给自己人用上。入冬，形势有些紧张，鬼子不断增加据点、炮楼，有时还约好几个据点一起出动，合击抗日武装。父亲的游击队就成为敌人合击的重点。冀中的游击队与部队不一样，游击队一般就是一二十个人。没有重武器。部队穿军装，一般以连为单位活动，武器好，一旦遭到合击，有兄弟连队支援，有上级关照。日军没有相当的兵力，也不敢去偷袭。游击队则没有这个条件。

父亲感到了形势日益残酷，他每天宿营后，放好暗哨，天一黑，就提着驳壳枪出去转悠，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他是防止敌人“压顶”。冀中的鬼子和伪军，在长期作战中，战术水平也有了提高。他们得到情报，得知哪个村有游击队，往往是后半夜集合，吃饭，做好战斗准备，凌晨出发包围游击队驻扎的村庄，在村口架上机枪。然后派人悄悄爬到游击队员住的房顶，架上机枪，等天亮发起进攻。这就叫“压顶”。遇到“压顶”，是很危险的。游击队伤亡多少，完全看命运了。

十二月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父亲查哨，刚才在村外，依稀看到一个黑影，瞬间就消失了。父亲很快返回，带着一身寒气，脖子上挂着驳壳枪皮绳，驳壳枪插在腰里。他站在堂屋，用嘴哈了一口冻僵的手，冲着东西两个厢房喊了一声“转移！”

两个厢房里驻扎的游记队员们发出“簌簌”声，那是在起身收拾东西。这时，西边厢房传出一个声音：“大冷的天，这不是折腾人啊！我不走！”

据后来人说，父亲脸色当时就变了，他拔出驳壳枪，一脚踹开西屋的门。大声说：“谁不走啊？”

说不走的就是杨大嘴。这个家伙是有名的“二愣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亡命之徒”。他摸黑看了父亲一眼，不服的昂了下脖子。

父亲“吧”的打开机头，走到炕沿边，顶住他脑袋：你说不走？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吓人。

他身边的小墩子赶紧把他的破棉袍递给杨大嘴。让他穿衣服。杨大嘴低下头，穿上衣服，提上自己的步枪和手榴弹，一声不吭地走出了门。后来有人问杨大嘴：“你不是不怕死啊？怎么也乖乖的走了？”杨大嘴紧张地看看四周说：“你们不知道，我听到他的驳壳枪口发出丝丝的响声，当时，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后来有人问父亲：“杨大嘴如果当时不走，你会不会打死他啊！”父亲说：“会打死。”杨大作战，最不怕死，冲在最前面，这样的战斗骨干，父亲也敢打，也是够狠的。

第二天下午乡亲们报信，后半夜村子被敌人包围，扑空了。游击队员们知道后，对父亲的判断伸出大拇指。

不久，县委要调父亲去县大队，区委翟汝胜书记来征求游击队的意见。大家散座在农舍院里，队员们围着碾子，翟书记说：李队长要调走，从县大队派来一个分队长当队长。

他的话没有说完，杨大嘴把一个装手榴弹的包“咣”的一声扔在碾子盘上：“这没法干了，解散吧！”

小墩子赶紧把手榴弹拿到碾子盘下面，小声嘟囔着：“扔轻点，别炸了。”

翟书记小声说：“我说不行呢。县里非要让我来征求意见。”

父亲走了。新的游击队长派来了，两个多月后，游击队被敌人“压顶”，牺牲了六个人，被俘了三个。新来的游击队长也光荣牺牲。敌人的情报为什么这么准？这个情况不但惊动了全县，也惊动了军分区锄奸科。

翟书记从县委得到指示后，连夜找我父亲通报情况。父亲驳壳枪套绳套在脖子上，枪支插在腰中，一支烟又一支烟抽着。冷冷地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这年头，敌人给我们选干部……”翟书记给他谈话后，他再次回到游击队担任队长。他判断，我们得到假情报遭伏击与敌人得到的这次压顶的情报，出自一个人。此人非常熟悉当地情况。是抗日政权和游击队最大的威胁。这个内奸必须除掉。

1942年晚秋，冀中地区经历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游击队不是被打散，就是“插枪”隐蔽。日本鬼子增加了据点、炮楼，父亲带领的队伍，只剩下七八个人。这一天，蛮营村的老村长跑来了，他找到父亲，对他说：“杨庄炮楼的张嘎子回来了。”

