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引出我家的抗战故事

谭烈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值得好好纪念的时候，我家里参加过抗战的亲人都已故去，而他们的精神却一直伴随我的成长。

从一张照片引出的故事

我长期从事地方志和北京抗战史研究，这张照片我一直就有收藏，2012年我写了《抗日民主政府设在我们家》，在报刊发表，随即，门头沟区博物馆、房山区史志办、北京党史研究会刘岳会长都将这幅照片发我，谈及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联系。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战地记者罗光达，显示为1939年拍摄，而那时设在我们家的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已经被日侵略军烧毁，因此，我没有把这张照片与我家联系在一起。而无意中，我将这张照片，拿给我的伯父谭桂秋看，他激动地难以自制，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家，顺手画出了房子的结构与布局，他参加革命前一直住在这里，我不得不认同这就是我家。此时我也意识到，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称谓“宛平县政府”并挂上大牌子、设有专门办公地点的只有门头沟斋堂镇的万源裕，后来的中共宛平县政府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为“游击政府”，这张照片就与我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为什么标为1939年，我已无法考证。恰逢今年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也有必要就将我家的抗战故事梳理一下，也是告慰我的亲人，作为最好的纪念。

日寇的铁蹄毁掉了百年家业

我的祖籍是门头沟区斋堂镇西胡林村，也就是当年的平西地区，大约在清朝中叶，祖上在村里开了个骡马店，开始经商，《西胡林村志》记载：“谭家清朝年间靠种麻起家，随后经商，是斋堂川的名门望族。谭家从清代中叶开始经商，开始是利用通往河北、山西的必经之路，在村头做些小买卖，以满足来往商人、脚夫的歇脚，几经发展开起了两个商铺，进而在斋堂镇开设商号，包括‘万源裕’等，专门经营山货贸易，把斋堂川的核桃、杏仁，运到北京、天津，进而还打通了通往日本和欧洲的市场。”进入民国时期，产业越来越大，在北京、天津有商号、有股份，在海淀、大兴南苑、口外都置了田产。祖上有句名言：“肩头有力三窝两口，心头有力十窝八口”，意思是靠肩头的力量只能养活“三窝两口”人，内在有能力能养活“十窝八口”人，到我祖父这辈都送到京城读书，以增强“心头”的力量。

1937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7月30日，平津沦陷，日军喊出“三个月亡华”狂言。侵华日军以主力3 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口，卫立煌率国民政府第十四集团军三个师前往南口增援，经斋堂、青白口及镇边城一线北进，在髽鬏山一线与侵华日军展开激战。当地民众倾力帮助卫部抗击日军，呈同仇敌忾之势，我家的万源裕商号首当其冲，不仅捐出了大量钱财、粮食，还将当地运送支援前线物资的任务承担起来，在运往前线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我家的几十头牲口，我的祖父和几个伯父、商号的掌柜及伙计们都加入了支前的行列，并直接赶着牲口到最前线。随着战事的失利，商号赖以运送商业物资的牲口未能返回，使谭家的元气大伤。日本侵略军占据平津后，谭家的商号、货栈也受到摧残，靠经营山货的路径几乎斩断，谭家已经无法经商，甚至生存都成了奢望。

毁家纾国难

在斋堂川，当时影响最大的是灵水村的谭体仁，这可是亦邪亦正的人物，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在斋堂川兴办现代教育，培养一大批文人志士。他先任国民政府宛平县八区区长，在抗日烽火中临危受命，被委任为宛平县县长，而对于八路军挺进斋堂川一再阻挠，而我的祖上与谭体仁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斋堂川有“谭体仁的权，谭禹九的钱”的说法，曾一直战斗在平西、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史梦兰在回忆录《平西儿女》中写道：“谭家曾是谭体仁的财政支柱”。谭禹九是我的二祖父，是当时谭家实际的当家人。这本书留下了这样文字：谭禹九“逃往天津去了，几个子弟留下，后来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我的这些前辈们是怎么参加抗日工作的呢？