张嘎子是据点里的伪军小队长，前一阵日军出来 “扫荡”，他是带路人，那次“扫荡”，三个抗日干部被杀，其中一个是军分区“黎明”剧社来村里搜集素材的干部。父亲早就听说过张嘎子，这个人好像与县里那个领导认识。具体情况不知。

父亲从炕上一骨碌坐起来，瞪大眼睛问：“带枪了没有？”

老村长说：“没有带枪，好像是带了两个包袱，大概是‘扫荡’抢来的吧。”父亲没有犹豫，走到西厢房，大声喊：“杨大嘴、小墩子，跟我去执行任务，现在就走！”

翟书记闻声从西屋出来，问道：“大白天去蛮营，鬼子据点就在二里外……”那段时间，兼任游击队指导员的他，一直和游击队在一起。

父亲把那把驳壳枪“吧啦”一声打开机头，插进腰里。他说：“没事！”说到这里，他看到跟出来的老村长，对翟书记说：“村长晌伙吃过饭再走……”翟书记立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斗争形势复杂、残酷，要提防走漏风声，不能提前把村长放走，他立即拉着他到屋里去喝水、说话。

秋天的冀中平原，庄稼还没有收完。大地被庄稼点缀的像青绿相间的地毯，父亲带着两个队员，大步走在蜿蜒的乡间小道上。六七里地，一会儿工夫就到了，三个人走到村口时，机警的父亲看到远处一个老太太坐在井台边纳鞋底，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张望。看到父亲三人，她立刻扭头就跑。父亲判断她是放风的，低声喊了一句“跟上！”就带着二人跟着老太太跑去。老太太跑了不远，进到一个院里，“哐啷”一声关上了院门。

我后来非常佩服父亲的判断力。他拔出驳壳枪，低声命令：你们从前面进，我去房后。说着，提着驳壳枪向农舍后墙跑去。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当他跑到房舍后面，伪军小队长张嘎子已经从后面窗户跳出来，在原野里跑出去五十多米，父亲大喝一声：“站住！”

伪军小队长张嘎子还在跑，父亲举起驳壳枪瞄准，这种距离，一般手枪命中率很低了，父亲不动声色，只听“碰”的一枪，只一枪，就将伪军小队长张嘎子打倒。父亲跑到他跟前，看到伪军小队长张嘎子痛苦地卷曲着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后背穿过，估计不行了。

父亲弯腰。厉声问：“认识区小队王树藩吗？”他是在追杀送假情报的人。

伪军小队长不说话。

父亲用驳壳枪顶住他脑袋：“说不说！”

痛苦的张嘎子睁开眼睛：“是、是……”他用手指指据点方向。就闭上了眼睛。

父亲追问：“还有谁？哪个村的？叫什么？”没有声息。父亲用手在他鼻子上放了一下，知道已经死了。

这时，队员杨大嘴、小墩子跑来了。杨大嘴也把手放在张嘎子嘴边试了一下。

父亲站起来，冷冷地说：“回去吧！”说完，他把驳壳枪狠狠地插进腰里。

父亲带着两人正要走，只见张嘎子的老婆衣襟不整地跑来了，手里还牵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多年之后，游击队员们知道了，这个孩子叫“狗剩”。他们跑到跟前，看看躺在血泊中的张嘎子，立即哭天喊地地嚎叫起来，她一边喊，一边扑向身边的张大嘴：“你们偿命！你们偿命！”

张大嘴根本就没有想，一枪托子就将她打倒在田野里。她开始坐在地上哭嚎。他的五六岁的儿子“狗剩”，竟然抓起一把土，带着仇恨用力扬了过来。

小墩子看看地上的尸体有点胆怯，眨巴着眼睛对父亲说：“咱们赶紧走吧。”

父亲瞪他一眼，手握驳壳枪大步从向那妇人和孩子走去。

张大嘴已经用枪口抵住那孩子的脑袋，吼道：“不许动！”喊毕，他扭头看看父亲。在场的人都能看出：他要扳动扳机杀掉这个孩子，避免后患。那个年代，冀中集市上经常有说大鼓书的，《三侠五义》《小八义》等长篇评书，大家耳熟能详。儿子长大了替父寻仇的故事不少。张大嘴显然是听多了。

父亲大声说：“别胡来！走吧。”

杨大嘴用手扣着扳机，再看看父亲，他显然希望父亲改变主意。

那女人真的害怕了，跑过去赶紧抱住孩子：“你们！你们……”

父亲走到那母子身边，用驳壳枪指指他们，咬着牙警告：“老老实实呆着！再动，就打死你们！”

父亲带着张大嘴、小墩子走开了。到了村口，张大嘴嘟哝了一句：“早晚你得后悔！”

父亲默默无语，按照他的预见，他会想到今后很多年的麻烦。一路上，他不说话，大步走在冀中平原弯曲的小路上。

不久，区委翟书记找我父亲谈话，他说：“县委敌工部的领导说，张嘎子与我们有点儿联系，不该打死。”

父亲顶撞说：“我知道他有联系，才打死他的。这家伙脚踩两只船，更危险……”

翟书记问：“咱们被伏击，也没有证据说明是他送的假情报啊？”

父亲说：“算上王队长，咱们死了十一个人，我想起来心里就流血。我一个都不能放过！”说到这里，他眼里噙满了泪水。翟书记看看父亲，不再说话。

自从王树藩死后，父亲不再遵循那时游击队的“潜规则”：一般游击队不在当地杀当地人。当地族亲关系复杂，杀一个人，会得罪一堆人。父亲显然杀红了眼，带着游击队员，偷袭鬼子，伏击汉奸。有些村里的汉奸，干脆捆上扔井里。他活成了当地一个传奇。那时，老百姓说，他跺跺脚，大地都得颤三颤。 他管辖的十八个村子，没有出一个汉奸。 没有一个人敢去当伪军。

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父亲所在的县大队 “升级”到冀中纵队第二十四团。他被任命第三营八连连长。野战纵队在胜芳镇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开始了连续的行军作战：绥远战役、大同战役、易（县）满（城）涞（水）战役。1947年6月25日，父亲所在的第24团在纵队的编成内突然包围了固城之敌。固城位于平汉线徐水、定兴之间，北面地形开阔，东面是平汉线铁路，西面和东北面有深水塘围护，镇内外有大小碉堡500余座。其中伏地堡200多个，并有铁丝网、鹿柴等多层障碍物。守敌为第94军主力362团。该团全部美式装备，火力凶猛，配置严密，军官相当骄横。

第24团为预备队。父亲带领第八连在固城西南方向一个小村待命。中午，战士们听着紧一阵松一阵的枪炮声，有人念叨：该我们上了吧？

父亲摸一把自己的驳壳枪：“不急，好好休息，有用咱们的时候！”

有个老兵说：“不到紧急的时候，不用咱连。”

父亲笑笑，走出胡同，站在胡同口。这时，营部通信班长小墩子来了，老远就喊：“8连！8连！”他也是跟着父亲从县大队“升级”到野战部队的。

父亲问：“有命令吗？”

小墩子还是老称呼：“李队长，团长让你们上！去加强二营！”

父亲立即一挥驳壳枪，全连战士从大院里跑出，跟着他去投入战斗。

父亲带领全连跑步进到城南关村一侧时，街上满地弹壳，空气中还弥漫着强烈的硝烟气味。他看到二营曹江营长正在一堵断墙下观察敌情。他就是当年送驳壳枪的曹参谋。

曹营长扭头对父亲说：“我们打了三次，没有打进去，伤亡不小。我给团长说了，调你们连加强，你们从那个方向进攻吧。”他用手指了一下西北方向。同时，咬了一下嘴唇。父亲看到他手上缠着绷带，问：“受伤了？”

曹营长说：“没有事，掉了一块肉。”说着，看看父亲的装束，从自己包里拿出两个弹夹，递给父亲：“你的子弹不多了吧！给你！”有一段时间，团里的驳壳枪子弹严重不足。太行山兵工厂自己造的，大家都不愿意用，哑火太多。曹营长给的德国造的，是抢手货。

父亲接过弹夹，插在腰里，没再说话，立即带领全连向前跑去。在桥头，他命令大家隐蔽，立即俯身观察敌人的火力点，反身命令全连“轻装！”战士们听到命令，立即把背包放下，一个个像小老虎，随时准备冲锋。