我祖父名谭观印，号子玉，在他们的兄弟中排行老三，毕业于中国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被委任为河北省滦县县长，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赴任，一直赋闲在家，听说手头有把随时把玩的扇子，扇面上有他自己书写的“日出三竿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我家门前的影壁上他用英文写诗文，村口的大墙上是他书写的三尺高的大字“物华天宝”，也许都是在附庸风雅，而随着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大地，一切都变了。

当时斋堂川有名的商号是我家开的万源裕，前后两进院，坐南朝北，院内是西三间，东三间，南房两间，北房两间，西房还有两间耳房。二门外还有三间房。占地有200-300平方米，日本侵略军来了，商号只能惨淡经营，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进驻斋堂后，我祖父谭观印和他的四弟谭观琳、五弟谭观本都积极投身于抗日中，当得知要建立抗日政府，找到有亲戚关系的宛平县抗日救国会主任魏国元，提出将万源裕商号腾出来，作为抗日县政府用房。双方一拍即合，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宛平县政府，在万源裕的大门上挂上了牌子，“宛平县政府”这5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就是出自我祖父谭观印之手。据我的伯父早年回忆：“魏国元说，子玉（谭观印）是斋堂川的大文化人，西胡林村口的‘物华天宝’四个大字，是神来之笔，宛平县政府牌子的字，只有子玉来写”。当时万源裕的大掌柜是火村的李万水，他找木匠刨了一块木板见新后，拿给我的祖父谭观印，他也没画格，提笔就写，魏国元在一旁还开玩笑说别写错字。

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就是魏国元，住进了县政府的大院，他没有住进正房，而是选在了西房。县政府下设：庶务科、财政科、宣传科、教育科、司法科等，都在院子里办公。县政府以原宛平县的七、八两区为基础，创建了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共宛平县政权正式建制，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标志，民主政府建立后，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交公粮、做军鞋、出民夫、抬担架、动员参军、发展教育，做好八路军的后勤工作，积极支援前线作战，在建立和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辖域内各村农会大部分在这个时期建立了起来。动员武装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不仅建立了1200多人的游击队，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3000多名战士。地方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党员发展到500人左右，在70户以上的大村中，大都建立了党支部。平西根据地由斋堂地区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同年5月，宋(时轮)支队进入斋堂川，与邓华支队会合，组建了八路军第四纵队，斋堂川成为了晋察冀边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在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两个月后，第二任县长就是曾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2007年我采访他时，当我说到我的家人时，这位老人非常兴奋。

也就是这次采访，我得知，我二祖父谭禹九的儿子谭桂旺曾

担任过他的庶务科长，一直跟随焦县长出生入死，很长一段时间掌管县政府的抗日经费。一次日伪军突袭，他把钱和作为抗战专用的物资（注：大烟土）顶在头上过涨水的拒马河，人被冲走，还紧紧地抱着钱袋子，被救起后，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钱袋子不放，留下了“舍命不舍财”的“故事”，他说过：“这是抗日的钱，比我的性命重要”。后来，他作为“北上”干部，派到包头市，任商业局局长，级别定为13级。需要说一句的是谭禹九在天津，也绝不给日伪做事，始终保持着民族气节。

日伪踏进斋堂川后，施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平西儿女》记载：“日寇确实进到了斋堂，军响村的谭怀耕（锡田）打白旗做了汉奸，由他指点，斋堂烧了三处房子：东斋堂的‘万源裕’一处，这原是西胡林村谭禹九家的一个商号，昌宛县（应为宛平县）抗日政府住在这里”。日伪军占领斋堂川后，施行疯狂的“三光”政策，烧毁的第一处房子就是曾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万源裕大院，还向院子里扔了手雷，连砖石垒砌墙壁都被炸毁，《北京市门头沟区志》记载“1938年9月，房屋被日军烧毁。后来在原址新建南北房，东西房仅存地基”。与此同时，10里开外地处西胡林村谭家百年置办的成片房产也都付之一炬，还扔了炸弹，很多房子都夷为平地，时至今日，还能看到当年经历过摧残的痕迹，但谭家人抗战到底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