团里的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同时开火，在他们的掩护下，父亲带领第8连与兄弟连队一起冲过小桥。这时，敌人地堡里重机枪突然喷发出猛烈的火舌，几个战士被打倒。危机时刻，父亲竟然跳上附近的民房，从上面飞奔过去，又从墙上跳到地堡顶，抡起驳壳枪对着射孔就是一阵猛射，直到把子弹打光。趁着敌人火力间隙，又把一颗手榴弹塞进去，“轰”的一声，敌人的机枪哑巴了。战士们喊着冲啊！冲了上来。

第8连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连续占领两个院子，打开了缺口。敌人一度反扑，企图夺回缺口。危机时刻，兄弟连前来支援，及时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当夜，第8旅几乎将全旅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终于攻入固城，父亲带领全连与敌展开巷战。逐院争夺。战斗持续到28日下午结束。将敌362团全歼。敌团长被俘。

战后，旅里举行庆功会，父亲荣立一大功。他拍拍挎着的驳壳枪：应该给它记大功。

那次战斗中，小胖墩在送达命令当中，遭到敌人迫击炮的轰击，双腿多处负伤。父亲去卫生队看望他和本连的几个伤员。团里已经安排了七八辆马车，要把他们送回根据地蠡县、博野的后方医院。小胖墩被担架抬出时，见到了我父亲。父亲把缴获的一条毯子给他盖上，小声说：“你伤得不轻，估计以后长途行军困难了。你出院后，就回县里工作吧。翟书记住县里当副县长呢。我已经捎话给他了，他会安排你的。”

小胖墩有些伤感，他说：“我们今后不知能不能再见面。你可千万小心啊。”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回去后，找找张大嘴。他的腿也伤残了，从县大队回家务农了。我上次最后见到他，给他布置了任务……”

小胖墩说：“队长，我看你每天攥着驳壳枪，有时发呆，我就知道你的想法。我回去之后，继续寻找给咱们假情报的内奸。咱们游击队死了十一个人，血不能白流。”

五

1949年1月，父亲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188师，从石门乘闷罐子车开赴山西，投入太原战役。4月，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已经5次负伤的父亲离开第188师，到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他离开部队时，已经是团里的副参谋长。后来到铁路局公安处工作，但仍然带着那只驳壳枪。1960年春的一天，铁路局政治部主任找到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的工作有变化，到客车段当段长。因为三线建设，最近中央首长来山西多，需要加强保卫工作……”

客车段是一个有着近两千人的大型铁路单位，调任显然是提拔。政治部主任又问：“你报到前，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

父亲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枪，得带走。”那时，枪支管控已经有些制度了，政治部主任犹豫了一下：“你给局长说去吧！”

父亲去找局长。怎么谈的，不知道。但父亲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局长是红军干部，他亲自带着父亲到了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对他说：“手枪让他带走吧。在安保处登个记。”

驳壳枪就这样走进我长长的时间隧道里，少年时期，记忆最多的是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从太原回冀中平原农村看望奶奶。每次父亲收拾东西，他总会把一个包放在身边，里面就放着他的沉甸甸的驳壳枪。他有很高的警惕性，每次回村，五六个孩子只带上一半留一半。他多次叮嘱母亲：“不能都带上，抗战时斗争残酷，杀人多，要有人报复呢？”战争的惯性载着他继续前行，他不屈不挠的坚守着自己的初心。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回到故乡。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去看一个战友，我跟着他沿着长长的、绿色的乡间小道走去。到了大杨庄村口，看到一个大树下修自行车的人，那个人热情地搬来一个小板凳招呼父亲坐下。他还到附近炸果子铺，买来两个炸果子给我吃。通过他们断断续续的聊天，知道他们还在说当年那些战斗的事儿。父亲反复问的是假情报的事儿。和那个提供假情报的人。

杨大嘴干活的手停住，看着父亲的脸：“这二十年，我一直在找，没有找到！”

父亲严肃地说：“对！继续找！”

杨大嘴立即起立回答：“是”，他一手拿着改锥，满手油污，让我感到有点滑稽。

过后，我们就往回走，我有点纳闷：“这是看战友来了？太简单了吧。”路上，父亲说：“他叫杨大嘴，在游击队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自己要求回村种地来了。他是残废军人。”

这就是老八路？这与书上、电影里说的不一样啊！我有些头大。还有一次父亲去县城，想让我跟着去，我要和小伙伴们去地里玩儿，就没有去。后来我知道，他去找小墩子。小墩子已经是粮食局局长，他们又一起去找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是父亲在县大队时的战友。父亲还在找那个内奸，他不找到不罢休。

农村的夜特别黑，晚上回屋睡觉，屋里的煤油灯撒开薄薄的红光，父亲从包里拿出驳壳枪，“巴拉”一声打开机头，然后放在枕头下，做好随时射击的准备。我凑到枕头边躺下，我对驳壳枪的崇拜和忧患意识也许是从那时形成的。

六

六十年代，我们一家人从太原迁到保定市。父亲在铁路工作。时间不长，那场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就来了，不断有人来搞外调，主要是调查父亲那些战友，是不是叛徒、逃兵？也有人调查父亲，但父亲历史清白。他一直跟着队伍走！十几年的行军作战，遇到无数情况，打散、负伤……但他总是急急追赶部队。他觉得跟着部队最有安全感。终究，父亲还是被“夺权”了，罢官回到家里赋闲。社会上的动乱使他不得要领。很快，又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斗”。他考虑的是，手里的驳壳枪怎么办。就在父亲苦闷的时候，一天，突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找到我们家。他说：“我叫王小栓，从外调的人那里，知道了你的的单位，才找到这里。”

父亲看到他有些面熟，满口乡音，但他坐在陈旧的太师椅没有动，问：“王小栓……你找谁啊？”

王小栓说：“我爹你认识吧，他叫王树藩……”

父亲听罢，差一点跳起来，他赶忙站起身，抓住他的手，让他坐下：“王队长的孩子啊！我说面熟呢。”

王小栓说：“我爹牺牲那年，我娘怀孕我五个多月。那些年有村里照顾，生活还算过得可以。”说着，他把烈属证掏出来给父亲看。

父亲看过烈属证，珍重地还给他，问：“你现在干什么呢？”

王小栓说：“我现在在公社武装部当部长呢。”

父亲连连称赞。烈士的孩子有出息，他心里充满喜悦。

当天中午，父亲让母亲去自由市场采购，他亲自下厨房，给王小栓做烙饼炒鸡蛋。这在当时已经是最高级的饭食了。

吃饭时，父亲与王小栓谈到了往事。说着说着，父亲说：你等等，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说着，父亲站起身，关好门。打开柜子，把用绸子包着的驳壳枪拿出来给他看。接着，讲了驳壳枪的来历。

王小栓听罢，满眼泪水。他最后说：“把枪给我吧。乡武装部能保存。”

父亲听到这里，刚要把驳壳枪给他，忽然又停住了，眼睛露出凶光：“不行！没准儿我以后还有用呢！”

王小栓点点头。吃过饭后告辞，父亲送他老远。此后，王小栓经常过来看老父亲。那时，我已经是少年。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好像父亲给他布置了任务，继续寻找内奸。一定要找到。

有时晚上，他也关上门，一次一次擦拭驳壳枪。经常对着墙壁瞄准。

七

那场长期的政治运动开始后，我们住的那个城市，一度铁路交通秩序继续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几条干线频频告急。5月，北京下发了《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的文件，很快，军队向铁路各单位派来了军代表。实际上，权力交给了军代表。不久，飞机散发传单，严令收缴武器。过了几天，父亲写了一张纸条给单位，上面写着几个字：我要见军代表，有重要的事。当天，一个邻居将纸条交给担任军代表的王团长。邻居后来说了经过：王团长接到纸条，有些轻视地问身边的人：有什么事儿？身边的人把纸条交给他。他看过，皱了一下眉头。边上一个穿便服的人凑上去看了一眼：咱们段里的老段长，是老干部。

军代表王团长带着一个年轻军人，下午来到我们家。那时因为“支左”需要干部，临时提拔了很多人。王团长大概就是这一类。他显然有点盛气凌人。见到我父亲，他站在屋子当中，没有进屋，问：“有什么事儿？我一会儿还得去开会。”