板荡见忠诚

我的四祖父谭观琳英语、日语都略有精通，被组织派到日伪控制的斋堂据点，担负搜集情报的工作，《西胡林村志》记载：“谭观琳，西胡林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曾被党组织派到日军的汉奸组织“新民会”，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谭观琳把日伪在斋堂据点的一举一动都及时地传递出去。在《斋堂镇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林字台伏击战 1943 年春，昌宛房县大队接到沿河城据点一大批日本军官要进入斋堂据点的线报，连夜赶到林字台，把队伍埋伏到公路两旁的山上。翌日拂晓，敌军官分乘2 辆卡车从沿河城方向驶进埋伏圈。事先埋下的地雷把卡车炸翻在路边的水沟里。有十余敌人被当场炸死，七八人被炸伤。待斋堂据点敌人接应救援前，游击队及时撤出了战斗。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军官20 余人。”还有1945年4月在门头沟地区较为有影响的“王家河滩战斗”，晋察冀八路军七团在斋堂村东王家河滩的伏击战，“共击毙日军40余人，伪军10余人，镇村（日军中队长）被击毙，缴获山炮一门、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支、望远镜一架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些情报就出自于谭观琳之手，因为有他这样的内线，敌人的任何行动，都被我军及时掌握。在后来那个特殊年代，他也被扣上汉奸的帽子，被开除党籍，后来，几位平西的革命老人出面作证，不仅使他恢复了党籍，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定在了1940年。

谭观本是我的五祖父，就是那个赶着牲口带着“万源裕”的伙计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往髽鬏山运送物资的领头人，他的离休证是这样标注的，原为“1948年11月，更改为1938年9月”，

他在抗战之初，就任西胡林村副村长兼粮秣委员，《西胡林村志》记载“抗战期间，谭家带头交公粮，捐款捐物支援抗战。”那时候负责村里粮秣支援抗战这项工作的就是谭观本，《平西儿女》有这样的记载：“平西人民在极度困难情况下，宁可自己不吃，也千方百计拿出一点粮食给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最难干的事就是粮秣委员，几乎家家户户都缺衣少食，还要拿出钱粮支援抗战，《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记载“抗战时期西胡林百姓无私支援八路军抗战，积极交公粮，做军鞋。每年交公粮4万斤，400双军鞋”，谭观本就是负责交公粮、做军鞋的工作，首先带领谭家，把能够拿出的粮食、钱财都倾囊献出，谭家曾经的大户人家，一段时间就是靠野菜充饥，正赶上我祖母生孩子，也就是我姑姑出生，既无奶，也无粮，没几天就失去了生命，每每说到这些，我祖母都会泣不成声。

谭桂秋是我的伯父，15岁就跟随中共涿县县长石明金（初任宛平县政府军用代办所所长）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因为个子小，配枪是一支马枪，一直坚持在房涞涿从事对敌斗争，1945年日本投降后，门头沟、房山面临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有一部分人投降，有一部分人脱离了革命队伍，谭桂秋一直坚守信仰，与著名烈士马文亮一起开展扩军工作，马文亮被敌人抓到后，用大锅煮了，是他率队找到烈士的尸骨，并亲手收殓，送回到烈士的家乡，后又组织和带领区小队为烈士报仇。1946年组织派他和王达两人接管房山煤矿（时称裕民煤矿），接管的第二天就迎来了一批“白箍（还乡团）”侵扰，他凭借着一把马枪，打退了敌人，留下了赫赫威名，上级组织还奖励了他一支短枪。他一面在矿上组织生产，一面在区里开展对敌斗争，在险恶处境中一直坚持到新中国的成立。

我父亲名谭桂春，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回老家去上坟，碰见一位老人，和他打招呼：“团长回来啦！”我感到很惊奇，才得知，我的父亲还有当儿童团长的经历。

在八年艰苦岁月中，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的亲人们，创造了不朽的光辉业绩，我回顾我家的历史，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八十年了，我的很多可歌可泣的亲人已经作古，但是他们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业绩，无愧于“平西儿女”的荣光，永远是我的精神财富。