父亲坐在那把陈旧的太师椅上，示意他可以进门坐下。王团长这才进了门。父亲问了一句：“是六十三军的吧？”

王团长说：“是。”

父亲说：“我是一八八师的，打下太原，我就到军管会了……”

王团长那个趾高气昂的劲儿立刻减了一半，他说：我也是一八八师的，从军炮团调去的。全军向西北进军，过了黄河后，我调去的。

父亲问：“六十三军有个叫曹江的还在吗？”

王团长眼睛瞪大了：“他是我们副军长，怎么不认识啊！你们熟悉。”

父亲说：“我们团打固城时，他是二营营长，我是三营八连连长。当时加强他们营，腿部受了伤”。父亲拉开裤腿，一道褐色的伤疤在他腿肚子上。

王团长肃然起敬：“老领导，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吧。”

父亲说：“你让他回避一下。”

王团长示意身边的人离开，然后单独与父亲说话。

很久，王团长拿着父亲那个包着驳壳枪的包包走出门，对父亲说：“你放心，我一定交给曹副军长。”

父亲得眼睛红额，他叮嘱：“你交给他保管，等形势安定了，再还给我。我有用。”

那一阵父亲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估计是在布置后事。

七

很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到处是新名词。平反、冤假错案、搞活经济、万元户……有一天，翟书记突然来到家里看望父亲。赋闲很久的他，再次官复原职。到市里当副市长。

问了问身体，谈了谈战友们的近况，临走时他问道：“你还记得张嘎子吗？”

父亲愣了一下，思索很久，问道：“是那个被我们镇压的伪军小队长吧？”

翟书记：“对！就是这个人。他的案子是不是应该重审啊？”

父亲这次愣的时间更长，他问道：“为什么提起这件事了？他已经被镇压了。他是伪军小队长，带着鬼子‘扫荡’八路军，就这一个罪状，镇压没有问题。”

翟书记问：“你们枪毙他时，边上还有别人吗？”

父亲说：“没有别人，只要张大嘴和小墩子。对，后来还跑来一个妇女，一个孩子。”

翟书记说：“这就对了。当年那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了民营企业家。年产上亿元，是全市的典型。叫张油子，最近要进政协当常委。这样一来，他父亲被镇压，究竟是不是汉奸，就有关联了。”

父亲非常生气：汉奸就是汉奸！汉奸崽子也会成为汉奸。还当什么政协常委？这真是怪事了。

翟书记语重心长的说：“老李啊！现在是一心一意搞经济，阶级斗争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父亲大声说：“不能平反！”

翟书记说：“前一阵离开县里，他还找过我，说要来找你呢。”

父亲横眉立目说：“找我干什么。我把我的驳壳枪找回来，他要翻案，我一枪毙了他。”

翟书记说：“不！不！他说来看望你，还要给你带一些山珍海味和土特产。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他想与你和解。我估摸着是不想让你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影响不好。”

父亲冷笑了一声说：“你是不是被收买了。过去被敌人收买，也是可以枪毙的。”

翟书记大笑：“你还是这么认死理。岁数越大越固执。我也快退休了。钱没有用了，我还能被收买？”

翟书记走后，父亲发呆，坐了很久，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驳壳枪呢！我的驳壳枪呢！”

母亲念叨着：“糊涂了！糊涂了。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病吧。我去找你的医疗本。”说着去拉抽屉。

父亲挥挥手：“你不懂！你不懂。鬼子到了南河沿，我们要准备战斗。”

此后几天，他呆呆坐着，眼睛瞅着门外的远方，青纱帐没有了，枪炮声也熄灭了。他的回忆没有出路，他的战斗没有归期。

八

一个月后，杨大嘴风尘仆仆来到我家，他背着一个编织袋大包，看看露出的角角，是一摞子羊皮。好像做生意路过。

父亲赶紧把他让到屋里，让母亲给他做饭。问道：“你这是贩卖皮货呢？”

杨大嘴说：“我去内蒙贩卖皮货，这次时间很长，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也许不回来了。”

父亲知道他有老伴和孩子，对于他说得“不回来开了”很惊讶：“为什么不回来了？”

杨大嘴小声说：“现在村里坏人掌权了！”

父亲瞪大了眼睛：“真的？”

杨大嘴咬着牙：“没错！另外，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年咱们区游击队在北宗村遭伏击，一次死了十一个人，就是汉奸小队长张嘎子给鬼子报的信儿。你忘了抗战胜利后，我复员回村，你给我布置任务，我就把这件事弄明白了。”

父亲问：“有新情况吗？”

杨大嘴说：“前一阵分田承包，全村吵的乱七八糟。都想占便宜。杨混子的老婆，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去闹事，先闹到村里，又闹到乡了，要把村西那片最好的二百亩地都要了。”

父亲说：“那些地，土改时，都已经平分了。现在又要退回？”

杨大嘴说：“坏人势力很大，能不能要回去不好说。据说，县里规定，解放前的土地问题一律不受理。也不知是真的假的？”

父亲眼睛瞪大，看着杨大嘴。

杨大嘴接着说：“在乡里闹事的时候，遇到了副乡长，他是王树藩的儿子。他就问怎么回事。疯疯癫癫的老太太说，这二百亩地，是她家张嘎子用性命换来的。他报告了秘密消息，皇军给了500块大洋，地是用大洋买的。王树藩的儿子当时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子。后来，老太太被他赶来的儿子劝回去了。据说他儿子在县里当了干部。”

父亲长叹一声：“果然与我判断的一样！”

杨大嘴问：“你的驳壳枪还在吗？我们可能要用。”

父亲说：“早就交给我们原部队保管了。”

杨大嘴说：“要找回来！”说完，看看门外，有些紧张地说：“我走了，过一阵儿我再来。”说完，背起口袋就匆匆离开了我家。

杨大嘴走后，父亲匆忙收拾东西，说要出门。母亲劝他：“这么大岁数了，乱跑啥？不能去了。”

父亲说：“我去部队，找我的驳壳枪，我是让曹营长保存的。”

母亲坚决不让他去。说这老头肯定是脑子出了问题。这都什么年代了。人家都想法发财致富，你还要去找枪。地主富农、汉奸闹事儿，你管得了吗？上级都不管了，你去管？

下午母亲去买菜的时候，父亲竟然带着他的残废军人证和一条毛巾偷偷地溜出家，直接去了火车站。待家人发现，出去找，早就没了踪影。后来，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也派出人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

就在大家焦急的时候，太原的一个派出所打来电话，让去接人。从电话中得知，父亲在下火车后，摔了一下，昏迷不醒，现在住在医院里。单位得知后，很给力。老八路、老领导出了事儿，是大事，他们赶紧派了一辆轿子车，带上医生去接人。

当我见到父亲时，他已经躺在我们市里的危重病房里，弥留之际，医生让我们去见最后一面。我和弟兄们进去，看到父亲消瘦的面庞和满脸的胡子拉碴。当年凶狠的游击队长与现在的危重病人判若二人。我强忍着悲痛，问父亲“还有什么事儿要交代吗？”

问了几次后，昏迷的父亲好像清醒了一点。他手微微动了一下，翕动着嘴唇，说了两个字：“……找枪……”

我怕听错了，把耳朵凑近他嘴边，再次追问：“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昏迷的父亲回答：“……找枪……”说着，他手还动了一下，做了一个搂扳机的姿势。

我眼泪模糊了，强忍着悲痛，对父亲说：你放心，我会找到的。我知道，父亲对汉奸的仇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仍然不能释怀。

父亲听完了我的话，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

我离开病房，走出去，门外站了很多人：亲友、同事，单位领导。他们问我：“李段长最后说什么了？”

我淡淡地说：“没说什么？”我知道，没有经过这段儿历史的人，完全不理解这是什么一回事儿。如果我告诉他们，他们八成会觉得我父亲最后在说胡话。

…………

追悼会开始前，我与站在灵堂前的翟书记、小胖墩、杨大嘴说了父亲的遗言。

翟书记说：“应该把驳壳枪找回来，放到市里的革命纪念馆，提醒后人。”

当了粮食局长，刚刚退休的小胖墩说：“社会发生了很大变革，我们要适应。”

杨大嘴恶狠狠地说：“驳壳枪要找回来，我没准儿要用一下。”

……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我看过无数的纪念馆、博物馆、军史馆，始终没有找到父亲那把闪着蓝色光辉的、大张着机头的、尾号为22Y20的驳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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